37.《鬻子》是实录
《鬻子》一书系鬻熊所撰,书已亡佚,书名早见于刘向《别录》。班固《汉书·艺文志》的道家类别有《鬻子》22篇,注云:“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封为楚祖。师古曰:鬻,弋六反。”另有小说家《鬻子说》19篇。注云:“后世所加。”《隋书·志第二十九》,《经籍三》先列儒62部,再列道78部,在道部中首列《鬻子》一卷。注云:“周文王师,鬻熊撰。”接着列《老子·道德经》二卷。
《艺文志》对道家的解释是:“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班固将《鬻子》列入道家,以为出于史官,记录古今成败、祸福的道理,作君王治国的理论根据,实是楚国历史之一。
《鬻子》之“子”与《孟子》之“子”一样,子是男子的通称。孟子,名轲,孟轲所作的书,总称为《孟子》;《鬻子》为楚人鬻熊所作,总称为《鬻子》。当然,也不排除是鬻熊的子弟或后裔的追记,甚至还有后人加补的人名、地名,以及辗转抄传的注释,而混为正文。再则,《鬻子》一书的内容在出土的竹帛中尚未发现,致使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在研究楚史中,古籍现存极其稀少,除伪存真,仍有很高的价值。
《鬻子》保存着老、庄、孔、孟的仁、义、忠、信、道等哲学的原始形态,是治国安邦的原始理论。说明楚国早有这些理论和灿烂的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后世。
二三十年来,大批的文物出土,很多器物、人名、地名都不见经传,说明我国所存在的古文献残缺太多。尤其是二三千年前的楚国,被认为是南蛮,文献更稀少,我们应珍惜这些文化遗产。《鬻子》一书自汉刘向开始整理,班固裁之,隋《经籍志》、《崇文总目》继之,《钦定四库全书》还载其内容。《列子》、贾谊《新书》、《群书治要》、《艺文类聚》、逄行圭《鬻子》、马聪《意林》和《太平御览》以及《全上古三代文》等,皆有所收录。但时代久远,不可能存在原著的书,就是著名的《尚书》,至今还有古今本之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德道经》就与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老子》不同。汉代刘向整理《晏子》时,曾指出:“此文颇不合经术,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这种认真的态度,是值得我们继承的。
5 000年的中华民族,幸存《尚书》、《诗经》,才能证明我们的祖先不是从黑海迁徙来的。3 000多年的楚国如果没有《鬻子》,那么怎样证明楚族不是从东南亚迁来的?全盘否定自己的国粹,会使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不可不引以为戒。
不幸的事却出现在近代的疑古派,他们否定了《鬻子》一书,始于清代纪昀的《四库全书·鬻子提要》[5],他先引用《鬻子》一书,断章取义,妄加批评:“皆黄老清静之说,与今本不类”;“疑即小说家之鬻子”;“时代殊不相及”;“似乎六朝之末尚无契约本”;“或唐以来好事者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赝本,亦未可知”;“岂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篇名冗赘,古无此体”;“词意肤浅,决非三代旧文”……[6]从而否定了《鬻子》一书。而《文心雕龙·诸子》原文则是:《鬻子》“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伐所记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于兹”。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公元466—538年),山东人,寄居江苏镇江,笃志读书,家贫不婚,专心整理佛经,后出家为僧。《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刘梁之间(约公元501年),是我国两千年来文学作品中值得自豪的杰作,早在9世纪就流传海外。明清研究《文心雕龙》的专著,如雨后春笋,其文学理论上的成就和对古文历史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刘勰这一段话仅40多字,肯定了《鬻子》5个方面:①鬻熊等篇述上古遗事,为《鬻子》一书;②《鬻子》内容是记载上古战伐遗事;③鬻熊知晓“道”术,备周文王咨询;④鬻熊将所知的余文遗事录为《鬻子》;⑤《鬻子》是《诸子》的肇始者。这些文字记载用辞肯定,丝毫没有模棱两可的双关语气,好像是亲见《鬻子》书一样,正与唐代逄行圭《进鬻子表》所云相同,“《鬻子》为诸子之首,文王则圣德之宗,(鬻)熊既文王之师,书乃政教之体”。
逄行圭《进鬻子表》在公元653年,后刘勰卒年(公元538年)仅115年,而早唐宰相魏征卒岁(公元643年)有10年,三人肯定《鬻子》的时间仅相隔百年,可能他们三人所见的《鬻子》是同一内容而不同抄本。文字的差异可说明:刘勰所云百抄本的提纲挈领;魏征的《群书治要·鬻子》是抄本经过编纂了的论文;逄行圭所进的《鬻子》是“家传儒表”的原来形式,“虽篇轴残缺,提举犹备”,正是纪昀等鸿儒所云的“观其标题甲乙,故为佚脱错乱之状”。
又《文心雕龙·诸子》云:“暴秦烈火,势炎昆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逮汉成留思,子政雠校,于是《七略》芬菲,九流鳞萃,杀青所编,百有八十余家矣。”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秦始皇焚书,火势很大很广,却没有涉及诸子。到了汉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重视古籍,命令刘向整理校勘,于是写成《七略》,记载各种有价值的书籍,九种学派的杰作都被收集了,到书目编成时,共有180多家了。《鬻子》是子书中第1部,没有被烧,或有所散遗,经刘向整理也会保存下来。《汉书·艺文志》不仅只列书目,原文学经过刘向整理;600年后《隋书·经籍志三》列道家78部,仍首列《鬻子》1卷。但是,古时的书籍多写在绢帛或竹简上[7],易燃易腐,不便保存和运输;并且在千年漫长的岁月中,经过无数学者阅读、批注、补删、转抄,以致面貌全非了,可能就是逄行圭所进《鬻子》的抄本。因此,他在《原序》中也说,“遭秦暴乱,书纪略尽,《鬻子》虽不预焚烧,编帙由此残缺”,这种实录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我们退一万步来说,逄行圭为升官发财伪撰《鬻子》,怎敢大胆地将伪品呈上唐高宗李治御览,还在《进表》中说“臣家传儒表”、“天威咫尺,神魄震惊,谨上表以闻”等语。他假若是伪作,即有“欺君之罪”,必有杀身之祸,甚至“株连九族”,他都不考虑吗?因此,笔者认为,逄行圭所进的《鬻子》是真抄本,不会是伪撰。(www.xing528.com)
再有一实例,证明《鬻子》是实录。
1996—2002年的《夏周商断代工程》,集中全国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在北京研究“三代工程”,动员了全国天文、地理、历史、考古、金石、文字、文献等专家200多人,得出:
公元前2070—前1600年为夏代的纪年,共17世,经历470年。公元前1600—前1046年为商代的纪年,经历554年。
《鬻子》:“汤之治天下也……得7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在下治27世,积岁576岁至纣。”
“三代工程”专家组还查阅了我国现存的古代文献,记录商代积年的文字有:
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汤灭夏,以至于受,29王,用岁496年。”前《正义》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773年,更不徙都,其相缪戾如此。”(同为一书,所引相隔277年,说明不可靠。)
《孟子·尽心下》: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这一节孟夫子亲口所说的实录,说明3条事实:
(1)帝尧至于汤有500余年。尧大约生于公元前22世纪,其间经过帝舜、夏禹至于前17世纪的汤,约500年。这是举其概数而言。汤至于文王的年代据“三代工程”核定的年代是:约公元前1600—前1057年;文王卒于公元前1057年,至孔子出生时前551年,也是500多年。
(2)时代的年数只有当代的人“见而知之”,下一代的人都是听说的。
(3)“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文王至孔子的年代,而“闻而知之”商汤的年代。另据《史记·周本纪》:西伯(文王)善养老,“太颠、闳夭、敬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鬻熊与散宜生是同时的人。又有鬻子年九十见文王的记载,都证明鬻熊对商汤的年代是“闻而知之”实录下来的,不是抄袭或伪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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