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上海市
上海市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海港，中央直辖市，被誉为“东方明珠”。它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间，长江南部入海口。城市与江苏、浙江两省相邻，东临东海。2010年，常住人口为2 301.91万。市行政区划有中心城区的黄浦、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八个区；郊区的宝山、嘉定、浦东、金山、松江、青浦、奉贤7个区和崇明县。全属长江流域，土地面积有6 340平方公里，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4%。全境地为冲积平原，仅西南有佘山等火山岩丘。郊区河港密布，黄浦江、吴淞江（苏州河）流贯市内，是太湖主要泄水道和航运要道。
上海建置：唐属华亭县，宋始设上海镇。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设上海县，鸦片战争后辟为商埠，1928年设上海特别市，1930年改为上海市至今。上海市是我国最繁荣的新兴城市，也是古老的汉民族聚集点之一。据《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109]指出：
崧泽村位于上海市青浦县境内，东距北于公5公里，南距佘山7公里。崧泽村地势低平，海拔仅3.03米；地下水位很高。1957年，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比嘉兴马家滨文化稍晚。其绝对年代，经用C14测定，并经树轮校对年代，距今5 985±140年。
石器常见斧、凿等；陶器丰富，除常见鼎、豆、罐、壶、盆以外，尚有杯、觚、钵、匝、澄滤器、碗、盏、勺等。陶器的制作技术，在泥条盘筑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慢轮修整，晚期还个别出现轮制，器壁匀称，器形规整。烧制技术已较熟练地使用还原火烧成的方法，使陶器除炊器以外，都以灰、黑陶为主。玉器有较多发现，主要形制为条形和半璧形璜，也有镯、璧、环等；农作物分籼稻和粳稻两种，属人工培植的水稻；遗物中动物骨骼极多，种类有蚌、蛤、青鱼、乌龟、梅花鹿、四不像、獐、猪、狗、牛等。说明农业生产上虽然已经种植水稻，但畜牧和渔猎在和平活动中仍占很大的比重。
青浦：只是上海市的一个郊区县，虽然新石器时代就有古人居住，不能说明上海市开发很早，因为当时长江的入海口在今上海西的扬州。青浦只是长江入海口外的一个岛屿，它建置县的时间还晚于上海县约300年。据乾隆《青浦县志》云：“青浦故由拳地，由拳沦为谷水，而谷水即今湖，湖之属于青邑者，东、北、南三面皆是。”说明青邑三面临水，地势低洼，以致“地多茺，税多逋”，明正德年间松江知府喻时曾有分设新县之议，未果。至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四月，依巡抚都御史夏邦谟、巡按御史舒汀之奏，始析华亭县北境地的集贤、华亭两乡弱半之地，和上海县西北境的海隅、北亭及新港督乡之半，凡五乡九保之地立青浦县，置县治于青龙镇。
上海县建制虽比青浦县早300多年，但其发展也是坎坷的，经过几次劫难。上海自元代建县后，仍是长江口一片水网陆地，紧临东海，常遭倭寇和海盗的侵扰，为了保障安全，于1553年始建城墙，城周9里，直径约3里，高24尺，设6门，城外围以壕沟，长1 500余丈，广6丈，深1.7丈。壕沟环抱城外，接通潮流。1860年（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太平军由松江会师泗泾、九亭，是时李鸿章淮军坐镇上海城，在城外郊区及青浦、嘉定首告大捷，保护了租界。
上海市古称沪渎，简称为沪，如沪杭涌铁路；又是战国时楚春申君的领地，简称申，如《申报》等。再者，既名上海，必有下海。
探索这些名称的由来就可以了解上海的古代史。
沪：南北朝梁简文帝《吴郡石象碑记》最先指出：“吴郡娄邑界，松江之下，号曰沪渎”；唐代皮日休有《吴中喜雨》诗：“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110]；《吴郡图经续记》云：“松江东曳海曰沪渎，亦曰沪海”。沪渎、沪海合称“沪渎海”，“沪渎海”即华亭海。[111]
申：指战国时楚令尹黄歇封为春申君。是楚公室后裔。初事楚顷襄王，为左徒，使秦时上书与楚和。公元前272年侍楚太子熊元入秦为人质，9年后随使太子潜返，接楚顷襄王位，而为楚考烈王。以黄歇为令尹，封淮北江县。公元前248年政为江东，在吴城废墟上（今苏州），重建封邑。并兴筑宫殿、粮仓，开挖渠道、运河。其东申江始有生机。故上海简称为申。
下海：北宋人郏禀《水利书》已提到吴淞江自小来浦至海口有大浦一十八条，中有上海、下海两浦，说明浦名远在镇名前，下海浦在今杨树浦西、昆明路、海门路一带，有下海庙遗迹。上海浦历来考证认为在今十六浦对岸，是同华漕达、里濂湮相平行的东西河道。绍熙《云间志》谓：“上海浦在县（指华亭县）东北九十里。”弘治《上海志》谓：“上海浦在今县治（指今南市上海旧城区）东。”万历《上海县志》谓：“上海浦即大黄浦下流合江处。”[112]1999年举行的“上海建城年代论证会”上，详细讨论的上海建制问题得到了共识：“上海从一个上海浦边的小村落，逐步发展起来，建立上海务、上海市舶司直司直至南宋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建上海镇，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建立上海县。”[113]自建县至今，仅700多年，是我国大城市中最年轻的城市，也是现代化发展最快的城市。
上海最先跨入现代化，应从《南京条约》开始。这个不平等条约，本来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对上海来说，却是最先接触欧美的现代化文化。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派耆英、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兵船“汉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共13款。其主要内容有：①割让香港；②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江岸；③赔款2 100万元；④中国的海关税率由中英两国协定；⑤英商人在各通商口岸自由贸易，不受限制。
租界的形成，主要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成性所造成的。清政府腐败、闭关自守，科学技术、军事和外交落后，四地内战绵延，各方依附外国势力，与其也不无关系。
有了租界后，太平军占领南京定为天京，集中兵力准备讨伐，1860年5月17日太平军由松江会师泗泾、九亭，集师曾家桥。而李鸿章[114]率领淮军阻止太平军，并获大胜。上海免于战火。[115]
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兴起，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华仑策动盛宣怀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上海领事签订《中外互保协定》，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流域和苏州、杭州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又使上海免于兵燹。1911年，武昌革命党人起义，占领武昌、汉口、汉阳，2个多月里全国有十几个省宣布独立。同年12月，孙中山经17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末代皇帝傅仪被迫宣告退位，结束了清王朝统治中国268年的专政，同时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而成为亚洲第一个成立的民主共和国。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上海又免于兵燹，并且因此而拆除了束缚上海发展的老城墙，这座城墙总共存在357年。现在进入新世纪，上海正蓬勃地向现代化大都市发展，城墙的痕迹完全不存在了，现以几张老照片来反映老上海。
证明上海进步和发展的实物还有白渡桥。白渡桥是苏州河注入黄浦江口上的一座铁桥，这座铁桥是外国人于1901年全部用钢材和铆钉衔接的大桥，横跨苏州河，桥体与黄浦江平行，大致东西向，连接两岸，便于过往行人。桥北有一约20层的高楼，原为美国新闻处，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最高筑建。[116]
桥下的苏州河进入上海境内的50公里的河段，由西向东横穿上海市区，既排水，又排污，河水“黑臭”闻名于世，曾有人喻为“从染缸里捞出的一匹黑布”。[117]现在此河中已经不再飘浮垃圾，河水已经由黑臭变为灰黄色了，河中常有小船驰过。据说，上海市政府计划以上百亿的资金来治理苏州河。
租界的设立，是我国接受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的具体表现和恶果。上海最先成立英租界，清政府逐步让权和帝国主义的筑路又扩大了租界的范围。租界的形成、发展和消亡，是我国近代百年耻辱史！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不平等条约冲击了清廷的闭关自守，也引起了辛亥革命，促使全国人民普遍觉醒，尤其是对上海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854年，上海道台公布了一个《地皮章程》。根据这个章程，英国侵略者可以到洋泾浜（现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现北京东路）以南这一带地区，将其作为英国人的居留区，准许他们按一定手续租赁土地、建屋居住，还颁布了外人居留应遵守的法令。就这样，英国人居留地的南界与北界划定，东面是黄浦江；次年再议定西边至界路（现河南中路）为止。这块地方的面积约为830亩。这就是最早的英租界。1848年，上海道台麟桂同意将西界扩展到泥城滨（现西藏中路）北面，从李家庄延伸至苏州河南岸，比原来面积增加2倍多，达到2 820亩。
1848年，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在上海虹口地区擅自广置土地，建造教堂，并设码头船坞和酒吧间，造成美租界的既成事实。
1863年，太平军进入上海，英美两租界合并管理，美领事熙华德迫使上海道台议定美租界的界址：两面从泥城浜对岸西藏路的南端起，向东北斜伸到老靶子路（现武进路），再向东划一直线到杨树浦高郎桥为止，这样，苏州河北岸便成为“美租界”。同年9月，英、美两租界合并，称为“公共租界”。至1893年，清政府与美领事派员实地勘察，树立界碑，界内面积已扩充为7 856亩，加上苏州河南岸的英租界的所谓公共租界，总面积达10 676亩。
1848年，法国驻上海领事与天主教传教士赵方济在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的地段内租赁房屋，设立领事馆，次年上海道台麟桂公告规定：南至护城河（现人民路），北至洋泾滨（现延安东路），东至潮州会馆（现龙潭路），沿黄浦江至洋泾滨东角，西至关帝庙褚家桥（现西藏路附近），为“法租界”。全部面积共986亩。1861年，清政府把十六铺新开河一带138亩土地扩充为法租界，使其总面积达到1 124亩。
上海英、美、法租界共有面积不过11 800亩，以后扩张到十里洋场。从1860年起，为防止太平军进入租界，美国洋枪队华尔借口军事需要，在租界以外建筑“军路”。1860—1865年，公共租界越界所建的“军路”有新闸路、麦根路（现淮安路）、徐家汇路（后改名海格路，即现华山路）、极司非而路（现万航渡路）、吴淞路、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杨树浦路等7条。太平军战事结束后，至1866年，公共租界统治机构——工部局立即侵占这些道路，设立警岗，征收捐税，把这些地方看作租界的一部分。租界开始只住外国人，中国人不能迁入界内居住，即所谓的“华洋分居”。1853年，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城内富户纷纷迁入租界内；1860—1862年，太平军3次进攻上海，租界内的人口陡增到30—50万，打破“华洋分居”的局面，开始华洋杂居。
根据《地皮章程》，外国人不得设市政机构，只有“码头道路委员会”，该会由外国人推举侨民管理，其后由领事馆改变为“工部局”，法国为“公董局”。工部局和公董局名义上只管道路码头，而实质上是市政机构：占据租界内地皮，建造房屋出卖出租，征收苛捐杂税。仅以地税为例，1869年为13 000两银子，到1899年增至188 000多两银子。
同时，太平军时建筑的“军路”无限制地扩大，又建租界外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派克路（现黄河路）、马霍路（现黄陂北路）、坟山路（现龙门路）等。1890年前，越租界建路总计40华里。1899年，公共租界进一步扩大：西由西藏中路扩展到静安寺附近，东面由杨树浦扩展到顾家浜（现平凉路军工路交接处），扩充面积达22 827亩，连前合计33 503亩。
法国在扩展租界上也不甘落后。1860—1862年建徐家汇路后，1864年借口建公墓侵占租界外八仙桥附近农田60多亩为法国坟山（现改建淮海公园）。1865年，在周泾滨造桥恺白尔路（现金陵中路）；1889年，建八仙桥街（后改名爱尔格路，现为桃源路东段）；1892年，又伸展宁兴路（现宁海东路）和华格臬路（现宁海西路）；1900年，再扩大仙桥至重庆南路北段，其扩充面积为1 029亩，连前共计2 153亩。
1904年，工部局又筑北四川路、黄陆路（现黄渡路、江湾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工部局趁火打劫，将涌泉滨填塞，延长静安寺路；将柴长滨填塞，筑大西路（现延安西路）；将田鸡滨填塞，筑愚园路。自此，工部局还建有窦乐安路（现多伦路）、施高塔路（现山阴路）等6条越界马路。法国公董局于1901年建宝昌路（现淮海中路）等3条马路；1902年，建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等6条马路；1907—1914年，建全神父路（现瑞金二路）、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等20多条马路。其越界面积为13 001亩。
1924年，工部局借口军阀齐燮元与卢永祥为争夺上海，战争迫及郊区，又兴筑开纳路（现武定路），圈占沪西蒲西区境内纵横十余里地面，建凯旋路、林肯路（现天山路）等12条马路，另建欧嘉路（现海伦路）、钬思威路（现溧阳路）等10条，前后总计37条，长约150华里。
上海的兴盛，与历年建路有密切关系。建路都是由工务部和公董局负责。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的劳力和资金建成马路后的土地增值利润，全归外国人获得。前面已举有几例，现再举例如下：
英商业广地产公司先探知要建北四川路，先低价收购五六百亩，1926年将北四川路崇福里的88亩土地卖出时，每亩卖价达14 500两，得价款1 276 000两；1916年业广公司在溧阳路购地145亩，账面35万两，到1938年卖出时竟得价款500万两（内有房屋价值110万元）。
美商中国营业公司经理派克早1个月就得知修路消息，在愚园路（现乌鲁木齐到江苏路一段）以300—600两/亩的价格购地145亩，不到1年就涨到8 000—9 000两/亩，派克将购得的土地卖出一半，另一半建里弄住宅出卖，仅这一笔买卖即获暴利100多万两。
1914年10月4日，上海《中法新汇报》报道：建路前地皮100两/亩，建路后涨了10—20倍。这是指重庆南路以西到徐家汇建路区的地皮。另外，南昌路一块土地1910年值700两/亩，到1929年涨至12 000两/亩，到1932年淮海中路一带土地竟达52 000两/亩。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人民觉醒了，爆发空前的反帝运动，坚决反对界外建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部收回租界，结束了近百年的租界史。但是，这个世纪也是上海发展最快的世纪，由一个小县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都市。
这一个世纪也是我国政治最腐败的阶段，自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者强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经过百年混乱，伤权辱国，“知耻近乎勇”，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苦难过程。我国是一个古老的统一国家，四五千年来留下的封建的残渣余孽，阻碍时代的前进，鲁迅先生在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等中有所披露，但要改进就需要以革命的手段循序渐进地改革。
上海修“军路”，是在帝国主义的暴力下进行的。我们不赞成，反对！但是修路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手段，我们很难想象千万人的大城市没有纵横的大道和街巷，人们怎能交往？汉口建张公堤，没有张之洞的魄力也建不成。武昌第一次修中正路（现解放路），没有杨永泰的坚持，也是修不成的。因为筑堤修路必定会损坏一些农田，破坏“风水”，遭到反对和抵抗；新生事物随时代前进，但其发生、发展也要经过几次“阵痛”。筑堤、修路施工时最大的困难是，“风水被破坏”的观念，经常成为迁徙者反对的理由，几千年传下的风水，象征着“国泰民安”。每一个大城市的发展，都会遇到这样的阻碍。上海大面积地修路更是如此，好在背骂名的是洋鬼子，百年后受益的却是中国人民。
上海市与全国其他大都市比较，算不上历史文化名城。自上海建县（至元二十九年，即1292年）算起，至今不到1 000年，与国内大城市比较起来，只能算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但是，与国际大城市比较，比纽约、伦敦都早，如以松泽新石器时代算起，早有先民居聚，也可以算是历史文化名城。不过，从近一二百年发展的速度来看，应当是全国各大历史名城首屈一指的。
时代在前进，新生事物与时俱进、层出不穷。据相关媒体报道[118]，在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上，“如果从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的程度来看，上海居全国第一；以知识化、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上，仅次于北京，占第二位”[119]。如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北京相当于意大利，上海相当于葡萄牙，与英、美、德、法比较则相差甚远，还有待时日迎头赶上。
图14 老上海
【注释】
[1]补注：长江流域，是指长江干流和支流流经中国的青、藏、川、滇、渝等11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区域，是世界第三大流域，流域面积约为18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亿，流域内有丰富的资源。长江全长6 211.31公里。长江干流宜昌以上为上游，长4 504公里，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其中直门达至宜宾称金沙江，长3 464公里。宜宾至宜昌河段习称川江，长1 040公里。宜昌至湖口为中游，长955公里，流域面积68万平方公里。湖口以下至上海为下游，长938公里，流域面积12万平方公里。
[2]长江规划办公室统计资料，《长江志通讯》，1985年第1期。
[3]《诗经·周南·汉广》。
[4]新华社南京7月16日专电，《楚天都市报》，2002年7月17日。
[5]张文楹：《光明日报》，1995年7月19日（第9版）。
[6]齐国凡，徐瑞瑚，邓健如：二千万年中华橄榄木化石，《春秋》，1986年第2期。
[7]柳春鸣：地理形成和石器时期，《三峡史话》，中华书局，1997年。
[8]周国兴，胡承志：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再研究，《古脊椎动物与人类》，1979年第2期，第148—160页。
[9]郑昌琳：《楚国史编年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8页。
[10]见《后汉书·西南夷传》庄蹻与庄豪应为两人，入滇的时代不同（一为楚威王时，一为楚怀王时）。
[11]孙髯（公元？—1772年），陕西三元人，寄籍昆明。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不愿做官而隐居，以卜卦糊口，生活极其贫困。
[12]披襟，敞开衣襟；岸帻，掀起头巾。意谓态度洒脱，不受拘束。
[13]东指金马山，西指碧鸡山，北指蛇山（俗名长虫山），南指白鹤山。
[14]九夏，指九十天的夏季。
[15]汉习楼船，典出《史记·平准书》：汉“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楼船”。唐标铁柱，典出《新唐书·吐蕃列传上》：唐“九征毁絙夷城建铁柱于滇池”。宋挥玉斧，典出《续资治通鉴·宋纪》：宋太祖不准攻云南，以王斧画大渡口西曰，“此外非我有也”。元跨革囊，典出《元史·宪宗本纪》：忽必烈“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
[16]幕雨朝云，典出宋玉《高唐赋》：“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长江流域基本资料，《长江志通讯》1985年第1期。
[17]长江流域基本资料，《长江志通讯》1985年第1期。
[18]抗战时期我在重庆读大学，而家逃难湖北以西，每逢寒暑假回湘省亲，数次往返湘渝间，尤其是1944年12月间，日寇直捣独山，我从湖南洪江护送老母及弟妹往重庆，道路辗转，流民千万，抛尸弃物，比比皆是，日日夜夜充满惊慌、悲愤；在“文化大革命”时，因工作在贵阳小住半月，亲见文攻武卫，人民生活极其艰难。所述为亲身经历，未注引文。
[19]徐霞客（公元1586-1641年），江苏江阴人，明地理学家，书香门第，终生未仕，以远游为业，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驰骛数万里，踯躅三十年”，“一生心血，走笔成书”。全书60多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发行。
[20]此指瀑布内，崖的水帘洞门，洞深20余米，沿壁刻有“雪映川峡”四个大字。
[21]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22]长江流域基本资料，《长江志通讯》1985年第1期。
[23]为东晋常璩所著，他是四川崇庆人，入晋后移居建康，生卒年不明。曾任成汉散骑。
[24]1996年新华社重庆3月24日电，武汉各报转载。
[25]丁天锡：宜实地区文物简讯，《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第89页。
[26]详见前“黄果树瀑布”。
[27]熊达成：四川省水利建设简史，《长江水发展史》第5集。
[28]作者于1942年访问乐山武汉大学时，曾携酒探胜，从佛背后登佛顶，当时风大，引吭高歌，其喜洋洋者也。
[29]位于成都西郊苏坡彡金沙村，距有2 310年历史的老城只有5公里。
[30]推到3 000多年前，四川历史将再次重写，《长江日报》，2001年4月4日。
[31]《华阳国志·巴志》。
[32]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75年。
[33]参见前“巴蜀文化”注。
[34]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35]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山城重庆，《地理知识》，1976年第12期，第4页。
[36]1938年是抗日战争第二年，上海、南京失守，武汉撤退，笔者逃亡到重庆，进入永川“第三中山中学班”，继读南岸“武昌中华大学”。学业结束，工作于中央研究院，成家立业，赡养先母及弟妹们，先后居水巷子、黄桷垭、下浩、小什子、黄家垭、牛角沱、上清寺、山洞、江北、南温泉等处，直至抗战胜利回武汉，前后居住7年，素以重庆为我第二故乡，以下所述各地，均为亲临其境目睹，秉笔回忆，不再附注。
[37]笔者曾于1944—1945年居飞泉斜对岸河边的茅屋，楼下出门即河水，楼上居家，全家十几人避倭寇聚落于此，整天忧愁生计，无暇顾及风景。
[38]相传我国有三座涂山，其余是浙江绍兴的会稽山和安徽的当涂。
[39]笔者于1978年再游下浩，街巷变样，而石仍旧，尚能记忆，不致迷途。
[40]余玠（公元？—1253年），江西修水人，是抗蒙古军英雄。1242年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开府重庆，1252年击退蒙古军于嘉定，次年受冤自杀。(www.xing528.com)
[41]李白《下江陵》诗，下两句为：“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42]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与长江航务重庆分局合编：《长江三峡》，四川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7页和第35页注（二）。
[43]湖北省西陵峡岩崩调研处编：《长江西陵峡新滩岩崩区调研资料汇编》，1983年，第321页。
[44]《后汉书·和帝纪》。
[45]柳春鸣：《三峡史话》，中华书局，1997年。又据《楚天都市报》2001年12月23日报道，“巫山大庙龙骨坡发现的巫山猿人化石，距今约204万年之久，比我国已发现的云南元谋人化石要早30万年”。
[46]贾兰坡生于1907年，人类考古学专家，曾发现北京人头盖骨。今年已94岁高龄，4月患脑溢血住院。
[47]贾兰坡：长阳人化石及其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古脊椎运动学报》，1957年第3期，第247—258页。
[48]《重庆商报》报道，《武汉晨报》2002年12月22日转载。
[49]李白：《渡荆门送别》。荆门为荆门山，在宜都县西北50里，与虎牙山对峙，上合下开，即楚之西塞。（《水经注》）
[50]长江流域基本资料（一），《长江志通讯》，1995年第1期。
[51]高冠民：洞庭湖，《地理知识》，1974年第1期，第10页。
[5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53]周世荣：湖南出土的古代陶瓷及其重要意义，湖南省博物馆开馆30年《纪念文集》，第116页。
[54]席道合，徐小林，马跃华：株洲市博物馆：沅水下游旧石器第二次调查报告，《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第42页。
[55]新华社长沙1月11日（记者：明星、刘非小），《楚天都市报》，2003年1月12日。
[56]《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均有载，应是夏代的实况。夏代自公元前2070年始（三代工程）。约相当屈家岭文化晚期。
[57]唐文雅，叶学齐，杨宝亮：《湖北自然地理》，湖北人民出版，1979年，第151页。
[58]作者80多年来常乘船经过荆江，大江茫茫水天一线，亲自体会如此。
[59]《史记·楚世家》，周夷王在位时间，据“三代工程”为公元前885—前878年，在位7年。
[60]《史记·楚世家》而《国语·郑语》末句为“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蚡冒（熊眴）是熊通之兄，启濮时间是周幽王11年（公元前771年），不知谁是？
[61]郑昌琳：《楚国史编年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5页。
[62]详见“南国”。
[63]是楚近祖鬻熊的第8代孙。
[64]桓谭（公元前23年—公元50年），东汉沛国相（今安徽濉溪西北）人，官至议郎给事中，博学多篇，遍习五经，著有《新论》29篇，早佚。此文见于《北堂书抄》卷129和《太平御览》776引，以及拙作刊稿《楚文化辞典》1563条。
[65]参见武汉地区古文化遗址一览表，《武汉市文化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66]参见“屈家岭文化”。
[67]彭卿云，刘炜，等：《全国重点文物大全》，中国旅游出版社，1989年。
[68]洪咨夔（公元1176—1236年），南宋临安于潜（今浙江临安西）人，号平斋，嘉泰进士累官礼部员外郎，端平初，论二税、盐课、常平义仓横敛之弊，拜翰林学士，著有《四斋文集》等，此赋为开卷之作。
[69]详见“江西省铜陵遗址”。
[70]陶镇钧：江汉流域，《水利志通讯》，1984年总第3期。
[71]弯曲系数是河流平面外形的弯曲程度，即河流蜿蜒的长度与直线长度之比。
[72]《墨子·非攻下》。
[73]湖北省博物馆：《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与论文汇编》，1979年7月。
[74]陈贤一：武汉三千五百年前的古城，《春秋》，1984年第2期。
[75]《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5日。
[76]华觉明：南荆杨，北鼓镫——商周铜料场地揭秘，兼论中华文明的起源，《寻根》，1995年第6期。
[77]沈括（公元1031—1095年），北宋科学家，杭州钱塘人，字存中，嘉詁进士，晚年居润州梦溪园（今江苏镇江东），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英］李约瑟曾高度评价此书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现存有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元刊梦溪笔谈》，此章载于25卷第9页。
[78]周恽（公元1126—？年），南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居钱塘，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曾为使金随员，晚居清波门。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尚在世，嗜学工文，藏书万卷，著有《清波杂志》，写成于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所云“近年”指12世纪末。
[79]危素（公元1303—1372年），明初江西金溪人，字太朴，一字云林。修宋、辽、金三史及《尔雅注》，历官翰林编修，太常博士、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岭北大行省左丞。后参官居房山。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授翰林侍讲学士，与宋濂同修《元史》，兼弘文馆学士，颇受恩宠。御史论文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谪居和州。善诗文、书法。为太祖撰《皇陵碑》，此序作于壬辰（公元1352年），载于《危太仆文集》、《说学斋稿》卷十、《浸铜要略》一卷，原为张潜著，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叶楠《池州永丰钱监须知》一卷，此两书均已亡佚。50年前作者为发展地方生产，拟借鉴《浸铜要略》生产硫酸铜，仍未找着是书，而发现该书的序，故抄录以备参考。
[80]王象之，南宋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字仪父，庆元（公元1195—1200年）进士，博学多识，尤精通史地之学，约于宝庆间（公元1225—1227年）著成《舆地纪胜》。
[81]详见“黄石市”。
[82]胆水，一名苦泉、石胆、胆矾，《本草纲目》云：味苦如胆，又名曾青、白青、空青。它的成分是Cu2SO4。［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云：“《本草》有空青、绿青、扁青、石胆，予以法制炼之，皆可成精铜，几能乱金也。”
[83]李四光（公元1889—1971年），黄冈人，留学日本，后在英国学采矿，1919年获伯明明翰大学硕士，1927年再获该校博士，翌年筹建武汉大学，赴庐山考察提出冰川理论，历任地质部长、中科院副院长，82岁去世，著有《冰川之庐山》等书。
[84]1994年6月，武汉地质大学黄字生等4人考查发现，《光明日报》1995年1月19日报道。
[85]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86]郑昌琳：《楚国史编年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87]安丰塘历史研究小组：古塘芍陂，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芍陂水利史论文集》，1988年。
[88]《左传·鲁昭公二十三年》：原文为“楚大子健之母在郥，召吴人而启之，冬十月甲申，吴大子诸楚入郥，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楚司马蘧越追之，不及……乃缢于蘧噬”。《史记·楚世家》亦有记载。
[89]《禹贡·荆州、扬州》。
[90]《史记·李斯列传》
[91]汤山在中山门外30公里的汤水镇，山高333米，因东南有汤涧而得名，汤泉有六穴，水含硫、钾、钙，透明无色，无臭味，温度高达40℃左右。
[92]《长江日报》，2000年1月3日，转载新华社南京电。
[93]［唐］许嵩：《四库全书》末编《吴上》。
[94]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范蠡筑城于长干里以图楚，为越城，在今中华门外长干里一带。
[95]作者曾于1948年在南京闲居半月，1986年又与老伴偕游，亲历其景，沧桑多变，不胜感慨。
[96]孔尚任（公元1648—1718年）：《桃花扇》是一部南明一代兴亡的历史戏，经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是当时的文坛巨著，是其《凡例》中云：“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作者是孔子的第64代孙子，自此孔子“作春秋”。
[97]《左传·鲁昭公四年》、《史记·楚世家·吴太伯世家》、《吕氏春秋·慎行论》。
[98]春秋时期，吴、越两国长期战争都是在太湖东或南各地进行，留下不少古地名，其文化的实质，是楚文化变型而自成吴越文化系统。
[99]《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页。
[100]上海《新闻晨报》，2001年10月18日（A5版）。
[101]左思（约公元250—305年），字太冲，山东人，出身寒微，《晋书》本传谓其构思10年，写成《三都赋》，均见《文选》。
[102]春申君请封远楚，又见于《战国策·楚四》，虞渭春申君曰：“莫于远楚”；同见于《马王堆汉墓皇》，参见郑昌琳《楚国史编年辑注》第669页。
[103]姑苏，苏州市另称。因西南有姑苏山得名，［唐］张继《枫桥夜泊》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亦泛指苏州府全境。
[104]袁中郎，即袁宏道（公元1568-1610年），湖北公安人，万历进士，官至吏部郎中，他与其兄和弟并称“三袁”，成为晚明文学著名的“公安派”。有《袁中郎集》。
[105]严文明：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寻根》，1995年第6期。
[106]会稽山，详见“苏州”。
[107]先禹即夏禹王，其开国年代为约前2070年（三代工程所定）。
[108]秋瑾（公元1875—1907年），光绪三十年留学日本，创办白话报，鼓吹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加入同盟会，次年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及《中国女报》，任绍兴大通学堂监督，后因起义失败被捕，于次日就义，有《秋瑾集》。
[109]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出版，1987年。
[110]漉，音鹿。渗漉。颜师古注《汉书·司马相如传下》：“谓润泽下究，故天生而不盲也。”此谓生育繁殖。
[111]海方言中，沪渎海为wuduohai，华亭海为wodinghai，两者发音近似。
[112]黄宣王佩、吴贵芳：江河的变迁与早期的上海港，《长江水利发展史》第五集，第31页。
[113]摘自上海市志与上海研究，《武汉通讯》，1990年第6期。
[114]李鸿章（公元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1853年在安徽办团练抵抗太平军，1861年扩编团练为淮军，后升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力主自强求富，兴办新兴工业，遗有《李文公全集》。
[115]同《上海县志》。
[116]作者年轻时步过铁桥，远眺高楼，现白发苍苍再步行过桥，抬头仍见此庞大楼层，近百年来，风云变化，几经沧桑。
[117]20世纪50年代笔者经过此河，由于涨潮的倒灌，黑臭河水漫溢上了马路，腥臭难闻。
[118]2003年2月13日北京新华社电，见《楚天都市报》2003年2月14日。
[119]国外学者提出生态现代化、再现代化理论后，我国中科院研究员何传启提出二次现代化理论。第一次现代化，是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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