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平原：楚魂与华夏文化的发源地

8.江汉平原

江，指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汉，指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古籍上，常以两水名联称为江汉。江汉两水和泥沙冲积的平原，叫做江汉平原。江汉两字的联用最早见于《禹贡》：“江汉朝宗于海”^[56]；《寺·周南·汉广》：“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江汉汤汤”、“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

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西与鄂西山地相接；北与鄂北自然地理区、鄂东北大别低山丘陵相连；东南与幕阜低山丘陵为邻；南接湖南省境。^[57]

江汉平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之一。神农炎帝的古遗址，多位于邻近平原的大别山南麓和西方的大巴山的东麓。神农家族由山麓逐步向平原迁徙发展了平原文化，其第5代孙祝融又是楚远祖，再发展为三苗国，其文化遗迹为屈家岭文化，其行政由南国代替，臣服于殷商，至前740年再由楚鬻熊第14世孙统制，而发展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最后被秦始皇统一建置南郡，其传统文化名楚文化一直追至现今。

江汉平原总的地貌特点是：地面平坦，湖泊密布，河网交织，堤垸纵横。海拔均在200米以下，地势低平，长江出三峡后由西贯穿湖北东行；汉水由北贯南汇入长江，江、汉两旁有数百个大小湖泊和纵横交错的河汊，形成了江汉平原；平原南又与湖南的洞庭湖平原相连，而成著名的“水乡泽图”景象，俗云“两湖熟，天下足”即指此。

长江流经江汉平原与洞庭湖之间，河道蜿蜒曲折，其中从藕池口至城陵矶，称下荆江，全长240公里，而直线距离只有80公里，江水在这里绕了16个大弯，船行其中登高远眺，难分船行是上水还是下水，在船行时只见水流和太阳，分不出方向^[58]。正如柳宗元诗云：“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九曲回肠”的形成完全是自然现象，那是因为河流横断面的流速不同。河流底部和两岸，由于与土地接触，产生摩擦力，而速流减慢，并且两岸的流速也不相同，弯处缓，泥沙逐步沉积成岸，弯曲加大；水头直冲处，河岸崩塌，凹弯加大。再由于地球自西向东旋转，使河岸向右偏折，由北向南开道，河岸向西移动偏折，凹弯更大。荆江右岸的石首市有两村庄水道相距30公里，而陆路只有1公里，使河道形成大瓶颈，极易自然截直，水灾频繁，因此对堤防来说，俗语云“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江汉平原气候温和，物产丰富，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和繁殖。楚族原居荆山，逐渐向平原迁徙，以天时、地利、人和而强盛。楚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商末周初楚近祖粥熊第8世孙“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59]其后第14世孙熊通（楚武王）于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始开濮地而有之”^[60]，楚族与本地民族融合后而成建立楚国。在江汉平原，经营600多年，于公元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败，徙东北，保于陈城《楚世家》。这600多年的建设影响后世深远，不但领导开发了长江流域，而且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各民族共同建立了中华民族古代文明。

20世纪下半叶，平原各地出土的精美的遗物，都证明楚国有其高度的文明。

荆州市：古为荆州中心地。《史记·夏本纪》：“荆及衡阳维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玄土、梦为治。”司马迁据《尚书·禹贡》全录编入《史记》中，班固《汉书·地理志》也照录，可见这段文字确切可靠，是实记舜、禹时期的实况，其时代约相当京山屈家岭文化遗址的晚期。^[61]

古荆州的范围很广，包括南阳、由北向南下至江陵。在夏末和商初由南国统制^[62]，至公元前861—前850年前又被楚熊渠^[63]统治，才逐步形成楚国兴盛地区而成楚郢都。《世本》云：楚“武王徙郢”《左伟·楚桓公二年》孔颖达疏引。时间约为公元前703—前699年之间，始建纪南城（详下）。现荆州辖江陵、公安、监利3县及荆州、沙市2区，领石首、洪湖、松滋3市，面积406平方公里。2010年，全市人口普查常住人口为569.17万。

再从20世纪末荆州出土的文物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有高度的文明，超过中原各国，现略举几件文物如下：

（1）吴越青铜兵器。1973年江陵藤店楚墓中出土，铭文在兵格处：两行8字，鸟虫书：“越王州句/自作用剑”，越王州勾剑紧为精美，在地下埋藏2 000多年，在出土时依然金光闪烁。

（2）石磬。1970年，在纪南城南墙外出土25具彩绘石磬，音阶准确，音质优美，至今尚能演奏各种悦耳动听的乐曲，说明楚国在音乐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纪南城：即楚郢都。在今江陵县城北约5公里处，地势平坦，约海拔34米。城垣周长15 500米，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已发现有七座城门（北和南各有一水门）。城垣建筑年代约公元前488年—前432年（楚惠王在位时期）。楚建郢城见于《左传》记载有3次。

（1）鲁文公十四年、楚庄王元年、公元前613年：子孔、潘崇“二子作乱，城郢”。

（2）鲁襄公十四年、楚康王元年、公元前559年：楚子囊“将死，遗言子庚：‘必城郢’”。

（3）鲁昭公二十三年、楚平王十年、公元前519年：“楚囊瓦为令尹，城郢”。

现郢城遗址的城垣发掘，发现夹杂在墙身和护坡中以及叠压在城门的遗物推断其建筑年代。以时间推算最少是第四次城郢。但是，这四次城郢是否在原平地上新筑或培修？每次的范围是否扩大或缩小？尚未发现文字记载。

城的作用主要是防御性的。创始于鮌（公元前2070年，距今约4 100年）。《世本·作篇》：“鮌作城郭”，原以防洪水，后发展为军事用途。《说文》：“城，以盛民也”，防御洪水或敌人，楚国最为盛行，国都和重要市邑都筑有城垣，一般都位于依山傍水、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纪南城的建筑和城内布局，别具一格：宫城不居中，偏占东南隅；西陆门一门三道，人车分流；还发现自北向南一条水道有北、南两道水门，引水入城，便于水运；城内除宫殿外，住有官吏和百姓，士农工商齐全，街道纵横，人居稠密，商市繁华。桓谭如是形容纪南城街道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景象：“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64]。

纪南城内虽有朱河和新桥河自北至南贯通，而人烟稠密，饮用水还要靠井水。1976年，发掘1 000米×60米中部地区，发现了水井256口。

武汉市：位于长江与汉水的汇合处，地势形便，得水独厚，武昌、汉口、汉阳三足鼎立，互相补充，素为居民聚集总汇。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978.54万。四五千年以来就有居民聚集三镇。现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武昌的放鹰台、老人桥、许家墩、棋子墩；汉阳的金竹岭、纱帽山；汉口的马投谭、下湾、凤凰岭、塔尔头；江夏区的潘柳村、斩龙台、龙床矶、铜墩团墩；蔡甸区的尸骨墩、鲢鱼台；黄陂区的中分卫湾、大湖湾、大墩、五岭、神灯岗；新洲区的香炉山、凤凰墩等文化遗址。^[65]以上文化遗址都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出土，属如屈家岭文化范畴。证明在武汉市郊8 216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在标高海拔30公里以上的高地，有些是古居民的聚集点。

这里的先民们，早已定居在这片水乡泽国的高地上，种植水稻，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网坠和弓箭已成为渔猎工具；家畜有鸡、鸭、猪、狗、兔等；还能纺麻、织丝；制陶工艺比较发达，能烧制大型陶锅鼎，还有壁薄如蛋壳的黑陶。^[66]

夏商时期，今汉口尚未淤成，江、汉两水围绕龟山，汪洋一片，汉阳与武昌隔江对峙，左有洞庭湖，右有鄱阳湖，武汉属三苗之国。三苗国被尧、舜、禹灭之后，本地土著居民又建成南国，统辖于殷商，商武丁派驻军于盘龙城。

武汉，在全国来说，是发展较早的地区，这与水乡泽国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在以木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武汉水运四通八达。在春秋以前，楚国已经兴起，以荆山为据点，逐步向平原迁徙，武汉就成为楚国兴起的军事和经济中心。(www.xing528.com)

早在公元前864年，楚熊渠封中子红为鄂王，楚鄂国（今鄂城）包括今武昌在内，经过300多年的开发，武汉的古地名——夏汭，已经在孔夫子所修的《春秋·左传》中出现2次：一是公元前538年（楚灵王三年），“沈尹射奔命于夏汭”；二是次年“射以繁阳之师会（楚灵王）于夏汭”，证明武汉在距今2 500年以前，交通便利，已成为楚国伐吴的军事要地。1957年安徽出土的“鄂君启金节”，又证明武汉在战国时期就是楚国的一个经济繁荣要地。鄂君启金节铭文记载：公元前323年鄂君启具有一些特权，可以用车或舟载运50吨货物在楚境内免税通行贩运，水陆两路出发的地点都是鄂市，陆路北至河南南部、安徽北部和中部；水路可至今鄂北和湖南南部，终点都是江陵郢都。

武汉古代商业发达，除与交通便利有密切关系外，与楚国重视商业政策也很有关。《左传》分析楚国强盛的原因，有一条是“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商指行商，贾指坐商，商贾都是贸易。当时楚国的武汉已有市场出现，市场按行业划为区域，名之曰“肄”，正如《论语·子张》所载，“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种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现武汉还保有绣花街、筷子街、牛皮巷等地名。几千年以来，武汉商业经久不衰，是由其地理和历史的优势所决定的。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武汉交通便利，商业发达，而战争频繁对地区的破坏也很大。现留下的名胜古迹很少，已修复或新建东湖楚城、黄鹤楼、晴川阁、首义公园等。

黄石市：顺长江过武汉再下行137公里到黄石市。市辖黄石港、石灰窑、下陆、铁山四城区和大治市、阳新县。地处江汉平原东南隅，总面积4 63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42万（2010年）。市西紧邻鄂城，历史悠久，是长江流域开发较早的地区。二三十万年前，先民们就在这块沃土上繁衍生息。唐、虞、夏之世属三苗，商属南国，公元前861—前850年被楚鬻熊第8代孙熊渠得江汉间民和，以其中子红为鄂王统制。

黄石市矿产丰富，自古是矿冶之都，“大兴炉冶”，是华厦青铜文化的发祥地，矿产储量已探明：黑色金属铁、锰占全省27%；有色金属铜、钼、锌、钨占全省90%；贵重金属有金、银；稀有元素矿有锗、镓、铊等；非金属有硅灰石、石灰石。

辖区内的铜绿山几处古矿遗址的发掘，把三四千年前的古人开矿、选矿、冶炼等技术揭示出来，被认为是世界的奇迹。自春秋时期一直至今，采铜、铁矿冶炼长盛不衰；且其地形复杂，进可屯兵设伏，退可回旋隐蔽，故历代为军家必争之地。

铜绿山位于大治县城西3公里。山名见于清修《大冶县志》：“山顶高平，巨石对峙，每骤雨过时，有铜绿如雪花小豆点缀土石之上，故名。”矿区面积有8平方公里，地表积存约40万吨古代炼铜渣，是一处规模庞大、保存完好、蕴藏丰富、延续时间长的古矿冶基地。自1973年开始，先后发掘了7处古矿遗址、3处冶炼遗址、8座冶铜竖炉，共清理出不同时期、不同结构的采矿井巷400多个；古矿穴下掘最深40—50米，有效地采用了竖井、斜井、平巷和盲井相结合的方式。已发现的采掘工具有木铲、木耙、木槌、铜斧、铜锛、铁锄、铁錾、船形木斗和辘轳等，证明在春秋战国时这里已运用重选矿和初步解决了井下的通风、排风、提升、照明和巷道支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目前只发掘了一部分毗邻的矿山，邻近的阳新和江西瑞昌都有古矿治遗址发现，有不少类似的遗址。这些丰富的资料表明，楚国的采矿冶炼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自成体系，达到成熟阶段，是我青铜时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充分反映楚国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造型之精、纹饰之美、品种之丰富，都是首屈一指的。

古炼铜竖炉为红色粘土、石英砂、铁矿粉、高岭土等夯成，炉高1.5米左右，炉缸面积约0.2平方米。炉旁出土的粗铜块含铜93%以上，估计春秋至汉此处共冶炼出了8万—10万吨铜。^[67]

大冶是我国铜产主要基地，它境内蕴藏铜矿丰富，开发很早，铜绿山古矿井的发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沿长江自黄石市起顺江而下的江西、安徽两省的长江右岸都有古矿冶遗址的发现，看来长江中、下游南岸一带的矿山是一脉相承的。

在我国古籍上也记有矿山和冶铜事可与考古相对应，互相印证，如《周礼·冬官考工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钟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越绝书》卷十一：“禹益之时，以铜为兵。”

《吕氏春秋·别类》：“金柔锡柔，合两柔为刚，白之所以为坚也，黄之所以为韧也，黄白杂，则坚且韧，良剑也。”

《淮南子·天文训》：“明镜之始蒙然，及粉之以玄锡，劘之以白旃（毡），则须眉鬃毛可得察。”

专论黄石市古文献的有宋代著名学者洪咨夔《大冶赋》^[68]，是矿治史罕见的珍贵文献，全赋2 701字，高度概括上古冶金史料。他一再强调大冶炼铜的重要地位，如“治有永平，仍镇楚泽”、“江汉之川灌轮灵液”、“钱币或造于楚晋”、“出岭峤”。

但是，考古与文献相印证，还有差距的有二：

（1）大冶铜冶始于春秋时期，东邻江西瑞昌古遗址可提早到公元前14世纪的高代中期^[69]，但是我国古籍记载却早10个世纪（约1 000多年）。如：

《墨子·耕柱》：“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

《越绝书》卷十一：“禹益之时，以铜为兵。”

《管子·地数》：“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

（2）文献屡记有“胆水炼铜”，而考古上尚无报道。

图8　荆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