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中的佛本生窣堵波

第四讲　《大唐西域记》所载佛本生窣堵波

《大唐西域记》所载佛教遗迹包括讲堂、石柱、石室、石窟以及佛之澡罐、扫帚、钵、锡杖等等，其中最多的是窣堵波，其地普及于今新疆、中亚和南亚等地区，涉及66国。除去玄奘未明确交代纪念对象的之外^[1]，《大唐西域记》所记录的窣堵波多达420处以上。参照《校注》，其中明确说明修建年代的有八王、香姓婆罗门、阿阇世王等所造11处，无忧王（阿育王）138处，迦腻色迦王3处，笈多王朝1处；此外有迦叶波佛时、献麨佛陀之商人、天神所造（包括帝释、梵王、诸天、鬼神所造及从空而下、从地涌出等等）15处。就窣堵波之建造言，前一类较可信，后一类则属传说。迦叶波佛时及天神所造不必论，关于献麨二商人造塔之说见于“缚喝国”条，云：

大城西北五十余里，至提谓城。城北四十余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余三丈。昔者如来初证佛果，起菩提树，方诣鹿园，时二长者遇被威光，随其行路之资，遂献麨蜜，世尊为说人天之福，最初得闻五戒十善也。既闻法诲，请所供养，如来遂授其发爪焉。二长者将还本国，请礼敬之仪式，如来以僧伽胝方迭布下，次郁多罗僧，次僧却崎，又覆钵竖锡杖，如是次第为窣堵波。二人承命，各还其城，拟仪圣旨，式修崇建，斯则释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校注》，第122页）

按上引“如来以僧伽胝方迭布下，次郁多罗僧，次僧却崎，又覆钵竖锡杖，如是次第为窣堵波”云云，《校注》以为：“说明释迦牟尼用衣服、钵、锡杖教示造塔的形式。后来印度佛教徒造塔大都依据这一形式。”是否佛教造塔的基本形式形成于佛陀初转法轮之时呢？

中观《佛教艺术之起源》云：“佛塔起源有三说：一谓缘于雅利安王与英雄之墓，说者谓与先史时代北方之Kurgane（俄国西伯利亚地方古代蒙古人之圆堆形陵）有关系。一谓斯古坦之酋长亦筑造高坟，唯不荼毗尸体为异耳（Rawlinson氏说）。一谓缘于佛灭度筑塔婆时（通说在西纪前四八六年顷）。后说较优。塔中置舍利者，义取延长佛身。世尊入灭，弟子哀思，广建法塔，以崇钦敬，理宜然也。观荼毗遗骸后，八分舍利，别建灵塔之事，足以想象其盛。小乘十八部中法藏部，兴于灭后三百年，盛倡供塔功德，则异部必有昌言供塔不得大果者矣。得果与否，姑置不论，恐佛塔崇拜，盛于斯时。（此义本诸松元文氏）”^[2]P.S.罗森说：“在印度本国，公元1世纪后期、2世纪和3世纪，佛教（及耆那教）的卒塔婆成了艺术家关注的中心，它的装饰更加扩大，也更加精致。卒塔婆本身起初是一座有圆顶的坟墩，在其顶端的附近有佛陀及其圣徒的圣骨置于龛内；后来增加了较高的底部，顶部又加上伞形尖锥，于是发展成高塔。”^[3]根据中观和罗森的意见，佛教窣堵波的建造，不可能早到佛陀早年。此外，《大唐西域记》关于施蜜二长者得佛爪发并请敬礼仪式的记载，在佛经中找不到类似的文字作为旁证，玄奘极可能是根据当地的传说作出记录的，因而未必是历史事实。(www.xing528.com)

据统计，《大唐西域记》所载诸窣堵波中明确为阿育王所建者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这说明佛教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的传说（《善见律毗婆沙》卷一、《阿育王经》卷一），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同时也说明佛教造塔之高潮期在阿育王时代。渥德尔认为佛教通俗化运动亦发生在阿育王时代，印顺法师说“这种造塔而广大供养，显然与世俗的宗教相同”，“舍利造塔供养，已完全世俗宗教化了”^[4]。那么，大量造塔就成为阿育王时代佛教世俗化运动的标志之一，它们与相关佛教经典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

《大唐西域记》所载窣堵波，据其性质大致可分作两类：一是与释迦佛或信徒事迹（如经行、说法处等）相关者；二是与佛教传说（如佛本生故事等）相关者。笔者粗略地作了统计，发现420处窣堵波有四分之一以上属于第二类。关于窣堵波的建造，《大唐西域记》“缚喝国”条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云：“（纳缚僧）伽蓝西南有一精庐，建立已来，多历年所。远方辐凑，高才类聚，证四果者，难以详举。故诸罗汉将入涅槃，示现神通，众所知识，乃有建立诸窣堵波，基迹相邻，数百余矣。虽证圣果，终无神变，盖亦千计，不树封记。”^[5]按此约略说明建立窣堵波，应有“示现神通”的背景，对那些“虽证圣果，终无神变”的诸罗汉是不会建窣堵波以作纪念的。《长阿含经·游行经》载佛说建塔之利云：“讫收舍利，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剎悬缯，使国行人皆见法王塔，思慕正化，多所饶益。”既然塔的作用如此，何以会有那么多窣堵波与佛教传说密切相关，并且在为证四果的阿罗汉建立窣堵波时又会特别强调“神变”或“神通”呢？

诸窣堵波中，最引起笔者兴趣的是其中与佛本生故事相关者，本讲拟选择《大唐西域记》所见此类窣堵波中一些例子，就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及上面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略作分析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