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目录学的巅峰成果

三、《开元释教录》:中国佛教目录学的巅峰之作

有唐一代，佛经翻译、本土佛典撰写、佛典目录编排，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就佛典目录来说，《大正藏》第55册就收录有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十卷及《续》一卷，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四卷及智升撰《续》一卷，明佺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智升撰二十卷《开元释教录》及《略出》四卷，园照《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园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等。这里，仅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智升《开元释教录》简略分析。

《开元释教录》，智升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关于此目录的结构和特点，我们先看智升本人的叙述:《新录》(指《开元释教录》本身)合二十卷，开为总、别。总录括聚群经，别录分其乘藏。二录各成十卷。这是说，前十卷是“总录”，后十卷是“别录”。

关于“总录”，智升的解释是:从汉至唐所有翻述，具帝王年代并译人本事，所出教等，以人代先后为伦【论】，不依三藏之次，兼叙目录新旧同异。这就是说，前十卷是根据历史年代记叙翻译的经典，而不论经典的性质，重在考证经典翻译的年代、名目以及翻译者的小传等，同时考察前代目录的得失。

关于“别录”:别录之中区分为七:一有译有本，二有译无本，三支派别行，四删略繁重，五拾遗补阙，六疑惑再详，七伪邪乱正。就七门中二乘区别，三藏殊科，具悉委由，兼明部偶。^[8]这里的大部分，就其文字即可理解其意思，其他我们结合智升的解释和文本予以分析。

“有译有本”共计三卷，第十一到十二卷是大乘(智升称之为“菩萨藏”)经律论，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现存的大乘经典，第十三卷是小乘(智升称之为“声闻藏”)经律论。智升除了罗列经典，还简略地列出译出年代，对于各前录中记录有矛盾的地方，智升予以考证、评述，对于同本异译也加以说明。但此中最大的特点是智升对《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大方等大集经》、《华严经》、《大般涅槃经》五部经典的品、会进行了详细的罗列、分析，并将所有大乘经典归并到此五大类经典中，形成了早期中国“大乘五大部”。同时，笔者注意到，智升对唐高宗永徽年间译出的十二卷《陀罗尼集经》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试图以此经典统辖所有密教经典。

“有译无本”相当于隋代二录中的“失译分”和“阙本”，在《智升录》的第十四、十五卷，分大、小乘，各占一卷。

“支派别行”，智升的解释是:支派经者，谓大部之中抄出别行。^[9]也就是说，它是大部经典的“节译”，不同于异译，也不同于别译，这是智升仔细甄别的一些从大部经典中节译出来的经典，全部此类经典是已经在“有译有本”中罗列过的。仍分大小乘经律论。此为智升《录》的第十六卷。

“删略繁重”，智升说:谓同本异名，或广中略出，以为繁剩，今并删除。但以年岁久淹，共传讹替，徒盈卷帙，有费功劳。今者详挍异同，甄明得失，具为条目，有可观焉。^[10]智升在此条目下列67部185卷，将其从佛典中删除。

至于“拾遗补阙”，智升的说法是:谓旧录阙题，新翻未载之类，今并详而具之也。所冀法轮无玷，慧日增晖，永烛幽途，恒沾沃润者矣。^[11]这里很明显的分两类:一是以前的经录中缺载的，二是新近翻译以前经录未及录载的。除了前代翻译以前经录漏刊的，主要还是义净、实叉难陀等人的新译。另外还有本土著述40部638卷。

以上两类归入第十七卷。

“疑惑再详”，智升的解释是:疑惑录者，自梵经东阐，年将七百，教有兴废，时复迁移，先后翻传，卷将万计，部帙既广，寻阅难周，定录之人，随闻便上，而不细寻宗旨，理或疑焉。今恐真伪交参，是非相涉，故为别录，以示将来。庶明达高人，重为详定。^[12]这里头列了14部19卷经典。

“伪邪乱真”，智升说:伪经者，邪见所造，以乱真经者也。自大师韬影，向二千年，魔教竞兴，正法衰损，自有顽愚之辈恶见迷心，伪造诸经，诳惑流俗，邪言乱正，可不哀哉!^[13]这相当于隋代二经录中的“疑伪”和“伪妄分”，智升此中检出392部，1055卷。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智升将中土的一些撰述同样斥为“伪邪”，包括所有隋代信行的三阶教作品。

以上两类归入十八卷。(www.xing528.com)

第十九、二十卷可以说是经过前十八章的梳理、探寻的最终成果，智升称之为“入藏录上、下”，共收录佛典1076部，5048卷，480帙，其中包括部分中土撰述。其具体的部卷如下:

大乘经，515部，2173卷，203帙。其排列方法是，按后世称为早期中国佛教五大部的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外加密典六类排列，其余大乘经典无论部卷大小归入其中。

大乘律，26部，54卷，5帙。

大乘论，97部，518卷，5帙。其中21部155卷释经论，76部363卷集义论。即前者是解释经典，后者是发挥义理。前者如《大智度论》释《大品般若经》，后者如鸠摩罗什所译三论等类。

小乘经，240部，618卷，48帙。其排列方法为先列四《阿含》，按照《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杂阿含》、别译《杂阿含》这样的顺序，再列其余小乘经典。

小乘律，54部，446卷，45帙。

小乘论，36部，698卷，72帙。

圣贤集，108部，541卷，57帙。

这里注意两点:第一，《入藏录》中经典均为智升撰写时现有的经典，智升都注明某经典多少纸。第二，“帙”，相当于现在所言“函”，智升所说多少“帙”，当然不是写作之前经典所排列的方法，它只出现在最后两卷的《入藏录》中，只能是智升完成了《入藏录》并得到认可之后，才能如此排列装帙。因此，它也是一部权威的手写《大藏经》，而且可以看出，它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定式。如果同隋代按照《众经目录》所形成的手写《大藏经》相比较，它的最大不同是，最后一类《圣贤集》中有30余部包括僧传、目录、游记等中国人撰写的佛典及著作。

智升的《开元释教录》的影响不仅如此，参阅李富华、陈梅合著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附录一》所列《崇宁藏》、《毗宁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初刻南藏》等六部经典的目录一览，无一不是按照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的编写原则编排大藏，《开元释教录》及其手写的《大藏经》，实际上开启了中国佛教《大藏经》的源头。

智升的“大乘五大部”，成为中国佛教特征的象征。直到明智旭按照天台“五时判教”，重新将“大乘五大部”解释排列为:一华严，二方等，三般若，四法华，五涅槃，对后世中国佛教影响甚至超过智升。但清《乾隆藏》的编排依旧如下:大乘般若部、大乘宝积部、大乘大集部、大乘华严部、大乘涅槃部、大乘五大部外重译经、大乘单译经、小乘阿含部、小乘单译经、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宋元续入藏诸论、西土圣贤撰集、此土著述。^[14]此依然总体上遵循智升的《入藏录》原则，只是不再分隔开大小乘，按照总体的经律论排列，特别是大乘五大部的原则依旧保留下来。

概括长安佛教经录的贡献，按照智升在《开元释教录》开篇所言: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这是对经录产生的缘由、原则、方法、目的的最好说明，也是衡量经录质量的标准所在。长安佛教的经录，从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到隋代的三部经录，再到唐代若干经录最终达到智升的高度，是一个漫长的发展、完善过程，我们对所提到的前面四部经录再加分析、总结。

《道安录》(《综理众经目录》)简单罗列经典名目卷数，做了一些“辨真伪、明是非”的工作，但大小乘不分，没有吸取即使是写经录年代的重要佛典，但开创了中国佛教目录学，贡献不可没。隋代的《法经目录》(七卷本《众经目录》)，仅仅列出大小乘经律论及各种撰集，但在总目录中保留“失译”、“疑惑”、“伪妄”，而不做过多评述，仅仅是名目的排列，而且丢弃了自僧祐《出三藏记集》以来考证译人及翻译年代的传统。费长房《历代三宝纪》，恢复到了僧佑的重翻译历史的传统，但体系芜杂，其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对疑伪经进行甄别，甚至没有将这一工作自觉地纳入到写作当中，但他在长安首次做了运用目录安排《大藏经》的努力(第十四、十五卷《大、小乘录入藏目》)。五卷本《众经目录》摒弃“别生”、“疑伪”，并自觉意识到用可信的经典入藏，并将此付诸实施(抄写)，但其同样摒弃翻译历史的考察，同时很自觉地将本土撰述排斥出《大藏》之外。这些都在之后的成熟经录写作中或继承、或摒弃，使得中国佛教一步步走向成熟、可信，最终形成中国版本的汉文《大藏经》，其历史功绩，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世界佛教史上功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