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安的开创性工作
中国佛教最早的经录始自东晋道安。据《高僧传·道安传》所载: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四方学士,竞往师之。[1]隋代费长房在《历代三宝纪》第八卷中称其为“《综理众经目录》一卷”。慧皎在《道安传》中,将这一段话记录在道安居止襄阳之时,好像说中国第一部经录诞生于襄阳,但从僧祐《出三藏记集》中所集的《道安录》的最终形式来看,此录的最终校正、成稿恐怕仍在长安。
按照僧祐的《出三藏记集》第三卷所录的道安《古异经录》、《失译经录》、《凉土异经录》和《关中异经录》来看,道安所录以上四类,分别为92部92卷,142部147卷,59部79卷,24部24卷,总计录317部342卷。此外,在《出三藏记集》卷五中,还集有“安公疑经录”26部30卷,“安公注经及杂经志”27卷。
作为中国第一部经录,同时考虑道安一生辗转困厄,晚年安定之后又集中精力翻译研习经典,其贡献可谓巨大。(www.xing528.com)
但是,《道安录》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一目了然的。首先,翻译经典的排列没有任何规律。从《录》中所列经名来看,其中不乏大乘经典,但道安一概不作区分,也就是说大、小乘不分;其次,道安在襄阳就已经每年开始讲《放光般若》,但在《录》中对这些影响较大的经典丝毫未见记载。第三,道安之前,在中国翻译影响较大的翻译家如安世高、康僧会等所译经典,按照《高僧传》的记载,道安同样是在襄阳时期为之写《经序》,但这同样在《录》中没有体现。但道安毕竟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佛教经录,开辟了中国佛学的一个新领域。
道安之后,中国佛教的《经录》随着翻译的增多,逐渐走向了成熟。之后的南朝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成为第一部中国佛教的经录类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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