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经序举要
原夫三才成位，爰彰开辟之端;六羽为居，犹昧尊卑之序。讯余轨于襄陆，沦胥靡征;考陈迹于怀英，寂寥无纪。暨乎黄轩振武，元顼疏功，帝道盛于唐虞，王业著于殷夏。葳蕤玉册，照耀金图，茂范曾芬，详诸历选。然则基神袭圣，衍庆攦和，轶三代而孤标，掩百王而迥秀。
我大唐皇帝无得而称矣!断鳌初载，万有于是宅心;飞龙在辰，六幽于是仰德。偃洪流而恢地络，练清气而辑天维。散服韬戈，扇无为之道;移浇反朴，宏不言之化。悠悠庶类，叶梦于华胥;蠢蠢怀生，遂性于仁寿。大礼大乐，包曲台而掩宣榭;宏谟宏典，澄璧水而藻环林。瑞露祯云，翊紫空而表贶;祥麟庆翼，扰丹禁而呈符。岁精所记之洲，咸为疆场;暄谷所谈之县，并入提封。广辟辕宫，被文轨于殊俗;还开姬奕，均正朔于王会。大业成矣，大化清矣!于是游於羽陵，寓情延阁，总万箧于天纵，表一贯于生知。洞照神襟，深穷性道。俯同小技，则绚发三辰;降习微毫，则妙逾八体。居域中之大宝，毕天下之能事。虽则甲夜观书，见称优洽;华旦成曲，独擅风猷。仰校鸿徽，岂可同年而语矣?
有元【玄】奘法师者，昭彰辩慧，蹑身毒之高踪;生禀神奇，嗣摩腾之芳轨。爰初束发，即事抽簪，迥出盖缠，深悟空假。研求四谛，嗟谬旨于真宗;钻仰一乘，鉴讹文于实相。遂乃发宏誓愿，起大悲心，思拯迷途，亲寻正教。幸属时康道泰，远安迩肃，裂裳裹足，直趋迦维。阐皇泽于遐方，征释教于前域。越葱岭之外，犹跬步而忘远;遵竹园之左，譬亲受而何殊?访道周游，十有七载，经途所亘，百有余国。异方之语，资一音而并贯;未译之经，罄五财而毕写。若诵若阅，喻青莲之受持;半句半颂，随白马而俱反。以贞观十九年，持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佛像七躯，三藏圣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还至长安。奉敕于宏【弘】福寺安置，令所司供给，召诸名僧二十一人学通内外者，共译持来三藏梵本。至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肇译《瑜伽师地论》。论梵本四万颂，颂三十二言，凡有五分，宗明十七地义。三藏法师元【玄】奘敬执梵文，译为唐语。宏【弘】福寺沙门灵会、灵隽、智开、和仁，会昌寺沙门宏度，瑶台寺沙门道卓，大总持寺沙门道观，清禅寺沙门明觉承义笔受。宏【弘】福寺沙门宏誉证梵语，大总持寺沙门宏应正字，大总持寺沙门道宏、实际寺沙门明玉、宝昌寺沙门法祥、罗汉寺沙门慧贵、宏【弘】福寺沙门文备、蒲州栖岩寺沙门神泰、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详证大义。《本地分》中五识身相应地、意地、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凡十卷，普光寺沙门道智受旨缀文。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地、无心地、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凡十卷，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受旨缀文。声闻地初、瑜伽种性地尽、第二瑜伽处凡九卷，元法寺沙门元赜受旨缀文。声闻地第三、瑜伽处尽、独觉地凡五卷，汴州真谛寺沙门元忠受旨缀文。菩萨地、有余依地、无余依地凡十六卷，简州福众寺沙门靖迈受旨缀文。《摄决择分》凡三十卷，大总持寺沙门辩机受旨缀文。《摄异门分》、《摄择分凡》四卷，普光寺沙门处衡受旨证文。《摄事分》十六卷，宏福寺沙门明叡受旨缀文。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高阳县开国男臣许敬宗奉诏监阅。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绝笔，总成一百卷。
佛灭度后，弥勒菩萨自睹史多天宫降于中印度阿瑜陀国，为无著菩萨之所说也。斯固法门极地，该三藏之遗文;如来后心，畅五乘之奥旨。元【玄】宗微妙，不可思议。僧徒并戒行圆深，道业贞固，欣承嘉召，得奉高人，各罄幽心，共禀新义。功毕奏上，有感宸衷，曲降殊恩，亲裁鸿序，情超系象，理绝名言。
皇太子分耀黄离，纉基青陆。北摇传乐，仰金声而窃愧;东明御辩，瞻玉裕而多惭。九载勤经，汉储斯陋，一朝成赋，魏两韬英，既睹天文，顶戴无已。爰抽秘藻，赞叹功德，行二圣之任词，阐三藏之幽键。载扬佛日，永导元津;开夏景于莲华，法流逾洁;泛春光于贝叶，道树增荣。俾夫圣藻长悬，与天地而无极;真如广被，随尘沙而不穷。凡厥含灵，知所归矣。[9]
这是一篇“新”译序，的确有许多新奇的地方。首先，这篇收于《全唐文》的译序，并没有出现在通行的入藏的《瑜伽师地论》中，而且没有标明制序年代。但通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肯定这篇经序写于唐太宗制《三藏圣教序》之后，因为《序》的最后一段写道:太宗曲降殊恩，亲裁鸿序，李治分耀黄离，纉基青陆，都指向太宗和时为太子的高宗撰写《序》、《记》这一事实。但即便如此，这篇《序》的年代恐怕要晚出得多，因为到了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许敬宗等人才奉敕进入玄奘译场，而《瑜伽师地论》翻译完成和太宗制序都是在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的事情，在此之前并没有朝廷官员“奉诏监阅”的事情，这是玄奘长期努力的结果。所以许敬宗序中所讲“奉诏参阅”恐怕并非实情，只是事后的一种表示重视的说法而已。也就是说，此篇《序》很可能是《瑜伽师地论》翻译完成至少八年后才“补序”的。
但是，这篇作为一个特定的纯粹翻译经典的《经序》，可以看做是中国佛教翻译鼎盛时代的一个典型，它突出地表现出翻译经典与国家文化事业、皇权与教化、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等诸多因素。同时，作为一个《经序》，其对所翻译经典的性质、内容、基本结构、翻译过程、参译人员的记录和介绍、对译主的称颂等必备因素，一个都不少。而且，由于这个《经序》的官方性质，从中可以体会出，贞观之治之后盛唐所特有的宏大气魄和宽广胸怀。
以上所说，都是纯粹的或者说狭义的《经序》。在长安佛教史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经序》，自然当属唐太宗李世民为玄奘译场所做的《序》和唐高宗李治(时为太子)在其后所做的《记》，此后的武则天、唐中宗李显都曾分别为日照、义净、实叉难陀、不空等译场制序，但都远不及贞观年间的这部《经序》和《记》。
唐太宗的《序》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部分。
盖闻二仪有像，显覆载已含生;四时无行，潜寒暑以化物。是以窥天鉴地，庸愚皆识其端;明阴洞阳，贤哲罕穷其数。然而天地包乎阴阳而易识者，以其有像也;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以其无形也。故知象显可征，虽愚不惑;形潜莫睹，在智犹迷。况乎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吕，典御十方，举威灵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来无生，历千劫而不古;若隐若显，运百福而长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际;法流甚寂，挹之莫测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者哉!(www.xing528.com)
第二，简单地回顾了中土佛典翻译的历史，特别说明了翻译“正典”、领会真正佛教精髓的必要性:
然则大教之兴，基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昔者分行分际之时，言未驰而成化;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归真，迁仪越世。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丽像开图，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然而，真教难仰，莫能一其旨归;曲学易遵，邪正于焉纷纠。所以空有之论，或习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时而隆替。
这里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佛教本是印度外来文化，从汉明帝夜梦金人时传入中国;第二，佛陀一生传法，在世之时感化众生，及至佛陀圆寂，三藏流传，佛法依旧起着救世度人的作用;第三，但是，如果用佛教自身的语言来讲，像法时代，人们的根性低劣，加上佛法的宏大幽微艰深，所以导致人们对佛法认识的偏差，产生种种对佛法认识的偏差乃至谬误、辩讼，因此需要有正确的佛法经典的翻译来统一佛法，也就是需要通过经典的翻译来消除人们的分歧和误解。
第三，对此《经序》的内容和范围作了说明，并高度赞扬了玄奘的为求佛法不畏艰辛的献身精神和伟大人格，肯定了其翻译经典(和即将翻译经典)的意义:
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起。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一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涛于口海。爱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干焰，共拨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
第四，宣扬、赞颂佛法的教化作用，肯定佛法在社会中的道德、向善力量。
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唯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岭，云露方得泫其华;莲出绿波，飞尘不得污其叶。非莲性自洁，而桂木本贞，良由所附者高，则微物不能累;所凭者净，则浊类不能沾。夫以卉木无知，犹资善而成善，况乎人伦有识，不缘庆而成庆?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10]
褚遂良书和怀仁集王书碑帖中在此之后都录有这么一段话:朕才谢珪璋，言惭博达，至于内典，尤所未闲，昨制《序文》，深为鄙拙。惟恐秽翰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忽得来书，谬承褒赞，循躬省虑，弥益厚颜。善不足称，空劳致谢。但这显然不是《序》中正文，况且《全唐文》中此文在第九卷中，标题《答元【玄】奘谢御制三藏序敕》，《续高僧传·卷四》也将其单独列入君臣的书信往来中。
《三藏圣教序》及《记》在长安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唐开国之初，唐太宗李世民和太子李治，为玄奘尚未翻译完成的经典写带有“总序”性质的文章，实际上为唐代佛学的兴盛以及唐代中国思想史的主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经序》作为一种附着于经典前面的文体，在中国佛教史和长安佛教的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最基本的职责是记录翻译的年代、过程、参译人员等状况，但它可以反映出翻译经典年代的佛学研究状况，进行翻译理论的总结，乃至对佛典性质的特殊认识。此外，在有些情况下，它还可以影响乃至引导佛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就经序的写作者来说，从佛教发展早期的主译者自写经序，到经典翻译的组织者补写前朝翻译经典的经序和当下翻译的经典的经序，再到参加佛典翻译的翻译者书写经序，直至最后帝王直接参与书写，其间既反映了主译者和一个时代的佛教翻译水平，同时，也反映了时代和帝王对佛教在国家教化和文化事业中的地位的自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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