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道安翻译道场的形成

一、前秦:道安翻译道场的形成

至东晋前秦年代，苻坚攻下襄阳，携道安和习凿齿回长安，称得“一人半”。但苻坚更多的是把道安视作高级政治顾问和笼络人心的旗帜，除在长安为道安修建五级寺之外，并未有支持、参与佛典翻译的记录，而以道安为中心，长安则成为当时佛典翻译的重镇。而道安主持的前秦的佛典翻译开始初步走向正规化、制度化，并形成了后世中国佛教翻译机制的雏形。

《高僧传·僧伽跋澄传》记载罽宾僧僧伽跋澄以

苻坚建元十七年(公元381年)来入关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广，禅数之学甚盛，既至长安，咸称法匠焉。苻坚秘书郎赵正崇仰大法，尝闻外国宗习《阿毗昙毗婆沙》，而跋澄讽诵，乃四事礼供，请译梵文。遂共名德法师释道安等集僧宣译，跋证【澄】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剎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以伪秦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译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讫。

初，跋澄又赍《婆须蜜》梵本自随，明年赵正复请出之。跋澄乃与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秦沙门佛念宣译，慧嵩笔受，安公、法和对共校定。故二经流布，传学迄今。^[2]

这里反映出如下信息:第一，佛典翻译摆脱了自发、随意的个人行为，第一次成为有相对严格组织集团的活动;第二，此时的佛典翻译分“无本”和“有本”两种方式，前者是“跋澄讽诵”，即诵记于脑海之中而无梵本可供比对，而后者是“跋澄又赍《婆须蜜》梵本自随”，即严格按照梵本进行翻译;第三，由此，前者多了一道翻译程序，“跋证(澄)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即先记录僧伽跋澄的诵记，将其记录成梵文文本，随后进行翻译，而后者则直接由竺佛念口译成汉文;第四，“宣译”者的身份固定了下来，其职责是将梵文文本直接译成汉语，这是佛典翻译中最重要的人物和关键一环;第五，“笔受”者身份确定，其在一部经典的翻译过程中，自始至终对宣译者的翻译进行记录;第六，“校定者”的身份确定，而在翻译前者《阿毗昙毗婆沙》中并未提及这一身份，在翻译《婆须蜜》时道安和法和亲任此一职务，或许和前秦的佛典翻译不尽如人意的过程有关;第七，上述两部经典的主译者均是僧伽跋澄，一般作为译主身份者须至少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经典的梵文文本的拥有者、携带者;二、对经典的梵文文本本身熟练掌握，具有经典教义的绝对发言权。第八，尽管苻坚不曾参与前秦的佛典翻译工作，但其秘书郎赵正出资供养翻译工作，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由官僚出面组织佛典翻译之端始;第九，赵正两“请”翻译，成为中国佛教翻译的定规，庄严佛法非请勿译成为佛典翻译的传统。

道安翻译集团中另一代表人物是凉州人竺佛念，《高僧传·竺佛念传》说他弱年出家，志业清坚。外和内朗，有通敏之鉴。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其苍雅训诂，尤所明达。少好游方，备观风俗。家世西河，洞晓方语，华戎音义，莫不兼解，故义学之誉虽阙，洽闻之声甚着。^[3]其传记述其翻译业绩时说:(www.xing528.com)

苻氏建元(公元365－384年)中，有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等入长安赵正请出诸经，当时名德莫能传译，众咸推念，于是澄执梵文，念译为晋质断疑义，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正月，复请昙摩难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于长安城内集义学沙门，请念为译。敷析研核，二载乃竟。《二含》之显，念宣译之功也。^[4]

因此，尽管竺佛念在二《阿含》翻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译主仍为昙摩难提。

但是，道安翻译集团虽然具备了初步的分工较为明确的翻译机制，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其中仍有许多问题存在。据《高僧传·僧伽提婆传》记载，僧伽提婆在道安辞世以后，随法和共到洛阳，经过四五年的时间，通过认真学习汉语和重新研习经典，“方知先所出经，多有乖失”。^[5]后秦政权建立之后，法和回到目前是后秦的国都长安，而僧伽提婆则先后到庐山和建康译经讲经，对长安的《阿毗昙》、《阿含》、《三法度》等经论都重新加以翻译。对后世中国佛教影响甚巨的六十卷《中阿含经》和五十一卷的《增一阿含经》，毫无疑问是在昙摩难提的翻译基础上重新作了修订，以至于目前通行的《增一阿含经》经首之《序》依然用的是道安给昙摩难提的四十一卷译经序。^[6]

对于前秦长安佛教的现状，道安是深有体会，但却无可奈何，在《阿毗昙序》中，道安写道:

以建元十九年，罽宾沙门僧迦禘婆，诵此经甚利，来诣长安。比丘释法和请令出之，佛念译传，慧力、僧茂笔受，和理其指归。自四月二十日出，至十月二十三日乃讫。其人检挍，译人颇杂义辞，龙蛇同渊，金鋀共肆者，彬彬如也。和抚然恨之，余亦深谓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懈，四十六日而得尽定，损可损者四卷焉。^[7]

其实，道安在前秦的翻译是历史局限所造就的，除了缺乏像鸠摩罗什这样的翻译大家之外，前秦苻氏集团缺乏实质性的支持，也是造成其翻译状况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因素。道安逝去之后的16年，鸠摩罗什到达长安，在后秦姚兴政权的支持下，中国佛教翻译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道安在前秦的翻译活动成为中国佛教翻译史上“旧译”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