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玄奘:“五种不翻”
唐朝初年，作为一代翻译巨匠的玄奘从印度带回佛教经典657部，在长安译出其中75部，1335卷，被公认为是中国佛典翻译第一人，世界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其在长安的最后19年中，长期从事佛典翻译实践，留下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宝贵遗产，但其并没有留下过多的翻译理论，乃至遍寻其遗文也没有蛛丝马迹，唯有在宋代周敦义所著的《翻译名义集·序》之中留下这么一段玄奘关于翻译的理论:
唐奘法师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净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34]
这里是说，翻译经典过程中，有如下五种情形则直接音译，无须用汉语进行对等的意译。第一种情形是咒语，属于佛法之秘，故无需翻译;第二，如果特定的梵文词汇本身含有多种含义，比如说“薄伽梵”一词，主要具有自在、正义、离欲、吉祥、名称、解脱等六种意思，翻译成其中任何一义都会对词汇本身作狭隘的理解，因此不得意译;第三，佛典中大量的印度特有的动植物为汉地所无，则其名称直接音译即可;第四，遵循历史上的翻译成规，比如从《四十二章》及汉代以来一直循音译而成翻译定规的小乘四果等;第五，彰显佛法的独特和庄严，使人产生敬畏感并悉心向佛向善，比如“般若”本身即“智慧”之意，但若译成“智慧”会使人产生世俗的聪明乃至狡黠之类的联想，进而有可能混淆佛法的出世与庄严感，因此直接以“般若”音译之。
这里还需注意的是“五不翻”中的最后一点，周敦义在援引玄奘大师的“五不翻”之后直接写到:
而七迷之作，乃谓释迦牟尼此名“能仁”，“能仁”之义位卑周孔。“阿耨菩提”，名“正遍知”，此土老子之教先有，“无上正直之道”，无以为异。“菩提萨埵”，名大道心众生，其名下劣，皆掩而不翻。[35]
这段文字属于周敦义自己的发挥，因为在玄奘在给唐太宗、高宗上表中多次运用“能仁”这个词汇。这段文字突显了佛典名相翻译中的有趣的伦理问题。比如将释迦牟尼翻译成“能仁”，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并且普遍作为佛陀的十大名号之一广为流传和运用，而在唐代之后的众多的碑铭当中也时时出现，但周敦义指出“能仁”之意是“可以成仁”、“可以行仁”，那么它就显然位居儒家圣人乃至贤之下，实际上是在翻译中贬低了佛陀的智慧和人格，这显然是注意到了不同价值观在词汇上乃至在价值本质上的根本不同。
长安佛教乃至中国佛教的翻译理论，并未有系统的专著问世，也不存在现代学术意义上成熟的翻译理论。但它在近千年来的翻译实践中成就了人类翻译史上辉煌的一页，并在翻译实践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我们今天的文化交流和翻译实践，依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什公云:大教兴世五十余年，言无不实，实无不益。益而为言，无非教也;实而为称，无非宝也。宝以意为喻，教以正失为体，若能体其随宜之旨，则言无不深;若守其一照，则惑无不至。今此世界以杂为名，则知本自离薄。本自离薄，则易为风波，风波易以动，不淳易为离。易动易离，故大圣随宜而进，进之不以一途，三乘离化，由之而起:三藏祛其染滞，《般若》除其虚妄，《法华》开一究竟，《泥洹》阐其实化。此三津开照，照无遗矣……
从引罗什的语气来看，这里的引文一气呵成，中间没有停顿，应当全部为鸠摩罗什思想;又同样在《喻疑》中，僧叡在后文中又这样写到:“此三经(指《般若》、《法华》、《涅槃》)者，如什公所言，是大化三门，无极真体，皆有神验，无所疑也。”这样，就可以肯定，鸠摩罗什是肯定过涅槃思想，并将其同《般若》、《法华》并列。罗什弟子在其逝后，僧叡、僧肇、道生、慧观等不约而同地对涅槃思想予以重视、阐发，并将《涅槃经》置于判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对罗什思想的不满、反叛，而应当视作是对罗什思想的发展。
此外，罗什逝于弘始十五(公元413)年，中国最早的大乘涅槃经，也是在他逝后四年，由法显和佛陀跋陀罗共译的6卷本《大般泥洹经》;鸠摩罗什自己尚译有一部短小的属于小乘佛教教理的《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即后世所称的《佛遗教经》)，但不可能将其列入罗什自己所言的“大化三门”中之一门。所以，罗什所说的作为“大化三门”之一门的“涅槃”系指当时在中土尚未翻译的一部大乘涅槃经无疑。
【注释】
[1]《大正藏》，第50册，第346页。
[2]这里特别说明的是，运用《出三藏记集》和《大唐内典录》绝非在整体上和严考证意义上运用材料，特别是两部目录均未包含中唐以后在长安译出的大量密宗经。此处仅是运用两部佛教学者自身撰写的目录，来说明长安佛教翻译的重要性。
[3]此统计数字高出实际在长安译出的佛典数目，因为其中包括了无法精确判断译经地点的竺法护分别在敦煌、洛阳和长安的全部译经数量。
[4]《大正藏》，第55册，第274页。
[5]同上，第281页。
[6]《大正藏》，第50册，第345页。
[7]《大正藏》，第50册，第332页。
[8]同上，第337页。
[9]《高僧传·僧肇传》载:“后罗什至姑臧，肇自远从之，什嗟赏无极。及什适长安，肇亦随返”。《大正藏》，第50册，第365页。按照鸠摩罗什到长安的年代，此应在公元4世纪后半期。
[10]此翻译数量据唐道宣《大唐内典录》。
[11]《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第2版。
[12]《大正藏》，第50册，第352页。(https://www.xing528.com)
[13]《大正藏》第50册，第332页。
[14]此《经序》开首言:“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正藏》，第55册，第53页)。其云“京师”乃指晚年所居前秦都城长安无疑，故云此翻译理论工作在长安完成。
[15]《大正藏》，第55册，第53页。
[16]《大正藏》，第55册，第53页。
[17]《大正藏》，第55册，第53页。
[18]《出三藏记集·卷十》。《大正藏》，第55册，第72页。
[19]道安:《鞞婆沙序》。《出三藏记集·卷十》，《大正藏》，第55册，第74页。
[20]《出三藏记集·卷九》，《大正藏》，第55册，第61页。
[21]《出三藏记集·卷九》，《大正藏》，第55册，第61页。
[22]《大正藏》，第55册，第102页。
[23]《高僧传·卷二》，《大正藏》，第50册，第331页。
[24]《大正藏》，第50册，第331页。
[25]《大正藏》，第55册，第331页。
[26]此据任继愈先生考证，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54页。
[27]僧叡:《喻疑》，载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大正藏》第55册，第41页。
[28]关于这一点，牵涉到僧叡《喻疑》中所引罗什文字的起始标点，进而也关系到罗什本人的思想倾向问题，因此，在这里需要略加考证。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将“三藏祛其染滞，《般若》除其虚妄，《法华》开一究竟，《泥洹》阐其实化”归结为僧叡本人的思想(见《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464页)，从而进一步很自然地得出鸠摩罗什反对任何实体的结论。那么，我们首先要看这段话究竟表达的是僧叡本人的思想，还是转述罗什的思想。为方便起见，我们兹将这段原文全录来予以分析:
[29]《大正藏》第50册，第438页。
[30]《大正藏》，第50册，第438页。
[31]《大正藏》，第50册，第438页。
[32]《大正藏》，第50册，第438页。
[33]《大正藏》，第50册，第439页。
[34]《大正藏》，第54册，第1055页。
[35]《大正藏》，第54册，第10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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