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大学的意义与学生责任

（甲）劳动的意义　劳动是对于人类做点有益的事情。劳动的主要的部分是工和农。农人养蚕、造林，培养天然种子而获得其生产，工人改造自然生产的性质，适应人类的需要。两者都从事于有益人类的事业，没有他们工作，人类便不能生存。中国古时，分成士、农、工、商四阶级，管子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那时阶级极严，士为特别受教育的人。现在教育普及，农、工也要受教育，所以士的阶级可以不要。商人运输货品，运送货品，亦是劳动的工作，也是工的一种。正当的商人，只处于转运货品的地位，决不能垄断居奇，投机买卖，现在社会制度不良，所以还有这种现象存在。可是，这四个阶级归纳起来，只有农、工两类，所以农、工便是劳动。

（乙）劳动教育的意义　农、工为劳动之主要者，农、工是人民生活所系的。中国本是农业国，以农为最好。工的方面，中国发达也很早，二千年前已有《考工记》。他们虽然未受教育，但他们制造得很好，也能应人类的需要。到了现在，因为人口增多，旧的方法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于是世界上有了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新方法的原则，是出力少而生产多，不费多大的力量，而使增多的人口能够满足需要。这种方法，也是永远在进步的。要学习这种新方法，而且要不断地加以改良，所以要劳动教育。从前老圃、老农，为孔子所不及，可见他们并非没有教育的。但是工场的学徒，从不施以任何教育，这是因为方法简单，容易学得；现在有了机械，方法复杂，不是从前那样教法可以学到，所以必须施行教育。

（丙）劳动大学的意义　自从中国采用外国制度而后，就有甲种农业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及大学的农科和工科等。这种学校，本系学理与实际并重的，但到了中国后，就变了性质，跑到工、农学校去读书的人，专以书本为事，不做实际工作，他们更一变而为士了。农人的子弟，一进学校而后，回到家里，便看不起他们的父、兄；工人的子弟，也是一样。他们一出学校，便去做管理工、农的事，或竟做与工、农毫无关系的事。因此，那时教育行政委员会诸先生提议创办劳动大学为先例。劳动大学虽然说与工业专门学校不无相同，然而也可以说是一个革命。他们的功课，专门注意于实际工作，课堂工作不过是辅助而已。其最高级为大学，大学毕业，也可得和其他大学相同的学位，但是不希望学生出去做技师，希望他们能够去做实际工作，要打通从前专门以指挥工人为事的工程师，使能实际做工。那末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呢？因为我们现在必须采用世界新法，这是一层；但现在需要日增，方法必须改新，采用他国的新法而加以应用，还不够；我们更须负责发明。大学的目的，即在能够应用固有方法、而又进而发明，以供给社会的需要。有钱的人，〈向〉来读书可以不劳动，现在他们既然肯劳动，来做实际工作，我们当然欢迎他们。所以劳动大学的学生，并不限于农和工。

（丁）劳动大学生的责任　劳动大学用意，即是学生要实际工作，做工即是唯一的劳动。诸位同学在此读书，在进校以前，必须立志做实业工作，尤其是工院方面。从前此地是模范工厂，本来就有很多的工厂，将来能够工厂都开办完全，使各人都能做点工。各个同学都能做工，人人都须工作，是最高的理想。将来社会改造，必在于这一点，学校生活便是这一点的开始；而且，一切发明，都是从实际做工而得，所以劳工学院的同学，应该脚踏实地做去，要功课及格，第一便是要做工。将来全国要设劳动大学，各处都要办学校，那时必定要请此地学生去做指导，如果现在没有做过工，则将来如何指导呢？所以现在必须努力工作，使将来有了基础，如果现在不做工，将来必定没有基础，一切实习必归失败，都不能切实，所以现在必须切实做工。

还有一层，劳动大学的学生，享有特殊权利，外面的人便很妒忌，都说劳大学生享有很多利益，如清朝的贵族一样，那我们可以回答他们：我们是生产的，学校要我们做工，我们便有生产，我们既然尽了义务，我们当然享有权利，我们可以这样对他们解释。反过来，我们如果专在读书用功，而不去做实际工作，如旧式农业学校和工业学校一样，便不对了。(www.xing528.com)

劳大学生的责任在做工，不但工院、农院如此，社会科学院的学生也应如此。社会科学院的学生，应该努力于世界现在正在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即生产、分配的问题，在我们的理想，将来世界只有农、工，所以农、工问题，即社会问题。劳动大学要办社会科学院，是因为要养成实际知道农、工困难问题的人，能够走入农、工群众中，与他们一道，应用所学的学理，为其同业工人解决一切问题，定政策，设方法，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社会科学院的学生也应该做工。

我们现在可以下一个结论说：劳动大学系以劳动为立脚点，以劳动为基础，不论何院、何科，都须劳动。我们每天须自己检阅，今天有否劳动？并且在校如此，出校以后，也须自己检点，终身如此，方不负了劳动大学及政府培植的苦心。希望诸位各自努力，各自检点，不要负了现在供给诸位的劳动群众才好。

（此文1930年6月16日在国立劳动大学演说词。）

据《中央周刊》，193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