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讲演文稿-蔡元培

今天承诸君邀来演讲，但是这几日很忙，没有时间预备，恐怕说来没有系统，先请诸君原谅。

今日既是国文学会开会，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高等师范国文部的国文是什么性质？第二，国文和外国文有什么关系？第三，国文和各科学有什么关系？

国文分二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上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实用文又分两种：一种是说明的。譬如对于一样道理，我的见解与人不同，我就发表出来，好给大家知道。或者遇见一件事情，大家讨论讨论，求一个较好的办法。或者有一种道理，我已知道，别人还有不知道的，因用文章发表出来，如学校的讲义就是。一种是叙述的。譬如自然界及社会的现象，我已见到，他人还没有见到的，因用文章叙述出来，如科学的记述，和一切记事的文章皆是。

美术文又分两种：一种有情的，一种无情的。有情的文章，是自然而然。野蛮人唱的歌，有自然的音调，同说话截然不同；并且混了多少比喻形容的词，决不能拿逻辑去范围他的。后来慢慢发达，就变作诗词曲等等了。无情的又分数种：一种是客套的。我和那个人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是在同一社会，不能不表示同情。如初遇见一个人，不能不说几句客气话。遇见人家有婚丧的事，不能不贺吊几句。中国尺牍上什么“辰维……”“敬请……”等等，就是此类。一种是卖钱的，如寿序、墓志铭等，作的人同那生的、死的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为自己生活问题，不能不说几句好话。蔡中郎、韩昌黎和现代古文大家的文集里，就有许多是这类的文章。又如书契师爷的笔墨，也是此类。一种是技巧的。作一篇文章，满纸的奇字奥句，故意叫人不认得，不理会。我听人说：有人作文章，作好了以后，拿《说文》上本字去改他。我有一时作八股文，很喜欢用《经传释词》上的古字，《古书疑义举例》上的古句，好像同人开顽笑一样。又譬如作“五言八韵”的律诗，故意用些不容易对的联子取巧，其实一句同一句全不相联。如“月到中秋分外明”，只许用一个“月”，一个“中秋”，又拉了多少“月”和“中秋”的典故填进去。又譬如诗钟，出一个“粉笔”和“袁世凯”，一个“菊”字和一个“静”字，或则分咏，或则嵌字。这种并不是应酬文章，实在不过一种技巧。好像象牙上刻得很精细的花纹，或者一个图章上刻一篇《兰亭序》，实在没有什么好看，不过知道他不容易就是了。

以上所说种种，那一种合于高等师范国文部的国文性质呢？国文部的毕业生，是教中学校或师范学校学生的，这些学生若是专要做文学家的，我们就教他有情的美术文。若是要做技巧家的，我们就教他技巧的文章。若是要学文章卖钱的，我们就教他谀墓文怎么做，寿序怎么做。可是这些学生都是研究学问的，是将来到社会上做事的，因研究学问的必要，社会生活上的必要，我们不能不教他实用文。

学生的国文既应以实用为主，可是文体应该用白话呢？或则用文言呢？有许多原因，我们不能不主张白话。

譬如现在作一篇寿序，自然要做文言，并且要作骈文才好。不然就觉得不容易敷衍了。若是要发表自己的思想，叙述科学的现象，那就是白话有什么不可呢？吴稚晖先生说：“文言比白话容易。白话一定要联络，要有条理。若文言，因有一种读惯的腔调，只要读得顺口，便有一种魔力，把似是而非的都觉得是了。”譬如“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可以说是不通的文章；但是我们接着“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的念去，不觉不通了。又譬如用人名对人名，颜色对颜色的文章，好像美术上图案一样。我们撇兰画竹，不能一笔挨一笔，或者二三笔相同。若是图案就不然，如窗户两扇，一定相同；这边有一盆花，那边一定也要一盆花。北方糊房子的花纸，外国制的地毯，不都是重复的么？从前有一个考试的笑话：一篇文章，从头至尾。都写“之”字。图案的文章，就同这个差不多，所以他没有内容。若是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叙述科学的现象，那自然不能用没有内容的图案文章了。(www.xing528.com)

并且文学用白话，不是现在中国才发生的。欧洲十六世纪以前，都用拉丁文。就是主张实用科学的培根，也还用拉丁文著书，其他可想而知了。从宗教改革时代，路德等用国语翻译《新旧约》，后来又有多数国民文学家主张国民文学，便一概用国语了。又如德国十八世纪以前，崇尚法语，几乎不认德语有文学上价值；后来雷兴等提倡德语著书，居然自成一种文学了。所以现在科学，就只有动植物、医术上的名词是拉丁文，其余一概不用。我们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改用白话。即如我们中国的司马迁，是人人很崇拜的。假使现在有一个司马迁，人就佩服的了不得。可是他作《史记》，不抄袭《尚书》，《尚书》上“钦”字他改作“敬”，“克”字他改作“能”，又改了他的句调。因为他作《史记》是给当时人看的，所以一定要改作当时的白话。后来如程、朱、陆、王的语录，完全用白话，不像扬雄模仿《论语》的样子。因为白话实在能够发表他自己正确的意见。又如后来施耐庵的《水浒》、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不模仿唐人小说，可是他的价值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现在不必模仿古文，亦不必作那种图案的文章；凡是记述说明，必要用白话才对。虽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决不可错了这个趋势。现在高等师范联合会通过“用国语”一条；这边高师亦有国语班；听说教育部决定中学国文兼采白话文。将来白话文的发达，很有希望了。

第二问题，是国文和外国文的关系。严又陵作《天演论》的序，曾说道：“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文字、语言者不能也。”这可见研究外国语，是很有益于国文的。治国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字源流。试问文字都是从简单的起，为什么“一”“二”“三”的古文，反作“弌”“弍”“弎”呢？我从前也很不明白，后来在法国贝尔惹所著的《古代文字史》中看见秘鲁的绳文，才恍然大悟。他摹了两种绳文：一是在一根木棍上挂了许多平行的绳子。其中几根是有结的，结有大有小。我国《易经》说：“上古结绳而治。”郑康成的注，说是“大事大结其绳，小事小结其绳”，就是这个绳文的样子了。一是在一根带着粗枝的木棍上挂了许多丝束。丝有红、黄、蓝、绿、紫各种颜色，也有一束中用两种颜色的。有挂在棍上的，也有挂在枝上的。这带着粗枝的木棍，我们叫作“弋”。“弌”“弍”“弎”等字，就是弋上挂一束、两束、三束的样子，这就是我国的绳文。那时候或者也有画到十几束的，和秘鲁一样。但流传到许叔重时代，止有这三个，所以“四”字下止有古文“”和籀文“”，便没有从“弋”的了。又如治国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法。但是国文的第一部文法书，便是二十年前马眉叔先生著的《文通》，以前是没有的。马先生因学了法文和拉丁文，把那种文法应用在国文上，才能著这《文通》。要是学国文的人永远不学外国文，怕就永远没有文法书。这不是国文和外国文很有密切的关系么？

第三问题，是国文和科学的关系。我知道高等师范学校，除国文和外国语外，尚有史地、数理、化学、博物等部，这都是科学，都是和国文有重要关系的。我不是说实用文有记述和说明两种么？记述什么？就是科学的现象。说明什么？就是科学的理论。照旧法学国文的人，若是单读几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便止能作几篇空架子的文。要是多读了《史记》一类的史书，《水经注》一类的地理书，《周髀》一类的数学书，《考工记》一类的理学书，《尔雅》释草、木、鸟、兽、虫、鱼等篇和《本草纲目》一类的博物书，便能作内容丰富的文了。何况新出的科学书、和研究科学的方法，比古书丰富得多，岂不更有益于国文么？况科学的作用，不但可以扩充国文的内容，并且可以锻炼国文家的头脑。近代文学家查拉（Zola）主张科学的文学，他因为科学本有两种：一是观察的，如星学等；一是实验的，如化学等，而断定文艺的性质，与实验的科学一样。又如英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但有人考出，这些戏剧，全是实验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作的。德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是鞠台（Goethe），他是治哲学和植物学、动物学、发明生物进化公例的。文学和科学的关系，不是很有证据么？

高等师范学校分了国文、外国语、科学等部，是分工的意义，也是通力合作的意义。既不是互有高下，譬如眼、耳、鼻、舌，各有各的能力，血脉自相贯通，价值也是平等。若说会了国文，就可以菲薄外国文和科学，难道有了眼，就可以菲薄耳、鼻、舌么？我想国文部诸君必不如此，我不过说个笑话罢了。

（此文1920年10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演说词，周蘧记录。）

据《蔡孑民先生言行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