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记者问(1)
(二○○四年七月十四日)
他有着一个特殊的家庭，却始终过着朴素的生活;
他遭受过不人道的待遇，却致力于弘扬人道主义思想;
他是我国六千万残疾人中的一个，也是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众多历史细节首次亲口披露;
《面对面》，带您领略邓朴方的成长、磨难、事业和梦想。
邓朴方，一九四四年出生，一九六二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一九六八年受迫害致残，一九八四年起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执行理事会理事长，一九九三年起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中共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每年的十二月三日，对于邓朴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一年一度的国际残疾人日总是让他和他所领导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备受关注。作为我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这个名字已经和中国的残疾人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记 者:你这个名字很有来历，我们想跟您自己证实一下，是刘伯承取的吗?
邓朴方:是的。
记 者:你的名字怎么会让他去取呢?
邓朴方:那当然，那时候在四川重庆，到了要上学的年龄，该取个学名了，刘邓俩人多亲热，那个时候我们两家住在一起，孩子都在一起玩，父亲就请他来取。
记 者:你父亲自己可以取啊?
邓朴方:刘帅的学问多好啊，他多尊重刘帅啊，他们那种亲密关系，我们真是眼睛看得到的。因为我小名叫胖胖，胖子，p是我那个“胖”字的声母，ang是“胖”字的韵母，所以刘帅就用声母取了个“朴”字，用韵母取了个“方”字，他亲自查字典找的，“朴方”两个字就是朴素、方正，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记 者:您说这个名字对您有什么影响?
邓朴方:朴素方正，我这一辈子好像都这么做过来了。是不是刘帅有点儿神啊。是他的名字对我的影响，还是他看我这个人取的名字，不得而知。
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正像刘伯承元帅给他取的名字一样，虽然父亲是国家领导人，邓朴方仍然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过着朴素的生活。
邓朴方:我上八一小学，那时候学生中也有一种不好的风气，比爸爸，比谁爸爸官大。都是军人子弟嘛，谁的爸爸是团长，谁的爸爸是司令，谁的爸爸是将军。问你爸爸是什么，我不知道爸爸是什么，什么都不是，觉得好像我们比别人低一等似的。小时候很糊涂。
记 者:是不是你爸爸妈妈有交代，不要到外边说这些?
邓朴方:没有，他没有讲过他自己是什么官，妈妈也不跟我讲父亲是什么职位，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也从来没问过，直到五年级了，十一岁了，才有人悄悄告诉我，你爸爸是财政部长，我说是吗?那个时候我父亲兼过一段财政部长。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骑自行车，自行车坏了，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我就找我们班主任去借钱，买公共汽车票，后来我们的班主任跟我说: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总书记的儿子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那个时候，我穿的裤子都是带补丁的，年轻人也比较费一点儿，都是带补丁的，上学的时候，穿个新裤子不知道腿该往哪儿放。
邓朴方:我现在还有一张照片，朱老总和彭德怀下象棋，我父亲在旁边看，我就在旁边盯着看，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喜欢象棋，小孩嘛，他们有时候看到照片还笑话我，看你那个补丁裤子，看你那个样子。到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家里给我十五块钱，那个时候学生的伙食费是十二块五，我还有两块五的机动费用，我一个月回家四次，回家一次来回是五毛二。
记 者:公共汽车票?
邓朴方:公共汽车票，一次来回是五毛二，这样四个礼拜就是两块零八分，我的两块五减去两块零八分，还有四毛二就是我的机动费用，不觉得缺钱花，没想到要花钱。
记 者:好像你上中学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你们同学，包括老师都不知道你是邓小平的儿子?
邓朴方:是这样，我在十三中上学，我在那儿待了六年都到高二了，我们团干部活动时说是不是要请我父亲题个词什么的，后来我们团委书记交代给另外一个团委委员，说你找邓朴方去说，他父亲是总书记，那个同学说，啊!他是总书记(的儿子)。我们都同学五六年了，他还不知道我的父亲是总书记。那个时候没想到，不觉得这是个事，你和别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优越的，没有任何东西。
记 者:你父亲在你们上学的时候会提特别的要求吗，你们是这样的家庭，出去不要说?
邓朴方:父亲没提过，母亲倒是说过不希望我们说这些东西，我们也没觉得非要说自己父亲是什么人，没有必要。那时候我们填表，询问一下母亲，填表的时候总是稍微回避一下。
记 者:为什么这么做呢?
邓朴方:我不知道老人家怎么想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他们是希望我们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生活，我觉得这一点也受益匪浅，我从小时候一直到年轻的时候，都是和一般的平民子弟在一块共同生活，一块交往，一块玩儿，一块学习，没有隔阂，多好啊!
记 者:但是那个时候也想象不到会有以后的这些曲折?
邓朴方:那当然了，那个时候是理想的社会，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我考大学的时候考的是技术物理系，就是核物理系，想的就是毕业以后到深山里面去工作，考这个系就是这样的。
记 者:真是这样想?
邓朴方:当然，你以为呢，真革命，这革命可是真的。
然而，邓朴方的革命理想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实现，一九六六年，也就是邓朴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 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琳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记 者:找你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你们揭发你父亲的事。
邓朴方:当时就是这样。
记 者:揭发了吗?
邓朴方:你想想我们的父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揭发的，你说他有什么事情?没什么事情。不可能，就想找茬儿也找不出来。但是当时北大的主要目标就是无论如何要找到他的罪名。
记 者:最后把你们带到哪儿去了?
邓朴方:把我们带到他那些武斗基地里边。
记 者:做什么呢?
邓朴方:就是审问，一天到晚审问。
记 者:审什么?
邓朴方:审什么，邓小平和你们的关系，他们又捕风捉影抓住我，说我攻击江青，就是想把你打成反革命。
记 者:攻击江青这事有吗?
邓朴方:我也不是攻击，江青在北大那个大操场上讲话，讲得很不像样子，我在底下说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么时候?”被人听到了。
记 者:报告上去了?
邓朴方:可能也是揭发吧，诸如此类的事情，总是想抓些材料，当然我们也是矢口否认了。我就跟他们说，邓楠她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问就问我。
记 者: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邓朴方:我想，反正我总是第一目标，另外一个就是希望给弟弟妹妹们减轻一点压力。
记 者:当时的情况完全是没有自由的。
邓朴方:那当然了，完全没有自由。
由于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所以造反派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邓朴方身上，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并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一九六八年八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一直不愿回忆，这次采访，是邓朴方首次面对媒体披露当时的情景。
记 者:最后是什么样的压力，会让你感觉到(绝望)?
邓朴方:大概是经过长时间的审问，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愿意说假话的人，真话也不能说，感到很困难，又要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但已失去这种人格，最主要的是，如果被视为反革命，将来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我自己又是很好强的，说老实话，我也很革命，当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积极的革命者，却被当做反革命，你处处被作为反革命的时候，那就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一旦听到他们开始称呼我反革命，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
记 者:你开始采取这个极端的行动的时候，肯定是抱着一个必死的(想法)。
邓朴方:对，是，是的。我那时候自己就已经想清楚了，已经到头了，无论是你的革命生涯，还是你的反革命生涯都到头了，就是这种感觉，路已经绝了，现在想来当时还年轻，不是很有弹性，当时的想法就是已经到头了。
记 者:受伤以后被送到哪儿?
邓朴方:受伤以后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做手术，后来就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
记者:为什么没有手术呢?
邓朴方:当时像我这样的反革命，当然不可能给你做手术。
记 者:间隔了几天?
邓朴方:我记不清了，那时候也昏昏迷迷的。
记 者:有意识吗自己?
邓朴方:醒来的时候，摔伤以后大概醒了一下子后来就又昏过去了，再醒过来就已经在医院里头。
记 者:什么时候得到治疗的?
邓朴方:基本上就是躺着，没有做治疗。
记 者:就干躺着?
邓朴方:对。
记 者:苏醒过来以后，是什么时候才感觉到我要活下去呢?
邓朴方:没有，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真是，人们尝试过那么样一种经历，真是，心死的那种，都不感到痛苦的那种状态。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受伤半年之后，造反派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治疗，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此时，邓小平夫妇已被下放到江西，对于邓朴方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记 者:清河福利院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在当时来说。
邓朴方:是民政系统收养老年人、孤儿的一个救济院。
记 者:有人照顾你吗?
邓朴方:那就是一个大屋子，十二个人，照顾我们的就是同屋的八十多岁的一个老头儿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傻孩子，他们两个在这屋里面能走动，然后是我们这些不能动的。
记 者:生活呢?
邓朴方:生活谈不上，一去以后就给你发一身棉衣、棉裤，就是光着身子穿这些棉衣棉裤。
记 者:光着身子穿?
邓朴方:对。平常除了吃饭什么的，就是做做手工。当时福利院加工纸篓，过去的纸篓是铁丝编的，编纸篓叫做编筐，编一个筐子四面的帮是三分钱，编一个底是一分钱，就一个一个拿手工来编，做些手工挣点钱。
记 者:你会做这个吗?
邓朴方:我做什么都还可以啊，我只要学两下立刻就是高手了，我编得快，又快又好，一个月挣几块钱，然后就去小镇子上跟几个人一块摇着车子，喝个酒，来两个花生米就着，就这么过。(www.xing528.com)
记 者:你自己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邓朴方:后来我说病还是要治治，后来我就摇车子，一个手摇车，从清河摇到中南海，我记得摇了很长时间，那好像是五月份，天很热，我就穿着棉袄，那时候大家都换衣服了，但是我没有换季的衣服，就这么摇车，从清河一直摇到中南海。
记 者:现在开车大约可能需要一个小时。
邓朴方:记得有一个坡，我摇不上去，后来路边有个人帮我推了几把，才把那坡拱上去。那时候摇到中南海西门，我就同门口的人说，我要见一见领导，一个战士让我靠边站，把我放到西门斜对面的马路边上，马路西边远远的，我在那儿等了好长时间。西门是过去我每天上学都进出的地方，最熟悉的地方，当时就在那儿等着，又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有人说给你再换个地方，用吉普车把我和三轮车一块抬上去，拉回救济院了。我也做过上访的，这也算上访。
一九七一年六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在江西的这段日子里，邓朴方感受到了邓小平深沉的父爱。
记 者:这个时候已经跟父母几年没见面了?
邓朴方:我们大概从一九六七年出来以后就没看到父亲了，到一九七○年，三四年吧。
记 者:三四年没见面，分手的时候你作为家里的长子，是很健全的人，这个时候再见到你是这个样子，父亲没有说什么?
邓朴方:他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我，无言相对。我说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我就不记得当时是流泪的，但是心里面的泪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
记 者:在江西的时候，你是怎么过的?
邓朴方:那个时候像我这样，党籍开除了，也没有职业，别人都分配工作了，有工资，我也没工资，拿中办发的生活费，从老爷子工资里扣除的生活费，等于是一个无业的人了。
记 者:有工作你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
邓朴方:身体状况不允许，那时候父亲母亲还想着让我做点什么事，这孩子这么老呆着，我那时候当然也想找到什么事做，我在三○一(医院)就修了很多东西，给他们修理，当修理工，修理一些收音机，那时候收音机也好修，不像现在都是集成块的，那时候都懂。结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穷，妈妈到处搜集，可是，家家都没有收音机，那时候多穷啊!后来想做个什么东西，就把家里的照相机都拆了，拆了再装，装了再拆，把一个破的照相机给修好了，做点类似这些手工。那时候看书看得比较多，家里书多，从家里就都把书背出来了，那时候一个礼拜看这么一摞书吧。
记 者:到了那儿谁照顾你呢?怎么照顾你呢?
邓朴方:照顾我，妈妈多一些，奶奶帮忙;重一点的，比如说给我擦身子，要体力的，就由父亲来做。
记 者:但你父亲那个时候已经有六十九岁了。
邓朴方:是，也是很高龄，那时候我母亲高血压也很重，奶奶年纪就更大，父亲那时候就是我们家里最壮的劳动力了。
记 者:在您身上发生这种悲剧，您父母心里应该是非常难过的，你能看得出来父亲难过吗?
邓朴方:看不出来，难过是一定的，但他不会表现出来，不会这样表现出来。
记 者: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没能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邓朴方:但是他自己从来不说这事情的，家里一直到“文革”以后他也从来不说这些事情。我自己觉得我这一生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没有做过对不起其他人的事情，我毕竟有自信的，但是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父亲和母亲。
记 者:怎么讲呢?
邓朴方:因为我自己的行为造成了父亲母亲的痛苦，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们，他们是精心培养我、教育我、爱护我，而我呢，却给他们造成这么大痛苦。
记 者:但是你的命运是跟他们的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邓朴方:当然大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弟弟妹妹不是也联系在一起吗?但是我给我父亲造成的痛苦是最大的。
记 者:你一直自责?
邓朴方:是的，一直是这样想的。九十年代，我跟张百发接触的过程中，他给我讲过一段事情，他跟我讲，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前三门建了一排宿舍楼，修了一条路很漂亮，当时父亲去看，看了以后父亲就跟他们说，你们说房子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商品?我看将来会作为一个商品，如果将来买房子的话，我要给我大儿子买一套，他是因为我而受伤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我听了张百发那个话以后，觉得实在是父亲的一片心意，他内心的这种痛苦从来没有表达过，也没有说，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看出他自己内心的一种伤痕，他的这种伤痕越深，我的伤痕也就越深。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虽然多方治疗，但邓朴方的病情却始终无可挽回。因为曾在国外治疗，所以，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医疗和康复体系，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九八三年，病床上的邓朴方和他的病友向全国政协和人大呼吁，提出建立中国伤残人康复研究中心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提案，并最终获得通过，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开始走向正轨。
记 者: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做残疾人工作?
邓朴方:所谓做残疾人工作，开始也没想到，就是和几个病友商量，国外有那些康复中心，像我们这样的病人需要康复，需要在中国建个康复中心，建个康复中心就要筹钱，国家的钱不够，需要另外在外面再筹一点钱，建立一个基金会，没想到要做大事，就想自己建一个康复中心，让中国人能有一个康复的机会。
没想到基金会成立起来后，在大量的来信来访中，接触到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上学问题，特别突出的是上学的问题，待遇的问题，受人欺凌、侮辱、歧视，各种不公平的现象都来了，这个时候接触了，你看到了又不能不管，你需要做事，一步步一步步做下来，我说我做残疾人工作是被拉下水的，不是开始就设计好的。
记 者:您征求过您父亲的意见吗?
邓朴方:我开始做康复中心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我母亲同意，我母亲还帮忙呢，她还专门打电话给崔乃夫，当时的民政部长，说我这个儿子希望做这个事情，希望民政部长帮助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崔乃夫部长后来才跟我说的，当时妈妈给他打过电话，但是我请些叔叔阿姨帮忙，我是听妈妈的，我说是不是你看看哪个叔叔阿姨能帮我忙，后来我请了很多理事都是叔叔阿姨，基金会的理事都是叔叔阿姨。就这样开始一点点搞起来，越做越深，越做越难，越做越困难。你要克服这些困难，最后就成立残联，大规模地为残疾人谋福利，大规模地开展一些康复计划、教育计划、劳动就业计划、文化宣传计划，还有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工作体系的建立。一步一步地做下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这样的话才使人们逐渐地转变观念。转变观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喊两次就行了，也不是，不断地宣传，不断地提醒，不断地让群众耳朵里听到“残疾人”三个字，大家就慢慢觉得残疾人也是个人了。
记 者:当然你现在做得很好，也做得很大，怎么一步一步做大的?
邓朴方:一点点做，踏踏实实地做，不能来一点儿虚的，老是看到危机，而不是看到你有多少成绩。这十几年来，二十年来都是这样的，老看到我处在什么位置上，哪个地方是不利的，哪个地方是有问题的，我一直都看基金会有什么问题，残联有什么问题，大问题有没有，方向上的，体制上的，基本的缺点是什么，往哪个方向走，再看小问题有没有。所以，从一开始“人道廉洁”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九八四年的时候，“人道廉洁”的口号就提出来了。到一九八四年的时候，提出来“人道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行”，当时的胆子比较大，正在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我提出来这个事情。
记 者:你当时为什么想到提这个口号?
邓朴方:我说人道主义在中国是少了不是多了，中国长期是一个封建社会，人道主义少了，既然人道主义少了，不是多了，为什么老要批判它呢?人道主义是指的资本主义在对抗封建主义时产生的一种先进思想，先进阶级对抗落后阶级、没落阶级的一个先进的武器，先进的思想，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国封建残余这么多，我们不能用人道主义?而且“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非人道的现象还少吗?我都这样了，你还说你不能讲人道主义吗?
伴随着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发展日趋良好，一九八八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邓朴方担任主席团主席和党组书记。为了给残疾人筹集更多的资金，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等经营机构，然而，这种做法在给残疾人募集资金的同时，也给邓朴方本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记 者:最难的是哪一段?
邓朴方:刚开始推动起来确实比较艰难，一个人道主义突破，那是比较艰难的一个时刻，但是那时候也是最红火的时候。到后来一九八九年动乱的时候说我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我在国外的个人存款达到三百多亿美金。
记 者:有吗?
邓朴方:我后来开过记者招待会，我说你们谁去把这三百多亿存款找出来，我只要留百分之一就够了，其他我都捐献给国家。
记 者:但是那个时候康华公司的生意，在大家的印象中确实很红火。
邓朴方:那就是历史上撞到那儿，本来是你既然要办事，你又没有钱，后来就办了公司，办公司当时也是很普通的事情，很正常的事情，后来我就发现办公司有很多牵扯、纠缠，最基本的矛盾就是说你办残疾人事业是要办善事，是以办善事为目的的，而办公司是要盈利，是要赚钱，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行为标准，这两个行为标准在我们一个组织里面是无法协调的。后来我就把这个公司交出去了，我专心地一心一意来做残疾人工作，把公司交给国务院。
记者:并不是因为舆论的压力?
邓朴方:那是后来的事了，但是我当时已经看出办公司不行，所以我要交出去，虽然康华公司交出去了，不是我邓朴方在办了，但还是我的名字，所以一下子，正好当时矛盾比较尖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矛盾，寻租行为，各种各样的矛盾一下子就集中起来，造成了大家对我的这种误会。
记 者:你怎么看待这些误会?
邓朴方:开始我当然有一点急，我说哪能这样，我犯什么错了?我犯什么罪了?怎么老百姓这么对待我?怎么人们这么对待我?后来我想通了，这个事也不过如此。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能变得了吗?而且我也想了，我都死过的了，剩下的都是赚的，我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我做残疾人工作做了二十年，我现在跟好多人讲过，我刚开始做残疾人工作的时候我身体状况也不好，泌尿感染两个月一次，有时候一个月一次，有时候三个月一次，一年要好几次，泌尿感染发高烧四十度，一发烧四十度，就要住到医院里去，我的肾脏也不好，肝脏也不好，我就想什么时候过去，随时都可以死的，那个时候不怕死，那个时候能做多少算多少，没想到现在还活下来了，还能接受你的采访，都是赚的。
记 者:这些委屈，这些误解跟父亲交流吗?
邓朴方:没有，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希望发生这种误解，所以我一直在避免因为我们的行为而使他遭到困难，觉得这是我们做子女的责任，因为他太重要了，我们在做什么都是小事情。
在邓朴方的领导下，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目前，中国大陆的各个省市县以及乡镇街道普遍建有中国残联的地方组织，一九九○年通过的《残疾人保障法》把残疾人的权益列入了法律范畴。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就业、体育、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助残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大中城市建成了一批无障碍设施，为残疾人出行、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便利。而邓朴方本人则表示，自己做了父亲希望他做的事情。
记 者:可能提到你就肯定离不开你父亲的背景。
邓朴方:这是要承认的背景，你不能说我做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没有父亲这个背景，起码有一点最简单，我要去见某个领导人，人家肯见吗?所以这个咱们得承认。但做事真正要做好，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这个只能是给你一个背景，给你一个条件，给你一个便利，但你用不好还是做不成事。
记 者:就在这种情况下，像有你父亲这样一个背景就是一个矛盾，可能你没这个背景你做不成事，但是可能你没用这个背景做成的事，人家可能也认为跟这个有关系。
邓朴方:这个事情不怕，不怕，人们考虑这些点都是从个人的私心角度出发，我怎么怎么着了，人家会怎么认为我有没有什么背景，或者怎么怎么样议论纷纷，不重要，小事情，大事情是这个事你做了没有，大事情是残疾人得到好处没有，至于人家怎么认为，你是不是有父亲的背景，你没这个背景，我从来不在这个问题上动脑筋，也从来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也从来不去想这些事情，想这些问题干什么，没有用，无非是证得一个我怎么怎么样了，你证得一个我怎么怎么样，有意思吗?没意思，这么点小事，这么点私事你还去动脑筋来动脑筋去的话，你还能做事吗?那是不是太小气点儿了?
记 者:当他知道你在做残疾人工作的时候，他有没有表示过态度?
邓朴方:这就是我的事情了，我就经常跟我们残联的干部来检讨这个事情，我做残疾人工作，当时就有一种想法，就是不要依靠父亲来做事情，要依靠自己来做事情。
记 者:很难。
邓朴方: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请我父亲说过一句话，没请他题过一个字，所以我现在做残疾人工作的时候，他们找资料，找领导人支持残疾人事业的讲话，就找不到我父亲的讲话。后来从卡特的回忆录里面，才找到了他见卡特的时候，说过中国应当发展残疾人事业，后来卡特总统确实跟中国残联做了项目，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他说过这个话，我也没请他说，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告诉残联的同事，我说我的私心把大家耽误了，也使得老人家在这方面没有多讲两句话，这是我的私心，但是我不后悔，人总得有点儿志气嘛。
记 者:但是你要讲他肯定支持。
邓朴方:我要请他题词，他当然会，这是善事嘛，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别扭，我就不想，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私心了。
记 者:但是从一开始你父亲是鼓励你们去做事的，从事一个力所能及的职业。
邓朴方:作为父亲来说，他也并不是希望我们一定要做大事，我们有事做，能够正正当当地活着，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事，正正当当地做人，就很好了。他还觉得甚至是我们太出名了不好，要我们夹紧尾巴，他不希望我们有太多的风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夹紧尾巴，你们要采访，我们老拒绝，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但是我们习惯了，真正要踏踏实实做事，做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光做人家看得到的东西，就用心不正了。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在宣传，老不宣传也不行，人道主义思想、残疾人问题，这些问题要宣传，但是绝不允许宣传个人的东西，包括当时《人民日报》各种报刊，各种采访，各种各样的节目，我们都拒绝的，现在有很多记者有很多意见，有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跟我到云南去了，老记者，他给我总结，写了一大篇文章，他觉得好极了，后来我不同意他发表，他到现在对我都有意见。他说当初我要发表了这个文章，人家就不会对你有那么多误会了，他有他的道理。
记 者:但这样执着地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你感同身受吗?
邓朴方:是在骨头里的，是在你血液里的，不是说我现在就可以躺下来，歇着没事干，过舒舒服服的日子了。“文化大革命”后给我把党籍恢复了，党龄也都算上了，工资也补发了，我也有工资了，那时候多稳定啊。当然是什么都不做也可以。
记 者:那为什么还要做呢?
邓朴方: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世界观、人生观就是这样，你生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你做事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个问题，现在大家还能支持我，还认同我，我已经很幸福了，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呢?
由于对残疾人事业的突出贡献，中国残联以及邓朴方本人都获得了一系列的国际奖项，二○○三年十二月十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颁奖仪式上，邓朴方被授予当年的“联合国人权奖”，他成为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此奖的残疾人。
记 者:去年年底你得了联合国的人权奖，不知道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邓朴方:很淡，很淡，明确讲是好事，但是你就真那么了不得?也不一定，大家都很高兴，我也算高兴，但是我不是那么兴奋，也不是那么激动。我有时候想，我得人权奖，自己才做了多少事情?我觉得人权奖只不过是两种标志，一个标志就是中国残疾人事业得到了国际承认;第二个标志是国际社会更加重视残疾人领域。对国家来说是好事情，中国的人权得到国际承认怎么不好?好啊，对个人来说，不过如此而已，以前得的奖多了，一堆呢，都是国际组织的奖，奖也都不小，但这个奖是联合国的奖，更重一些，如此而已。不是不要名声，是不要刻意求名，一刻意求名就落了下乘。在这个问题上看淡点，随便点，自己也放松，也给别人一种松弛感，多好呢!
记 者:但是有人说没有邓朴方就没有残联。
邓朴方:那也不能这么说，没有我，也会有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可能进程会有不同，地球离了谁不转呢?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是因为形势，另外一个是需要，它的发展是必然的，没有邓朴方来做，别人也会来做。我觉得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大环节的一个局部，它不能独立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大的背景，你再三头六臂、再人道主义、再拼命也不会有结果;不讲这个，老觉得自己做什么了，岂不可笑?所以我早早地就想把班交出去，让年轻人能够在残联的关键岗位上承担责任。现在我已经做到了，我把新一代的残疾人、残联干部都培养起来了，把他们都推到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来了。
记 者:现在离这一步还有多远呢?
邓朴方: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现在中国残联的党组书记不是我，中国残联理事长也不是我，我都交给年轻人了。原来中国残联主席、党组书记、理事长都是我，我一个个往外交，现在交得只剩一个主席了。
记 者:为什么?
邓朴方:人总是要死的呀，像我这个身体，现在虽然看着不像要死的样子，但是你总会要死的，总会过去吧。我在近十年基本上考虑一个问题，考虑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你看，我十年以前就下这个功夫了，这都是大事啊。你就算再能干，还能干几年啊?再说你再能干你有多少精力啊?
记 者:但你的身体状况大家也非常关心，尤其是残疾人。
邓朴方:这个，说句简单的话，看来还不像要死的样子，要死也不怕，但是现在看来还不像要死的样子，既然不死就撑着吧。但是我一定要把责任交出去，把人员培养起来，创造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这才算最后完成任务。
【注释】
(1)邓朴方同志二○○四年七月十三至十四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王志同志的采访，这是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根据部分采访内容制作的节目实录全文，楷体字部分是节目解说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