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宽容，更多理解：人道主义的呼唤

更多的宽容，更多的理解⁽¹⁾
(二○○三年十二月)

邓朴方:这次你们特别关心这件事情(获人权奖)，我对你们表示感谢。

记　者:应该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邓先生，您是希望我们叫您朴方呢，还是希望我们叫您邓先生?

邓朴方:随便，我们会里的人都叫我朴方，叫什么都行，这不过是个符号嘛。

记　者: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话题了。

邓朴方:你是哪的?

记　者:我是香港《南华早报》的，很荣幸。您是什么时候得到通知说您得到了这个联合国人权奖?是谁告诉您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的反应是什么?

邓朴方:在发奖前十天联合国人权机构给我们正式发了一个通知，发了一封信，告诉我们获得了这个奖，并且询问我们是不是去纽约领奖。我们当然是很高兴了，这些年来中国残疾人事业能够得到大家的承认，并且是在人权领域，各方面都很高兴。以前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权奖，后来听说了才知道。

记　者:那您得到这个奖意外吗?

邓朴方:可以说是意外，也可以说是不意外。意外，以前没有关心过这个事情，不知道有这么个联合国人权奖，这是一个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事情。要说不意外，我觉得国际人权活动已经开展得这么广泛了，对残疾人领域也应该关心了吧。

记　者:那您得的这个奖对您意味着什么呢?包括对中国残疾人事业意味着什么?还有对中国整个人权状况意味着什么?

邓朴方:我们一直在做残疾人事务，得奖了也要做，不得奖不是也要做嘛，而且也一直都在做。我觉得得奖是一种进一步的承认，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在国际上呢，大家也都承认，也得了一些其他的奖。我觉得这个承认是进一步承认，社会总是在进步嘛，残疾人事业总是在发展嘛，社会总是越来越好，残疾人状况是越来越改善，这种情况大家是承认的，得到承认就是一种光荣啊。

记　者:我想请问您怎么看待人权这个问题?

邓朴方:这个太广泛了。

记　者:您对人权这个概念是怎么看的?

邓朴方:我觉得人权在国际上越叫越响了。以前我们从小就接受一种教育叫做解放人类，我觉得这和现在讲的人权(是一致的)，当然从意识形态角度上来说不完全一致，但是基本方向都是要改善人类的状况。要从更多的爱心出发，要热爱人类，要有人的尊严和价值等。现在国际上这样的人权活动是被越来越广泛地作为一种标准来做的，我觉得这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特征。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人们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能够享受社会物质和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记　者:您觉得现在西方的一套人权标准和现在中国的标准还有差别吗?

邓朴方:我觉得文化上的差异是很大的，另外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也是很大的。所谓标准，我觉得西方也没有一定的标准。西方就一定标准吗?也许一个国家对这个问题这么看，另一个国家对这个问题那么看，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西方在人权领域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演化着的。就中国来说呢，我记得我们过去唱的一些歌，像什么“民主政府爱人民”、“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类的，我们现在的解放军，像驻港部队是不是天天唱《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我们现在的部队天天唱这样的歌。作为中国来说也在不断地为改善人们的生活，逐步提高人民的福利，并且逐步扩大人民的基本权利而努力。至于标准的问题，我觉得是很难说的。

记　者:那如果没有标准，为什么西方经常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不好呢?

邓朴方:作为中国人来看，我们对自己的人权状况也不认为是最好的。比如就拿我们的残疾人事务来说，前些时间我接受一个采访，他们问我:你是不是认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能够令人满意?我说:不能够满意。因为对中国残疾人事务，我说过一句话是:我们没做的事情要比做到的事情多得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做的事情也是应当做到的，怎么叫应当做到呢，就是残疾人应当享有的人权。那就是说我们残疾人许许多多应当享有的人权我们现在还做不到。没做的比做到的多，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不足的地方多，说明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是这样一个状态。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保证自己的人权都得到保证了。任何社会都是在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不断使自己改变，不断使自己进步，这样一个过程。至于西方总是批评中国的人权，我觉得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一概而论。我也有很多西方的朋友，他们对中国有一些人权状况也不太满意，我发现他们很多都是很善意地说你们这点应该改进，那点有什么不对。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有时我们会有一些争论，但是我们谈起来都是非常愉快的，在交谈中都是很融洽的。

还有一种状况是很多人都不了解中国是怎么样的情况(就去评价)，这样的情况我见得很多。比如说我带艺术团到美国去，我们的孩子到美国家庭里去，美国的一般民众是很善良的，他们问我们的女孩子，你们的婚姻是不是都还是包办呀?其实这种包办婚姻的问题我们在五十多年以前就解决了，现在的一些美国人还是认为我们中国仍是包办婚姻，所以说这种认识上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再比如说我到波兰去访问，波兰的朋友就和我们说，我们到过中国，可是我们还有很多人没有到过中国，在他们脑子里的中国还是像斯大林统治下的铁幕似的那个状态，这种认识上的差距有多大呀。再加上媒体如果有一种偏向性的报道的话，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会，对中国这种批评就会有一定的市场了，会被很多人接受。我认为误会这个因素是很多的。当然还有一种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人最不满意的，很多人在妖魔化中国，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所不能容忍的，他的根本目的是想遏制中国的发展。这就不是善心而是恶意的，对这种恶意我们当然不能接受。所以要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记　者:您觉得中国人权方面发展的希望是什么呢?

邓朴方:我一向认为人权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它有它的基本原则。比如说各种人权宣言书对人权的表述都是不同的，但大意是相同的。比如说美国的《独立宣言》对人权的表述就比较简明，它说我们都认为下列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不可转让的权利，那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你看这种表述多么简要，也很明确。首先的一个含义就是说人人生而平等，不能有高低贵贱，不能因为种族、性别等而有所区别。第二层意思是说人权是造物主所赋予的，就叫天赋人权，实际上天赋人权是一种理念，就是说我们应当有这个人权，实际上我们得到这个人权不是天赋的，也不是造物主赋予的，而是人民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争取得到的。再一个就是说他们这些权利是不可转让的: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说明是一种很广泛的权利，人们都应该得到这些权利，这番表述挺合我的胃口。

记　者:您爸爸已经去世了，如果您爸爸还在，您现在得了这个奖项——联合国人权奖，那么您有什么话对他说呢?

邓朴方:我想，我不必对他说什么。因为他是很了解我的，我做残疾人工作他一直也是关心的。我想不必要说什么，我们会互相面对的。

记　者:你们怎么互相面对呢?

邓朴方:我面对他我是无愧的，他面对我应该是欣慰的吧。

记　者:您得了这个奖项他会怎么对您说呢?

邓朴方:我不知道他应该怎么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个朋友告诉我关于我得人权奖这个问题有人在网上发帖子说:“邓公在九泉下应该欣慰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对老人家的一种怀念吧，我很感谢这种怀念。

记　者: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也谈了一些受到西方世界批评的原因，包括一些现在西方世界不了解中国现状造成的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那你觉得联合国这次给你发这个人权奖，您作为第一个中国人能拿到人权奖，在西方世界很多人恐怕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他毕竟还是给发了，这种既成的事实对您来说，您会怎么解释一个中国人能够拿到一个长期被西方人批评的事情的一个奖项，或者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邓朴方:我不明白你的这个题目的意思是什么?你再重复一遍可以吗?没有太听懂。

记　者:就是说西方世界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您作为第一个中国人拿到联合国对于您在人权事业上的认同和承认所发的奖项，那么您怎么来看待您作为一个中国人能拿到这个奖项?

邓朴方: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的承认不是因为我拿到这个奖，我觉得是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事情应该得到承认。

记　者:但是，这个奖是不是也传达了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呢?

邓朴方:那当然，如果作为一种符号来说，有很多报纸上说中国第一次得到这个奖，说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进步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但是总是有些人不承认，有些人承认多一点，有些人承认少一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我觉得单纯作为符号来说也可以这么讲，当然实际上人们的承认程度不会因此而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也许人们看到了这个符号以后会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启发，我觉得这是肯定的。

记　者:再谈谈你的爸爸可以吗?您的父亲过去怎么支持您的工作呢?

邓朴方:我从来没有要求他直接支持我的工作，但是他的这种教育，特别是我父亲、母亲他们从小就把我们教育成一个对人民负责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深深刻在我心里的。我在电视里——东方之子他们给我拍了片子，其中我也作了一段检讨，我觉得我自己也许是带些自私的原因吧，没有请他来为残疾人事业题词呀，请他讲话呀。所以现在我们要找资料都找不到，我们一些同事也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后来我们找了很多才找到他曾经和卡特在现场会面的时候说过:我们中国要发展残疾人事务。即使没有这个我也知道他是支持的。

记　者:那您觉得您的特殊身份是不是对您的事业有帮助呢?

邓朴方:这个当然是便利了，我向来承认这一点。要是没有这种身份背景，你哪能那么便利地把事情推出来呢，这是很实在的。

记　者:您的父亲对您事业上的支持主要是体现在刚才您讲的对您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上，是这样的吗?还有其他的支持吗?

邓朴方:我没有请他来说很多话，没有请他题词，但我做的所有事情他都是知道的。

记　者:有一点遗憾是吗?

邓朴方:如果以前多请他一点，可能在我印的各种宣传册子上就会有很多他的题词呀，讲话呀，可以请他讲很多，而且他一定会讲的，一定会题词的。但是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弱点吧，也可以说是缺点吧。

记　者:为什么认为是缺点呢?

邓朴方:恐怕自私了一点嘛，想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

记　者:这是自立嘛。

邓朴方:自立是好的，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请他再说一点不是也好吗?

记　者:这是您的个性问题吗?

邓朴方:有点个性，也算一点自私吧。

记　者:您知道香港的情况吧，香港现在的经济不是特别好，很多人现在的生活质量下降了，您的过去，您的经历很有鼓励性，现在您可以用您的经历，以前是怎么倒下又怎么再站起来，可以给我分享一下您的经历，给我一点鼓励，给香港人一点鼓励吗?

邓朴方:我自从做残疾人工作开始就一直跟许许多多香港朋友接触，最初跟康复的接触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无论是在业务上，还是在我们和国际各个方面交往上都帮助很大。当然后来一九八四年我又到香港去访问，接触了更多的香港朋友，比如许许多多企业界的朋友对我们的残疾人事业给予了一定的支持，直到现在你们知道的李嘉诚先生还和我们有很大规模的合作项目，这都是很引人注目的。再比如说，我们和香港的许多服务团体也都有很多接触，像香港狮子会也和我们有很多的业务往来和合作。从我和香港朋友的接触里，我觉得香港社会是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社会，香港人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自强，我不认为我有资格用我的什么东西来启发教育香港朋友。我觉得香港人有足够的智慧能团结起来，有足够的毅力和能力来克服困难。我不怀疑香港会重新振兴和复苏，任何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总会有高潮和低潮，不能总是处于高潮，总是高潮倒是奇怪的现象了，遇到低潮的时候我相信香港朋友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个事情，不需要我在这里说三道四的。

记　者: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要从低潮中站起来需要有什么力量呢?

邓朴方:实际上我以前也经历过很多困苦的时候。如果从自己来讲怎么克服困难，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种困苦所带来的痛苦你怎么样去面对它，你得面对、承担它，也许你努力奋争去改变它，也许你不去奋争来等待它，只要抱有希望总会过去的。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就是绝望，你不能绝望，当你绝望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用一种不要钻牛角尖的思维方式，更灵活点来思考。当你觉得根本看不到前途的时候——我也有过这种感觉，是不是应该跳出来看看，是不是也许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绝望，也许绝望的后面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方法也许对你的心态调整和自己的作为有所帮助。

记　者:您(切身体会过)绝望吗?

邓朴方:当然。

记　者:可以讲一下吗?(www.xing528.com)

邓朴方:我觉得这不是可以共享的，不身在其中是难以体会的。

记　者:那您当时怎么走出绝望的呢?

邓朴方:我记得我妹妹曾经问过我父亲长征时是怎么过来的，我父亲讲了一句话，他说:“那就是跟着走吧。”长征是跟着队伍走的，跟着走就行了，往前走总会走出来的。

记　者:终会见到光明是吗?

邓朴方:是，不会永远是低潮的。

记　者:在您长期从事残疾人的事业当中，有什么是可以鼓励您继续从事这一事业的，举一两个例子可以吗?

邓朴方:残疾人事业是一个感情投入非常多的事情，你无论如何都要付出感情。如你碰到许许多多痛苦的事情，如残疾人不能就业、不能上学，他们没有钱，生活困苦贫穷，甚至遇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各种歧视、各种偏见等等，这些都是令人痛苦的事情，更加痛苦的是你看到这些事情，有些是你能解决的，更多的是你还不能解决的。没有力量去帮助他们是非常痛苦的，或当你做了一些事情，给他们予帮助，看到他们从绝境中摆脱出来，看到他们的一种新生，那种意气风发的现象，你的那种兴奋心情，是很难形容的。所以我说我们残疾人事业是让人流泪的事情。做不成的事情要流泪，做成的事情你也要流泪，是这样一个感情比较投入的事情。所以说这些事情每一件都是能够激励你、帮助你，不一定要说哪一件，这些事情太多了。

记　者: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呢?

邓朴方:如果一定要举例子的话，你比如说我以前曾经和大家说过的一个例子。我在建康复中心的时候，有一个残疾人听说后架着拐说希望你们早一点建起来，不要等我死了以后再开始，我听了觉得这种话是一种鞭策。再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建残联的时候，当时我去湖南，湖南那时候搞得不好。县级残联一个都没建立起来，后来他们就给我换了个理事长，我们又挑了一个新的理事长。这个理事长，我和他一起去下面调查、参观，我一看这个理事长怎么这么笨呀。在我们跟地方官商量或与残疾人讨论的时候，他都睡着了。我说我们怎么选了这么个理事长。结果后来我走了以后，一年的时间他一个县一个县地跑把所有的县级团体都建立了，就在一年之后，他去世了。后来我感到非常内疚，当时我对他的那个看法实在是一种偏见，这个人真是实实在在，因为他有病，但是他忍着这个病痛还能够一个县一个县地把县里的残联建立起来，这样的人真是非常伟大的，面对一个这样非常优秀的人，我曾经对他有歧视的想法，想起来我真是很内疚的。

记　者:刚才也讲了偏见跟歧视的问题，跟有关爱滋病的讨论相似，对爱滋病也是偏见和歧视的问题，那您觉得有关残疾人事业方面，歧视和偏见是个最大的障碍吗?

邓朴方:人类社会上有很多不平等的现象，有剥削、压迫，这些问题如果得到基本的解决之后，那么这些歧视和偏见将是影响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最大一个障碍。它影响着人们互相之间的融合，无论是种族也好，宗教也好，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如果是少一点歧视，少一点偏见，更多一点爱心，更多一点的宽容，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就会少很多。包括我们在为残疾人做事的时候，维护残疾人人权的时候，我更愿意讲人道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道主义所含的爱更多一些，而如果仅仅讲人权呢，他是强调一种平等，一种自由。而实际上人权是人道主义的一种延伸，人道主义从政治上、法律上来延伸就是人权。而人道主义更多的是有爱心，你要热爱人类，热爱他人，对他人要有更多的宽容，更多的理解。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做人权事务的时候融入更多的爱心的话，可能会使我们的整个社会更加和谐，世界更加和平。所以我三次见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时候，我给他解释为什么残疾人一定要制定《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我推动这个事情，我见了他三次，给他解释了三次。其中有一次我就说，二十世纪曾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最伟大的科学技术成果，这是不可比拟的，它的科学技术发展是以前所不能想象的，它的物质财富的积累超过以前所有的总和而且不知道多出多少倍来。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并没有使人们的道德得到应有的提升。人们的觉悟，人们的道德，人们处理物质财富和科技成果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为什么二十世纪那么多残酷的事情?中国不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嘛!世界上不也是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嘛!其损害也超过了以前所有的世纪。所以说二十世纪既是一个发展迅速的世纪，也是非常丑恶的一个世纪。所以新的世纪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人类应该更聪明一点，应该从二十世纪的教训中得出结论来。我们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纪的过程中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和平，也就是不要战争。我们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解决我们的各种政治争端和利益争端，而不是使用战争的手段。那么是不是应当有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对抗，对抗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加深矛盾，而合作才是一点点地解决我们的问题，才是我们创造一个新世纪所必须要做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有更多的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更加和谐，更加友爱，人和社会应该更加和谐，不要那么多的对立，要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友爱，更多的宽容。再比如说人和自然应该更加和谐，人们现在控制的能量已经太大了，如果不自我克制，不寻求人和自然的和谐，注定是要毁灭的，所以我就提出来，新的世纪应当是一个和平的世纪，应当是一个合作的世纪，应当是一个和谐的世纪。当然我和安南没有说得这么详细，我是希望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能够发挥作用，希望能把新的世纪引导得更好，而不是在新的世纪里有更多的灾难。

记　者:能不能谈谈有关我们在未来五年内将制订有关残疾人就业保障条例方面的问题呢?

邓朴方:就业保障方面，我说过我们要修改《残疾人保障法》了，也要建立就业保障条例，这是诸多的工作的一个方面，这个也用不了五年，我相信用不了五年就会解决。当然现在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记　者:是什么问题呢?

邓朴方: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就业问题是中国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健全人就业率现在也在下降，你看到下岗的很多，失业的也很多，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残疾人就业率提高是很困难的事情——当然我们现在做到了，但继续再提高就更难，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就业条例。但是你知道现在中国的就业形态都是在变化之中的，所以政府对就业的管理也在变化之中。当然我们在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方式上也在变化，对就业问题的管理面也在变化，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技术问题要在变化中求得平衡，另外也要考虑新变化所产生新的因素的出现，这些技术问题太专业了。

记　者:残疾人有很多事务，包括康复、教育、扶贫、维权等，那为什么特别强调就业这方面呢，而且要专门提出一个条例呢?

邓朴方:不，不，不，我们已经有教育条例了，教育和就业当然是两个条例了，当然其他方面也都很重要，比如像扶持贫困呀，这都是非常急的事情——火烧眉毛的事情。

记　者:那为什么中国残疾人有百分之八十四的人都已经解决就业，可仍然有六百万残疾人还处于贫困线以下，或像您说的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呢?

邓朴方:温饱问题，恐怕我们贫困人口不止六百万，有一千万以上的贫困人口，当然有不同的统计，不同的统计方法。作为百分之八十四的这个例子本身来说，这是一个统计，我向来对统计不完全相信。

记　者:这不正是对您工作的一个肯定吗?这是很好的一个就业率呀!

邓朴方:统计都是有水分的，所以我认为统计的数字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而不能说它就是绝对的正确。特别是对残疾人的统计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统计上说，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我们就业了多少，安排了多少，那么什么叫有劳动能力的呢?这个水分就大了，有的统计就不是。所以说统计是很令人头疼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没有统计又不行。所以说统计下来我可以看看这个变化，真正要做的话不能完全按统计的数字来安排。

记　者:那实际上您个人认为中国残疾人就业的现状是怎么样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邓朴方:我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状况，残疾人里有不同的情况，比如重残和轻残的差别就很大。比如，盲人以前就业是最困难的，自从大力开展了盲人按摩以后，盲人的就业率一下就上来了，我们北京盲人经过按摩培训的，百分之百都可以就业。这样是不是就很好呢?当然，我们的盲人也不能都去搞按摩，总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业方式。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说拿出个概念、拿出个数字来做工作，而是根据每一项——每一种人、每一种就业或者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替他们创造就业机会，这样一点点做下来，慢慢积累。我向来都强调要做一点点的事情积累起来，而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把什么都做好，那是不可能的。

记　者:相当于六分之一的残疾人都处于这种贫困状况，您自己也说这还是很艰巨的任务，您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而且您作为残疾人的领袖，您将会做些什么事情来推动政府解决残疾人的问题?

邓朴方:比如说再往前十年算，残疾人贫困人口在两千万或者更多一点，经过这几年大力的扶贫，贫困人口降到一千万，但这也只是一种统计数字。你比如说贫困的标准，标准提高一点贫困人口就多一些，标准低一些那贫困人口就少一点。我们说残疾人是社会上最困难最贫穷的一个群体，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而且短期内也改变不了。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推动政府在扶贫政策上为残疾人考虑，如我们政府有很多扶贫的措施，这些措施必须要把残疾人列入其中。另一方面我们残联自己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我们每年有八个亿的扶贫贷款，贷给那些贫困的残疾人，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康复以后参加生产，或者给他们购买一点生产资料，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启动的资金，能够摆脱贫困。

记　者:但是您也提到这些扶贫贷款恐怕也是“嫌贫爱富”的。

邓朴方:这是我的话，实际上，只能是给那些有能力的，还有很多没能力的。

记　者:是，所以残联在这方面怎么能推动政府更多地解决中国这么多残疾人口的资金问题呢?

邓朴方:这就是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政策，比如东部地区我们要求他们做得更多一点，有的省农村城市都有最低生活保障线。这个我觉得东部地区应该做得更好一些，而西部地区呢，更多的是要首先解决吃饭的问题。

记　者:那残联将会在这些推动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邓朴方:我们是起一个把残疾人和政府连接起来的作用，我们要把残疾人状况向政府反映，要求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也协助政府把残疾人状况统计出来，协助政府来具体帮助残疾人。

记　者:谈谈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好吗?

邓朴方:像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中国人里生活得比较好的吧。

记　者:是不是经常会外出?

邓朴方:该跑的地方还是要跑的。

记　者:一般您和他们聊的也是残疾人问题吗?

邓朴方:那当然了，就是踏踏实实地静下心来，一心一意、一点一滴地来做，这样积累起来。要不然哪会一下子蹦出一个大成就来呢。

记　者:您经常去香港看看吗?

邓朴方:不经常，好久没去了。很想再去一次。

记　者:有没有留意香港现在的情况?

邓朴方:香港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不只我很关心，包括所有的中国人都很关心，特别是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大家都希望香港好。

记　者:那您有没有留意“七·一”的香港大游行呢?

邓朴方:我觉得香港人“愿意”用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香港以前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从来没有民主这么一说，是不是总督制呀，现在有了民主大家愿意放一放，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嘛。

记　者:您有没有觉得由于游行，香港好像不太稳定?

邓朴方:稳定。不稳定不好，受害的是香港自己，大家团结起来多好。但是，我不是说教训，我没资格来说，我觉得香港人民会团结起来的。

记　者:中国对残疾人办企业给了许多税收的优惠政策，而且社会捐助对残疾人也投入了不少，我们就是想问问这些钱是不是都用在了残疾人身上?我们想问，据您所知有没有出现截流或挪用的问题?

邓朴方:从中国残联、从我这里出去的钱都是非常严格的。无论是捐款还是政府计划的拨款都是百分之百地用于残疾人事务上。你说小的纰漏会不会有，这个不敢保证，大的绝不会有。

记　者:但是地方呢?

邓朴方:地方，我认为他们不敢。你想，记得我过去和我的干部也讲，我们过去看古代戏剧，那个陈州放粮。这是个包公的戏，因为陈州那个地方遭受了饥荒，当时去赈灾的是他的侄子包冕，他的侄子在赈灾的过程中有贪污的行为，他去查了以后就把他侄子杀了。但是你知道包公是他嫂子养大的，老嫂比母呀，他把他侄子杀了，他去向他的嫂嫂解释，他嫂嫂最后对他是非常理解的，这是非常感人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做这种慈善的事情你要是贪污了要杀头，你做残疾人事务你敢吗?另外你看到这么多残疾人你于心何忍呀!

记　者:但是这只是自律的问题，有没有制度保障呢?

邓朴方:当然有了。

记　者:邓先生，我可以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吗?就是香港读者都很关心您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您现在是不是也经常亲自下去考察工作呢?

邓朴方:跑总是要跑的，到处跑。我自己生活一切都正常，谢谢大家的关心。

【注释】

(1)这是邓朴方同志获联合国人权奖后答香港部分媒体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