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联合国人权奖答记者问（2003年12月）

获联合国人权奖后答记者问⁽¹⁾
(二○○三年十二月)

记　者:首先祝贺您这次获得联合国的人权奖，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邓朴方:谢谢你们。

记　者:您是中国人第一个获得这个奖的，对于多年为残疾人事业奔走的人来说，您觉得这是一个安慰吗?

邓朴方:我觉得还不算安慰，不是这个词能形容的，我觉得是一种承认。这次联合国人权奖能够颁给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第一个中国人，当然我们也看了一下以前得奖的人员，好像还没有一个残疾人，我也是第一个残疾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奖有着双重的意义。一种意义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拿这个奖，特别是我是做残疾人工作的。拿这个奖就说明得到了一种承认，也就是国际社会承认我们中国的残疾人事业近年来的一些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不断取得进步，残疾人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残疾人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这个情况，不是说得到这次奖就得到承认了，其实我们早已得到很多的承认了，但是这个奖进一步承认了我们的成就。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奖是发给一个残疾人的，以前还没有，这是不是说明联合国对人权维护的体系开始更加关注残疾人的这个领域?人权是分领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种族、性别等等，是不是现在大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残疾人领域的人权问题?

记　者:您是跳出来看自己获奖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也是残疾人事业被主流关注的一个指标?

邓朴方:是这样。当然这个奖是给个人的，但是我想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

记　者:您觉得这个奖更多的是对一项事业的承认，还是对一个个人的承认?

邓朴方:我想两方面都有吧。

记　者:我们也看到，您从一九八八年开始就不断地获得国际的一些奖项和联合国的一些奖项，这次人权奖您觉得它有特殊的含义吗?

邓朴方:我以前得到的很多奖都是一些残疾人组织的，就是得过的联合国的奖项也是有关残疾人事务的，基本上是偏重于残疾人业务。这个奖作为人权奖，说明现在国际社会对残疾人问题有一种比较新的动向，也就是说残疾人问题以前更多注意的是社会发展问题，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在人权问题上给残疾人问题以关注。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的残疾人问题不但是个社会发展问题，也是个人权问题。在人们强调人权问题较多的时候，我们说残疾人问题不但是个人权问题，同时也是个社会发展问题，这两个是并重的。实际上现在国际上也正在兴起一个新的大的动作，就是制订《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从一九九○年开始各个国家的残疾人都普遍有这样一个强烈的要求，现在也要进入联合国的程序。所以，制订《残疾人权利公约》，实际上是向残疾人人权方面更加靠近一些。比如昨天我们刚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出了一本书，这本书里就强调以权利为本的残疾人条例，这是一个新动向。

记　者:我们能不能从这个奖来判断说现在中国残疾人的状况就是令人满意的呢?

邓朴方:不，不，完全不能，完全不能。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残疾人状况令人满意，而是令人很不满意。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很多进步，这种进步是令人满意的，但是真正说残疾人状况，还有那么多残疾人吃不上饭，住不上房子，穿不上衣服，这样的残疾人现在大概还有六百万，多大的数字啊!贫困残疾人还有一千万以上。所以，要说很满意，还完全谈不上。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都令我们满意，或者是令我们兴奋，令我们激动。但是谈到残疾人状况，那么，我们没有做的事情比起做过的事情还差得太多了。

记　者:您刚才讲到残疾人的权利，如果您做的工作是在为残疾人争取权利的话，您最看重的是残疾人哪方面的权利?

邓朴方:没有哪一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残疾人问题范围太广泛了，不是有一句话嘛，就是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作为残疾人也是这样，盲人有盲人的问题，聋人有聋人的问题，他们的问题都不完全相同，每个人所遭受的困难都是不完全相同的。

记　者:从我们整个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看法和对他们的态度上说呢?

邓朴方:这个我觉得现在变化很大，比如说我在八十年代初刚做残疾人工作的时候，我问过很多残疾人，你们在马路上走的时候有没有小孩对你们有歧视，比如扔砖头、叫什么瘸子这种事情?结果百分之百都有这样的情况。现在就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社会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

记　者:你觉得这种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邓朴方:没有绝对的时间，它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比如说我们八十年代初一开始就提出残疾人也是人，大家要注意的是，残疾人是一个人，而不是眼前的一个瘸子、一个瞎子、一个聋子，他是一个人。所以，这种观念就是说把他当做人来看，而不是当做一个残疾者来看，或者残疾的状态来看，我们一直在宣传这种观点，要尊重他的人格、价值、尊严，甚至承认他的贡献等等的一切。这样的宣传是长期下来的，作为人道主义的宣传，一直持续这么多年了。所以，现在听到老百姓说或者偶尔听到出租车司机说这些残疾人也挺可怜的，也该关心关心他们了，就是从内心说出的一种话。

邓朴方:可是你要说哪个小孩对残疾人扔砖头，这能反映什么问题呢?孩子又懂什么呢?

记　者:跟大人学的?

邓朴方:对，大人在家里、在饭桌上聊什么，说什么，反映在孩子脑子里就是什么，所以孩子的观念反映了大人的观念，反映了社会的观念。

记　者:我们知道您最早从事残疾人事业，是从一个给残疾人建康复中心这样一个设想开始的，最开始的时候您怎么想到要给残疾人做一点事情呢?

邓朴方:因为我是残疾人，我在住院的时候，有个老教授，他就认为像我们这样截瘫的人，应当有一个康复的过程，比如一次大战的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人基本上都死光了，很快都死光了。二次大战以后采取了现代的康复医学手段，这些人大部分都活下来了，然后，他们要求参与社会生活等等，一个现代康复医疗体系开始形成。到现在康复的新概念也形成了，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康复，而是全面康复的观念。像我们这样需要康复，而且是切身感觉有这种需要，但是我想仅仅个人康复是没用的，我们全国这么多人，特别是现代康复医学体系，当时没有用到中国来，所以我就把它拿进来，建立了康复中心。

记　者:那后来又是什么原因让您觉得一家或者几家康复中心并不能完全满足真正的需要，应该有一个更全面、更系统化的组织来为残疾人服务呢?

邓朴方:我觉得建康复中心要筹点钱，国家钱不够，那么就建立一个基金会。一建立基金会不得了了，基金会一建立起来好多人就来了，不能就业的、缺乏康复的、不能接受教育的。特别是一九八四年，我印象特别深刻，很多残疾考生不能上大学，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急了，急着找教育部来解决残疾人上大学的问题，结果一九八四年开始收了一批残疾人大学生。当然后来还有很多很多残疾人听说有残疾人基金会就跑来找我们，慕名而来，他们的处境很惨。后来我们没办法只好一步一步做，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最后，我们又和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然后就成立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记　者:在这之前您有没有思想准备，说这扇门一打开，居然会有这么多求助的残疾人找上门来，要求你们帮忙?

邓朴方:原来没有做这样的设想，原来的目的是比较单纯的，好像特别被动，做到这一步就不得不做下一步，又不得不做更下一步，这样一步步做下来，后来就是越做越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做。

记　者:那就是说在被残疾人这种需求推着往前走?

邓朴方:是这样的，因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是在这么一个大趋势下做的事情。原来是一个绝对平均社会，大家都是低水平的生活，比如说残疾人是最低生活，健全人也是最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差距好像不是特别明显。那么当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了，不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都逐渐提高的时候，残疾人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因为他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社交或者是职业技能都不如别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就被比下去了。这种情况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情感，残疾人的需求也突然猛增起来，正好这时我们接受了联合国《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中机会平等、全面参与社会这样一种新的观念，这时候我们把它结合起来，觉得这个事情非做不可。

记　者:残疾人的需求这么大，而且您也是在一种被动、被需求的情况下才开始做，当时觉得能满足他们这些需要吗?

邓朴方:没觉得能满足，当时只是觉得能做一点是一点。

记　者:最初您觉得有成效的是什么时候?

邓朴方:都是一些很细小的事情，比如康复中心，我们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八年用大概五年的时间就把康复中心完全建成了，那就是很令人欣喜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在马路上碰到一个残疾人，就去帮他，残疾人问他是哪儿的?他说我们是康复中心的。那个残疾人就说，要等你们康复中心建好我们都进棺材了。所以我听了以后，印象特别深刻，觉得特别受刺激，决心无论如何要尽快地把康复中心建好。当我们建好了一个现代化的康复中心，有了用全新的康复理念武装起来的一批医疗队伍的时候，才觉得特别兴奋。再比如我们把一些残疾人送到大学里面去，那些残疾人的兴奋、热情让我们觉得有点满足。再比如，我们一个一个解决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再加上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在青海组织医疗队为盲人做白内障手术，那时候是很初期的，没有做人工晶体，就是完全做白内障切除，做好一个残疾人以后，残疾人那种激动的心情是很难形容的。

记　者:您曾经说这非人道的混乱，给了您一个残缺的躯体，你居然用它来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秩序。建设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是您做一切事情的最终目标吗?

邓朴方:这句话不一定是我自己说的，可能是别人说的，但是我承认这句话。你说人道主义是我的最终的追求，这不符合我的想法，很难说是最终的追求，但肯定是追求，在中国推行人道主义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中国历史说老实话缺了一段，中国由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然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社会发展史上说它缺少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大家都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在那时候产生出来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用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来面对神权，是打倒神权的一个武器，所以它是一个进步阶级的一个进步思想，所以在西方人道主义的传播有三百年到五百年的历史，它不断地传播，不断地深入人心。中国古代也有仁爱的思想，主要是统治者用来巩固统治的基础，当然也是做人的一个价值标准。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怎么尊重人，承认人的价值，承认他的尊严，并且使他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等等，这一套理论体系，中国并没有，所以在中国这一课是缺了的。

所以在中国人道主义思想并不是深入人心的，人们对它并不是很了解，而是很陌生。在中国这一课一定要补起来，所以我就拼命地推人道主义吧。

记　者:怎么叫拼命地推人道主义呢?我们知道做一件具体事情容易，但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却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邓朴方:这个事情也是一步一步做起来的。一开始我们提倡人道主义的时候，别人正在批判人道主义。第一步要喊出一个强烈的声音来，不能再批人道主义了，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呢?中国是少了，少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批判它?如果是多了的话，为什么会产生“文化大革命”那么非人道的因素出来呢?说明还是少了，既然是少了你为什么还老批它，还老要消灭它呢?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提出来人道主义应当是我们残疾人事业的一面旗帜，人道主义应该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基础思想，我们应该更多地吸收西方的人道主义。当时我们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应该把西方人道主义拿进来，并让我们广大人民群众能接受下来，使人格受到尊重，使尊严受到维护。

记　者:您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想为残疾人做一点实在的事情，有一些具体的帮助，后来这样一种思想理念的形成，是怎么逐渐在您的脑子里清晰起来的?就是说我除了做具体事情之外，还要推行一个思想体系给大家。

邓朴方:因为你做具体事情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我们一个残疾人去民政部门要求就业，两个拐一条腿，我们的干部就说三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有。这么多健全人还不能就业，不用说你一个瘸子了。像这样的事情，你作为一个面对你的工作对象的干部，对残疾人的认识，对人道主义的认识还这么肤浅，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经济条件的制约，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或别的什么条件，而是认识上的问题;认识上的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就在人道主义，在你不把残疾人当个人来看待。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要强烈地把人道主义，如什么是残疾人、什么是残疾人问题等思想进行普及，提倡平等、参与。后来我们又提出要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所以就形成平等、参与、共享这样一套思想，我们把它推到社会中来。

记　者:您在寻找各种对残疾人不公平的根源，在寻找过程中发现人道主义是它的根源?

邓朴方:不是寻找根源，就是遇到这些事情你必须解决，你发现这个事情有它的思想背景和社会因素在里面，这时候你要面对这个问题和这个环境，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记　者: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针对残疾人的人道主义究竟是什么?

邓朴方:这个很难说，我还不太明白这个含义。

记　者:这个理念通常您会说这样做人道或不人道，当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具体行为上，或者观念上，对待一个人的态度上，应该怎么样才是符合人道主义呢?

邓朴方:我觉得人道主义应当是一种思想体系，最开始就是要打倒神权，建立人权，或者恢复人的本性这样的理论。然后发展成要尊重人，承认人的价值，承认人的发展，最后达到自由，这套思想如国外提倡的对人要有爱心等，有很多很好的延伸，我觉得这就是人道主义。我不是搞理论的，只是这样感觉。

邓朴方:我更喜欢用一种比较直观的说法，比如马克思为什么要说解放全人类，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如果他不同情人、不爱人，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工人阶级的痛苦呢?为什么要关心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呢?就是在理想方面人类解放应当是人道主义的延伸。再比如说，现在特别时髦的就是人权，我得的奖也是人权奖，我们要的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捍卫人的权利，实际上不管在什么层次上都是从政治层面上来捍卫，不管是生存权利、发展权利、政治权利、公民权利，还是文化、社会等等方面的权利，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的。所以人道主义这种思想体系，向政治权利上延伸就变成人权了。再比如您刚才所说的，人道主义思想放到人与人、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上来，又是一个不同的东西，它就成了一种道德规范，这个社会大家普遍都有这样的道德观:你做这个事情你不人道，你做那个事情就人道。你要做出人道的事情这就好，做出不人道的事情，这个人就不是好人，这个人这么不人道这么不好，这就是一个道德标准。再比如说，人道主义往人身自我的延伸来说，我要做个什么人呢?我要做一个爱人的人，我要做个人道的人，我要做一个愿意帮助他人的人，我要做愿意体谅他人的人，比如残疾人自己我要做一个能够自强的人。

邓朴方:等等这些，作为个人来说，就是一个人对自身的价值和自我完善的一个追求，所以人道主义如果说起来，它的内容其实还挺多的。

记　者:请你具体地告诉我们，健全人应该怎么样看待残疾人，残疾人应该怎么样看待自己?我想这应该是对人道主义的具体理解。

邓朴方:第一层次就是同情，同情应该是善良的人都具有的，但这还不够，最应该的是要尊重残疾人，你尊重他，或者是你能够帮助他。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你不把他当做残疾人来看，这又是一种形式。很多残疾人更喜欢这种形式，你不要把我当做残疾人，跟你完全一样的。

记　者:还有，残疾人怎么看待自身也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吧?

邓朴方:残疾人自身经常是两种东西比较多见，一个就是有很多残疾人面对自身的残疾比较自卑，比较容易自我封闭，有时候偏激，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这种状态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也是社会造成的。但是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一直都在提倡大家要乐观主义，包括我们《残疾人保障法》里也写出来，残疾人要乐观。

邓朴方:另外一种特别常见的就是残疾人特别自强，这个事迹太多了，比如像张海迪这样的，像吴运铎这样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很多残疾人，他们的自强精神，那种奋斗的精神，那种不服输，一定要在社会上首先是顽强地生活下去，然后顽强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也是非常强烈的。

记　者:您刚才说就是我们健全人首先要把残疾人当人看，不要看成是残疾人，其实残疾人自己也是这样，首先要把自己当成人看，不要看自己残缺的部分。

邓朴方:是，要摆脱残疾的阴影。

记　者:我们知道您特别看重残疾人艺术团，很多人在看残疾人表演的时候，一个是被他们的精神打动，另外也有人在问，为什么要让残疾人上台去表演，这种残缺的展示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有点残忍，还是说这恰恰是人道主义的表现，我们该怎么理解?

邓朴方:我不理解为什么残忍。比如说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需求，你健全人喜欢唱歌，我们残疾人不是也喜欢唱歌吗?健全人喜欢跳舞，我们有些残疾人也喜欢跳舞，为什么不能演呢?当然大家演出了以后，我们就发现除了他自身有这种需求之外，同时他是特别有一种藏在里面的意思，就是残疾人参与社会，我要表现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展示自己。

邓朴方:当我们展示自己，又得到大家的共鸣以后，我们发现残疾人展示的自强精神，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精神财富，这不只是属于我们残疾人，是属于整个社会的，是我们国家的，是我们民族的。所以残疾人艺术团在表现自强精神方面就特别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残疾人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精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不断延续、发展、进步的这种民族自强精神，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特别重视它，把它表现出来，同时我们要把它表现好，让它更美一点。

记　者:我采访过残疾人艺术团的邰丽华，我觉得她的那种心境特别单纯，而且在残疾人艺术团里的这些残疾人，他们的心态都特别好。

邓朴方:这些姑娘们都可爱得很，她们都很了不起。

记　者:她们在表达自己作为残疾人怎么参与社会的时候，让人觉得非常健康。

邓朴方:是这样，如果大家都感觉我们的艺术团不健康的话，那我们怎么能让更多的残疾人用一个健康的心态在各种环境下健康生存呢?

记　者:我们更多的还是在电视画面当中看到您，在这个地方出访，在那个地方座谈。感觉到您好像气色都很好，声音都很洪亮，好像除了坐轮椅之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

邓朴方:健康恐怕说不上，只要身体不大幅度快速下降我就满意了。

记　者:很多人很想了解您现在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

邓朴方:也正常吧，不能动，反正是不能动。

记　者:我听到您的工作人员说，您每次出访回来都会病一场，您的身体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

邓朴方:那也不是非得病一场，我会小心一点。有时候一疲劳也许就会感染，抵抗力下降也会感染，所以我特别小心。

记　者:小心能够防止吗?

邓朴方:当然不能够绝对防止。

记　者:其实像您这样的身体，能够自己很好地生活，大家就已经很满足了，而要干一番事业其实是很困难的，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要求呢?

邓朴方:没想过这个问题，好像我们那个时候的教育就是人民培养了你，教育了你，你就应该做出贡献，这是很自然的。在我好像觉得不是个问题。

记　者:但是从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时代或者社会亏欠了你。

邓朴方:那倒不是，不能说时代亏欠，也不能说祖国亏欠。任何一个社会，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经历，每个人可能很不相同。有人可能一生比较顺利，有人一生比较坎坷，我觉得无论顺利、坎坷都是一种常态吧。

记　者:这种坎坷是常态吗?

邓朴方:应当说社会上的人有坎坷是一种常态，并不是一种非常态，总会有人有很多很多的坎坷，恰恰这个人就是我，那我也只好面对这个现实。

记　者:在来之前您的工作人员嘱咐我们不要谈“文革”那一段，我们也无意去谈它，我们只是关心，您不愿谈它是依然觉得是一个伤痛还是说这个伤痛已经平复了?

邓朴方:我觉得没有必要用这个来说明什么，而是更多地探讨我们要做什么。(www.xing528.com)

记　者:我想对于残疾人来说，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他都要有一个过程认识自己，认可自己，接受自己。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经验和他们分享吗?

邓朴方:据我了解，一般如果是先天残疾的，这个过程就比较缓和，比如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后来因伤或者因事故受伤了，或者是盲了，或者是聋了，或者是肢体残疾了，或者怎么样了，他们可能遇到的冲击就比较大。不过我想遇到这样的情况克服起来不是很困难。只要你想到它不是很困难，它就不那么艰难，你老是想它特别困难，那这个坎就过不去。

记　者:这是您给他们的一个经验?

邓朴方:我想就是你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不要怕它，会过去的。

记　者:您是连续四任残联主席，一度有人用轰轰烈烈来形容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您觉得您的特殊身份促进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吗?

邓朴方:首先，任何人在一个事业上的作用，都不是绝对的。你遇到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允许你做这个事情，恰恰您又有这个机会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父亲是个领导人，当然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见到一些我想见到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我不能见到这些领导人，我就无法向他们解释残疾人所存在的问题，和我们需要做什么。

邓朴方:现在我也正好有这样的机会，把这个机会利用上，就会使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过程减少一些困难，或者稍微顺利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时代造就了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残疾人的需求增长了，社会为残疾人所提供的物质上的和环境上的支持越来越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国际上的“平等·参与·共享”新思想的进入，再加上我们推动人道主义，几方面一结合起来，那么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就成了必然的，我们只是起个催化作用，把这些因素组织起来，然后把它推向前去，或者是我们团结一批人，一批献身于残疾人事业的人，大家一起干，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记　者:您并不回避这个问题，还愿意利用这个资源为残疾人继续做事情。

邓朴方:我觉得有时候，人家都说不要这个，不要那个，有点作秀的感觉，我不喜欢这样，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记　者:有人说残疾人事业能够得以这样发展，是沾了您的光了。您觉得这样说客观吗?

邓朴方:我想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感情色彩，但是真正从实际上，大家想想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经济发展，没有社会进步，谁有三头六臂能搞得下来，不可能。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背景就是改革开放，我这完全是真心的。我有时候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总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地球离了谁都转，但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记　者:对，地球离了谁都能转。但是您在这个岗位上这么长时间做了这些工作，如果有一天您离开这个岗位，你能放心吗?

邓朴方: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了，包括我一开始从事残疾人工作的二十年，开头十年总是要开创、开拓性，不断地突破，不断地开创，不断地打仗，然后把残疾人事业的面就铺开了。后面的十年基本上就是巩固、发展、健全，把它牢固地树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大力地培养自己的队伍，建立一套机制，造成了残疾人事业发展不可逆转的这种趋势。这些年来我一直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的。

记　者:您觉得成效显著吗?

邓朴方: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达到的。比如，我们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角度看，残疾人事业目前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组织体系，比如说残疾人联合会。有各地残疾人联合会，现在残疾人联合会由市县，甚至到街道乡镇都有。我去年，参加了北京市社区的残疾人小组的一次选举，我特别地兴奋，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朴实的一个形式，残疾人坐在一起，在社区里选举一个主席和一个副主席，主席是由社区主任兼着，副主席选一个残疾人，让他为大家服务。大家举手表决通过了，看起来这个很简单很初级的一个东西，反映了我们残疾人工作已经深入到基层了。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体系，各级残疾人联合会都能够有一个为残疾人工作的这样一个组织，为大家服务。同时我们残疾人联合会最主要的职能是代表性，代表残疾人呼吁，为维护残疾人权益工作。对干部我们强调“人道廉洁”，这样我们建立了很好的一支队伍。有了这样一个组织和这样一个队伍，残疾人就有了自己的代表组织，同时有了服务的组织。另一个方面，我们建立的体系里，有思想理论体系、法律法规体系、工作体系，包括刚才的组织体系。所以残疾人工作这套体系，实际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大体已经成形了。

再比如说我们为残疾人做了一些事情，确确实实在为残疾人办实事，比如我们的康复中心、教育、劳动就业。比如康复我们有八百八十万，当然对几千万残疾人来说这是一个小数目，但是确确实实都是一个人头一个人头做了档案的。这个量就很大。比如我们现在的教育，一九八七年的盲童入学率只有百分之二点七，聋童入学率只有百分之五点五，弱智儿童只有百分之零点三三，现在这三项总体的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四。比如残疾人的特殊教育学校，原来我们只有五百所，现在有一千六百多所，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几乎每年都会增加一百所，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发展。比如劳动就业，当然现在这个也非常困难，健全人下岗的也非常多，但是我们残疾人的就业率还在上升，这都要一点点去做。残联是实实在在地为残疾人在办事。

记　者:看得出来您在说这些数字的时候都很骄傲。

邓朴方:这是一点点干出来的，一个个数字掰出来的，当然社会帮助也是很大的。

记　者:我们能在很多新闻画面里看到您跟残疾人的交流非常融洽，这个融洽是因为您自己身体的情况，还是对残疾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邓朴方:我觉得这个融洽是自然的，如果你很自然，你觉得跟他们一样的话，就会融洽的。倒不是说我一定要装得融洽，不是这样。

记　者:您本身是残疾人，我个人有一个问题问您。有残疾人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叫我们残疾人，应该叫我们残障人，我们虽然有残缺，但是我们并不是病人，所以当我说到残疾人这个词的时候往往心理上有障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正确地称呼呢?

邓朴方:现在我们标准的称呼当然都是残疾人了，台湾用残障人，香港也用这个。日本用身体障害者，国外用的称呼有的比我们的“残疾人”更有歧视性，都是你不能什么什么的，我们对残疾人没有歧视。以前我们叫残废人，我们把“废”拿掉了以后换成残疾，所以残疾这个词汇本身是中性的。但是作为残疾人，从学术上的观点出发，应该不要强调他的疾病，而是强调社会对他的障碍，就是他在社会上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障碍，所以叫残障人好听一点。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的，当然要改换名称也是一个大事。

记　者:说实在的，健全人有时候会有这么一种心态，有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能够恰当地和残疾人相处，做多了或者做少了，您觉得应该怎么恰当去摆这个关系?

邓朴方:我觉得不需要刻意地去顾虑这个，首先你对残疾人要有一份爱心，在大家相处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份爱心，或者是没有平等的心态是不行的。另外要多少有点常识，比如尊重残疾人这种常识。只要你不刻意，只要你愿意和他们接触，并且真诚和他们相处我觉得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即使偶尔遇到一些小的误会也很容易解释，也很容易消除。

记　者:现在人们的观念就是一步一步在更新，比如说像女士优先是一种文明，但后来有女生就说，你让我优先，说明你觉得我是弱者，我不需要你开门，我一样可以自己开门走。这是一步一步在进行，对待残疾人是不是也有这种问题，有的残疾人说你不要给我让路，我自己可以，我不需要你照顾。

邓朴方:是这样，国外的一些残疾人这方面要求更强烈一些。有些残疾人如果他走得很慢或者走得很困难的时候，你帮助他，他还不愿意。不过我认为社会上帮助残疾人，如果有这份心思应该是好的，作为残疾人来说愿意自强也是好的，这方面大家互相体谅。比如说残疾人，你要帮助我，我感谢你，但是我又不必特别强烈地对你反感。

作为健全人他要自己来做，我就尊重你，这不就好了吗?在这个问题上，不必搞得太绝对，不必搞得太极端。

记　者:不必太紧张?

邓朴方:不是紧张，不要太极端。

记　者:我们知道因为您自己命运的转折，现在残疾人的事业就是您的事业。假如当初没有这种遭遇，您现在可能会在做什么呢?

邓朴方:也许在研究所啃书本吧。

记　者:您在上北大的时候，对自己将来人生的设想是什么呢?

邓朴方:当个学者吧，像物理学家什么之类的。

记　者:我们知道学物理的很多人动手能力很强，比如摆弄摆弄无线电，或者修理一些东西，您也是这样吗?

邓朴方:我是喜欢做，喜欢动手，我从小就动手，不是上大学以后。很舒服的，自己动动手做个小东西自己很舒服的。

记　者:您会做什么?

邓朴方:你们不要笑话我，我做一个竹子的老头乐，我就在后面拿胶布缠了几圈，然后拿个橡皮塞塞在上面，就这么一个东西，现在一直在我床头摆着。

记　者:做什么用?

邓朴方:背痒痒了，拿着老头乐抓抓这是最基本的功能，比如我旁边一个书我够不着了，我就拿爪子那部分把它钩过来。

记　者:手臂延长了?

邓朴方:对，纸片你钩不住它，就拿那个橡皮头一沾就完了。有时地下一些东西捡不起来，用它沾过来再拿就行了。其实，做东西并不要做很高级的东西，要做思维巧妙的东西。

记　者:这就是朴方的发明?

邓朴方:对，这就是我的专利。

记　者:您现在还动手做什么吗?

邓朴方:也做一点东西。

记　者:听说以前有人什么东西坏了，会来找您修?

邓朴方:我修的东西多了，收音机、电视机什么的我都修，都敢修。

记　者:这么厉害，胆量比技术强(笑)。

邓朴方:(笑)照相机什么的都拆，拆完了再把它装上，修好了就修好，修不好你们大家认账就算了。

记　者:现在贫困的残疾人最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比如就业问题、医疗方面的问题，还是他们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问题?

邓朴方:一个贫困的残疾人需要什么，当然就是吃饭、穿衣、住房，就是这三条，首先解决这个。其实针对这一千多万的贫困残疾人，我们这些年来大力搞扶贫开发，实在不能够让他们生产劳动的，城市就采取低保，农村采取各种各样的扶贫措施。另外每年还有扶贫贷款，专项的残疾人扶贫贷款，每年有八个亿。但是扶贫贷款也是嫌贫爱富的，它只能贷给能还得起的残疾人，不贷给那些还不起的残疾人，所以这也是有限的。要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农村、边缘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确实相当难。再一个你说残疾人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比如说康复、教育、劳动就业这些问题都存在，每一项都需要解决。有的残疾人所有这些问题都存在。这个人没有钱看病了怎么办?有的稍微康复一下就能很快恢复，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它?再一个就是上学问题，包括小学、中学、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大学教育，这些统统都是问题，要一项一项解决。比如就业，我们现在有分散按比例就业。我们要收保障金，然后我们把这个钱拿出来再进行职业培训。特别是您刚才提出的，我想起来了，现在我们“十六大”提出的要全面建设小康也涉及到残疾人。

邓朴方:对残疾人也要提小康，全国要全面小康，残疾人还有一部分温饱都达不到，首先要把这部分人的温饱解决了，然后再用十年、二十年使一部分残疾人达到小康水平。但是你知道，残疾人奔小康的工作和残疾人扶贫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残疾人扶贫只要你工作做到位，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这个扶贫任务就算完成了。但是残疾人奔小康不同，不是说我帮助你了，你就小康了。残疾人要通过能力的提高，或者自己身体状况的改善，或者自己更多的学习，使得你个人或家庭在这个社会上有比较正常的职业，或有比较好的工作，或者有生存能力，这样才能进一步发挥主动性，自己才能达到小康。所以这个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你不能说你工作做到了他就小康了，就是你工作做到了他也小康不了，所以现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还要不断地摸索，这是很难的。

记　者:您作为中国残联主席，在对党和政府制订残疾人政策和法规方面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建议?尤其是在近期。

邓朴方:一个是我们的《残疾人保障法》从一九九○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现在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残疾人保障法》有一些条文可能已经过时了，可能需要改进。在这种情况下，《残疾人保障法》的修改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还有就是残疾人就业条例，现在我们正在搞，这个难度也比较大，目前整个国家的就业环境是比较紧张的，每年都有一千多万劳动力进入市场。残疾人就业条例会给残疾人一个比较好的就业环境。再一个就是我们强调各个地方的地方立法，就是除了法律以外的地方行政法规，能更多地为残疾人着想。比如这个城市每年要为残疾人做多少件事情，或者对残疾人的一些优免政策等等这些方面。再比如现在遇到的问题，乡镇改变了以后，基层残疾人组织怎么活动，用什么方式活动，怎么让他们继续为残疾人服务的法规。再一个就是既然有了法律以后，怎么样去执法，比如人大每年的执法检查，政协也做执法方面的调研等等。另外就是对残疾人的各种法律援助等等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记　者:交通法规呢?

邓朴方: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机动车，残疾人也要开汽车，现在大概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允许残疾人开车，我们现在也正在积极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认为太慢，步骤太慢，胆子太小，这样的问题应该尽快制定法规，现在有些残疾人是买得起汽车的，如果他们能够开汽车我觉得应该给他们解决问题。但是更多的就是残疾人的三轮摩托，这个问题在各个城市也比较紧张。

记　者:像这样需要很多政府部门配合才能建立的法律法规，残联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吗?

邓朴方:当然了，比如三轮机动车的问题，每一个城市的市长都希望他的城市交通好一点，三轮摩托有时候会对城市交通产生一些影响，如噪声等等和一些不安全因素，所以所有的城市几乎都想把三轮机动车都给取消，有的连代步工具都不让坐了，残疾人怎么能不跟他们打架?所以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年打架了，就是严令各级残联一定要守住这块阵地，决不能让各个城市的市长把残疾人的机动三轮车给取消了。

记　者:打架打赢了吗?

邓朴方:代步是一定不能取消的，营运也不能轻易取消，特别是中小城市不能取消。打架怎么可能一下子打赢呢，是不断地打，我是寸步不退。

记　者:如果一个残联主席没有您这样的个人影响力的话，打这种架肯定很容易输吧?

邓朴方:早就败下阵来了，我这三令五申都打不赢，我说所有的残联的理事长都把乌纱帽先扔了以后再打这个架，因为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市长和自己的书记，他的工资是他那儿的市长和书记发的。我这儿没有乌纱帽的问题，他们有乌纱帽的问题。

记　者:您刚才说其实不强求自己干一番事业出来，为什么还在努力地拼命地做这个事情呢?

邓朴方:我觉得不是问题，该干就干吧，不是什么英雄壮举，很平常的。

记　者:我们中国人说虎父无犬子，您觉得您的父亲是一个动力吗?

邓朴方:他是很了不起的，我们无法比，也不可比。

记　者:但他会是您的一个动力吗?

邓朴方:那当然，那当然。这又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记　者:您不大愿意谈?

邓朴方:不是不大愿意谈，自然他的影响力是刻在我心里了，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谈的。

记　者:您觉得您身上什么样的优点是从您父亲那儿来的?

邓朴方:我还没总结过这个，让别人去总结吧。

记　者:就是您父亲在您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给您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对您有一些指导?

邓朴方:这个我要向很多残疾人来检讨，我做残疾人事业，我知道他是愿意我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请他为我专门说过什么话，也没请他为残疾人题过什么词，这也许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吧，觉得要干事情就自己来干，不要靠别人。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现在大家都很埋怨我，现在找我父亲有关残疾人事务的题词一个都没有。这个有点为了个人的一些东西、自己的志向或者是其他什么，使得事业上有点损失吧。

记　者:你们之间从来没有交谈过这个事吗?

邓朴方:我做我的事情一般不跟他谈，但是他也知道我做什么。

【注释】

(1)这是邓朴方同志获联合国人权奖后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记者李小萌同志采访的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