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君王神权的篡夺者
在整个社会处于急遽变革之际，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改变了神与人沟通的渠道和方式。神权从君王独占分散至社会不同层面，包括诸侯、祝宗卜史、大夫，甚至是地方官吏和巫觋方士。早在西周末年，王族世袭的与神祇沟通的专权便逐步散失，君主亦与神性知识日渐分离。库克（Cook）的研究论述了自西周霸权覆灭之后，作为新兴阶层的祝宗卜史一类仪礼人员（ritualist）是如何剥夺了君王在与天帝神灵沟通中的“中心台柱”地位，如何迫使君王依赖官僚机构中祝宗卜史方可与天沟通，以及最终如何割断了两者间的联系[8]。
到公元前3世纪，已有四种主要社会势力篡夺了认知和沟通神界的权威，涉足天人之际。第一种势力是各种通神的专职人员[9]。长期以来，史学家们的关注重点一直是这一时期的诸子哲学，而这些通神的专职人员则往往被忽略。近些年来，新的考古发现反映出这批人对当时社会文化的深远影响，引起学术界的注意。通神的专才来自不同领域和专业，如占卜、星相、乐师、医师、巫祝、历算，以及阴阳、数术、方技等。无论来自于旧式宫廷还是民间，他们都为新兴的地缘政治服务。葛瑞汉（A．C．Graham）曾明确地将阴阳、五行、气等关联宇宙观的发展归功于这些置身诸子传统之外的专职人员[10]。哈珀（Donald Harper）则把他们视为酝酿这一时期知识和精神变革的“关键参与者”[11]。李零进一步声称，由这些专职人员发展而来的知识，即所谓的“数术方技”，最初是领先于哲学传统的，其后则与之并行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两大流派[12]。在他们各自的职业中，这些专职人员开始以二、三、四、五等一系列数字为基础，在自然秩序与人类世界之间建立起不同的关联类别。当他们在各自的专业用这些关联类别为新君主服务之际，他们发明的天、地、人直接关联的方法技术取缔了君王对通神的专断。
篡夺人神交流权的第二种社会势力是新兴的官僚和地方行政人员。尽管未排入感应宇宙观的创造者之列，大小官僚阶层却是利用关联宇宙观来实施和控制新政权秩序最强大有力的参与者。库克的研究表明，公元前3世纪的楚官僚不但是祝宗卜史一类仪礼人员的“雇主”，其本身也直接参与天人交流，这样一来，原来由祝宗卜史掌握的周室独有的宗教功能便被“彻底篡夺”了[13]。随着官僚制度向地方发展，地方行政人员同样使用历书、式盘、图表等宇宙观文本来进行占测，进而指导他们当地的日常行政。考古学家曾发掘出秦地方官“喜”的墓葬，喜死于公元前217年。分析喜墓出土的文献，叶山（Robin Yates）提出，由于秦的官僚程序与宇宙、神界紧密关联，这样的宇宙论指导因此成为地方行政事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此可见，在官僚机构的日常功能中，政府官僚，无论是朝中大臣，还是地方官员，均占据着一个“调控整个宇宙系统的中心和关键位置”[14]。
第三种社会势力是新近崛起的兵家，他们将战争由服务于祖先崇拜的一种形式转变为一种宇宙模式的表达，以此来攻击世袭的贵族制度。刘易斯描述兵家如何把兵书提升为“宇宙固有的神圣规律”，并用兵书这种“战争的文本视景”否定服务于祖先崇拜的贵族战争，从而否定了贵族世袭权力的基础[15]。
最后一种篡夺世袭君权神性权威的势力是文人，主要是那些从事私学的先生和弟子们，在不同的社会层次寻求作谋士、顾问、说客、老师、官吏等之位。在攻击世袭贵族垄断的神权时，文人将这种攻击提升到理论层面，提倡通过教育来获得与神联系的优越性。塞维治（William E．Savage）声称，《论语》中就体现出青铜时代神学的衰落。《论语》宣扬提高个人修养，“君子”学而后“致其道”，认为君子沟通神和统治人的权力都来自于教育而非世袭[16]。葛瑞汉指出，公元前3世纪的诸子百家虽并非关联宇宙观的创造者，然而子书中对这一理论均有吸收[17]。而且最终将各种关联体系综合成一连贯宇宙观系统的正是文人。(www.xing528.com)
以上四种势力的分类是便于分析的工具，并不意味着战国时期的政治角色真有如此明确的群体认同，他们的社会身份也不尽然与这四个分析类别完全一致。例如，通神的专才是根据他们当时不同的职业而定不同身份，如“史”或“医”；同样，官僚则常兼贵族身份并有官爵高低之分。相反，战国时期所谓的“士”则同时适用于以上四种社会群体中的很多人[18]。
这些新兴的政治势力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来剥夺和瓜分世袭统治者专断的神性权威，以此提高其政治地位和权力。一种方法是根据霸权新的需要来改变商周时期的宇宙观和礼仪传统。以盟宴为例，祝宗卜史一类职官将周代的“享先”，即周王祭祀先王与在天祖先神灵沟通的仪式，转换成了盟宴。盟宴破坏了原先基于祖先崇拜而建立的政治秩序，产生了另一种非血缘结构的政治关系同盟[19]。另一种方法是发明各种与神界交流的占测技术[20]。由于新的知识系统会经常融合、改造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故而这两种方法在具体操作时通常是难以分割的。在这一转变与革新的过程中，周室使用的传统的占测技术，如龟卜、星占等，开始服务于战国霸权，并改变其功能。与此同时，新的技术，如言灾异、查历书、用兵法等也日益兴盛。尽管技术上各有不同，但新旧技术都逐渐吸收了在宇宙万物间建有直接联系的关联类别。因此，这些变革的或创新的沟通神界的技术，共同形成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庞杂，又流动变化的宇宙观话语，此一话语，对于政治活动与社会实践而言，必不可少。
像五行这种正在生成的宇宙观便在大多数占测行为中反复出现。它极好地示范了这样一种关联体系是如何把宇宙描绘成一个有秩序的系统，这个秩序系统隐于历史事件背后，超越于君权之上。五行在各种占测或职业行为中得到运用，它为政治的争辩、竞争提供出一套话语。五行展示的宇宙自然规律使人的活动有据可依，有理可寻，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宽了个人成功的机会，同时也规范社会不同层次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
在五行话语中，不同政治角色的声音冲开王室的藩篱，充斥视听；新的宇宙秩序权威，突破王族的垄断，豁然崛起。下面一节检视使用五行话语的三个社会实践层面，即国之大事、兵法战术，以及地方行政和社会的日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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