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改造四方
周人一方面继承了四方的概念，一方面又对之进行改造，就如同他们对待商人的大部分观念和习俗一样。上文已经说过，周用“四方”来代指“天下”这样一个所到之处，无不盛行周之天命的广阔政治地域。周人对商代四方宇宙观的改造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商代的四方是一种对所有的异族力量、政体、其神灵及自然力进行分类的宇宙观结构。这样一种宇宙观同样也是商王与神界之间进行仪式交际的结构。相反，在周人的语境中，四方甚少作为区分无数自然力的一种结构，也不是预测不知名力量的占卜对象，基本上，它是一个政治地域的概念。在周的材料中，“四方”几乎一致地是指“天下”，天命无所不及之处。赵伯雄对西周时期的“邦”有类似的意见。他认为周材料中出现的，诸如“多邦”、“万邦”、“庶邦”、“大小邦”，以及“四方”都是周人关于宇宙的表达，宇宙也即“天下”，是周人及万邦共同的容身之所[116]。在这个宇宙中，下文论证，周王身处中心，而他的君权则如同水波蔓延一般向四方的各个组织延伸。从而，在商的宇宙观中，与中心异类、不相容的四方到了周的政治理念中，则变成了与中心性质相同，并且服从于中心的同质四方。
四方概念的转变直接映现在周人的军事和政治行为上，周人积极地将本属异族政体的四方之民纳入自己的政体之中，令其成为周王天子的子民。西周金文中反复出现的“四方”例证了“四方”概念上的，同时也是政治现实上的转变。此类最例子中重要的是金文中记载的军事战役。通过战争，周人将“四方”收归自己的统治管辖之下，金文中的表达通常是“遹征四方”或“匍有四方”之类。这些记录反映了中心周与四方的关系实际是中心不断地对四方之民的征服。
史墙盘铭文为我们提供了军事征服“四方”，变异类为子民的极好例子。铭文在回溯微氏家族的系谱及其与周王室的关系中，提到了周是如何接受天命和拥有四方的[117]。铭文自文王受天命始，其后形容武王遹征四方，击败殷人，不惧北方之狄，征伐东夷。两代之后，昭王南征荆楚。铭文细述了周人是如何借助战争将四方纳入自己的控制。如果我们把西部当作周人的本土，克商之前即已强固。那么遍及四方的战役则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败北方之狄、伐东夷，及广伐荆楚。这些在周王领导下取得的卓越军事成就频繁地在金文中以简洁的形式得到宣扬。如“在珷王、嗣玟乍邦，闢厥匿，匍有四方，正厥民”[118]，或者更为简洁的“右闢四方，天令”[119]。
随着周人对四方的征伐，他们的政治秩序也延伸到被征服的地区，原本的异族开始服属于周。许倬云和杜正胜的西周史研究从“周代封建”（Zhou feudalism）这一术语出发广泛讨论了周人的政治秩序。他们一致认为，基于契约关系或者个人与王族血缘纽结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权威代理体制，即所谓“封建”，周人将自己的统治延伸到更远、更广袤多样的地区，此一情形，已非商所能及。通过委质为臣的约束，周人在各地区建立起包括殷人旧族、当地土著，及周人自己在内的“三结合”的权力层次。其间，少数的周人宗亲子弟自然是最具优势的成分，统治着众多被征服的人口[120]。(www.xing528.com)
封建诸侯凭借军事力量确保周族的权威凌驾于四方民众之上。封建制的这一功能在册命金文中有所反映——这类铭文常记录一些典礼，经由这种典礼，被册命者从周王处领受恩命，继而以此为凭据相应行事，控御被征服的土地和人口[121]。以班簋铭文而言，它记录王令毛公“作四方亟，秉繁、蜀、巢”，率师伐东国，并“三年静东国”。随后又说“无人不敬畏天威”[122]。
周人依赖封建诸侯的军事力量令四方之民俯首称臣，与此同时，周人又向四方施加他们的官僚政治与等级秩序。顾立雅（Herrlee G．Creel）认为，西周早期已见官僚政治的原型，至中晚期，其逐步发展成一个复杂的行政管理机器[123]。自中心而出的王的政令是如何抵至四方的？行政管理的机器和等级制度在中间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令彝的铭文为此提供了线索。器铭记载了王令周公之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授）卿事寮”。这里的“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124]，而“四方”是指所有服属于周的地方[125]。明保被授予最高行政职位，管理周的官僚政治机器与四方诸侯。铭文的后部记载明保在完成王的命令之后，抵达成周，在那里，他通过整个行政管理与等级体制来实施王的命令。他向中央管理部门的职员贯彻王的旨令，包括“众卿事寮”、“众者尹”、“众里君”、“众百工”。同时，他还将王的旨令向四方的封臣传布，包括“众诸侯”、“侯甸”，以及“男”。当王的旨令由“三事”顺利完成，并被传达到四方之后，明保在祖庙进行了一系列的祭祀，随后返回[126]。令彝铭文揭示了一套官僚政治和等级体制，由此，王的旨令得以在整个周世界贯彻实施。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四方之民不得不顺从于周人的社会秩序。
周人将四方从分类异类力量与神灵的宇宙观改造成为描绘周人自己统治领域的宇宙观，这一转变例证了周的政治发展。正如许倬云总结的，“作为一个由多个组成部分构成的联盟的首脑，周逐渐发展成凌驾于封建诸侯之上的大宗主，并最终演变了一个具有高度有效的管理机制的君主政体”[127]。这种政治发展是靠持续地将四方之民由异族异类纳入周人政体的转变而完成的。
这种转变也反映出四方与中心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在商人的词汇中，“方”或者“多方”指的是不相容于商的异族政体，而四方则为商人先祖之灵以外的另类自然力和神灵分类。因此，方与四方明确了商之政治、宗教中心性，把“中心”和“异类”、“外部”、“边缘”区分开。相反，在周的语境中，四方指的是所有臣服于，或者说必须臣服于周之天命的地区和组织。周从而通过他们的政治行为改变和再造了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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