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周人向中心转移的意义

2．向中心转移

周人从此继承了商代宗教中的两大支柱——上帝（帝/天）的概念与祖先崇拜——以此作为他们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商的这两大支柱又都是建在四方宇宙观之上的。之前引用的大丰簋铭文显示，克商之后，周人献祭的对象之一正是四方，一起受祭的还有上帝和先祖。得天命不仅仅意味着有权利进行统治，同时也说明周占据了四方宇宙观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从前商王居住的大地之中心、是王室先祖陟降的神界中心，也是在世之王通过祭典与神界交流的多层宇宙的中心。只有控制了这样一个政治的、宗教的，以及宇宙的中心，周人才在真正意义上拥有了天命。

周人伐商之时，就已经有了“西土之人”这样一种自我认同。在此之前，据周原甲骨文，周人称呼他们自己的伯为“西方伯”^[101]。克商之后，如杜正胜指出的，周人相信天命已移至西土^[102]。《尚书》中有多篇反映了周人有“西土之人”这种身份定位，以及天命西移这种意识。《泰誓》，是西周之后的一篇文献，它细述了武王号召他的“西土君子”要意识到“天有显道”，即天是有明确的道义准则的，今商王无道，所以要替天去惩戒他。他说天命已经降于周，这是因为他父亲文王的功绩“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103]。上帝也因此转头西望。《诗经·皇矣》中的词句与武王的誓词相吻合，说上帝为了寻找能代商而持有天命的人，“监观四方……乃眷西顾”^[104]。从这类文辞不难看出，即便在克商之后，周人仍然把商看作是自己存在的中心和基本参照点，因为他们称自己的故土为“西土”，称自己为“西土之人”。这类自我身份认同的例子在《尚书》的许多早期篇章中均有发现，如《泰诰》、《牧誓》、《康诰》、《大诰》、《酒诰》，等等^[105]。

从西部的方伯转变成位居中心的天命持有者需要不懈的努力，这牵涉到人口的迁徙、政治的组织、军事战役，以及仪礼变革，要完成这些，非耗数代之功不可。人口上，周统治者随即将众多的殷商贵族、忠诚臣子成族地迁往西部。这一迁徙大大削弱了黄河流域中部残余的殷商势力，同时，很多原属商的职业技术人员也被周政权吸纳^[106]。《尚书·多士》是周王对商移民的诏告，它清楚地陈述了这场迁徙的理由：“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107]虽然篇中没有清楚说明“西”具体在何处，但从考古发现推测，商移民们可能被迁向了周原。这些发现包括1975年在陕西扶风发现的大批青铜器，一共达103件之多，其中74件铸有铭文。据铭文，这些铜器属于微氏家族。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为史墙盘，上面铸有长篇铭文，记载了微氏家族的世系，向上追溯了五代，直到商代的微国。微氏家族中的一位先人曾在微国担任史官，周克商之后，他投诚于武王，后来迁至周原。他的后裔在周时同样担任史官^[108]。

一方面，周统治者将殷商遗民西迁，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则计划在中原站稳脚跟。许倬云根据何尊铭文这一重要证据推定，克商之时的武王就已经全神贯注于东迁中原的事业^[109]。何尊出土于宝鸡，器铭记载了武王在攻占商都之后告祭于天，说他打算定居在“中或”^[110]。这项计划涉及在旧商都以西的河洛之间建立一个新的都城，名之“洛邑”或者“成周”。这项计划在武王死后，由周召二公督导，于成王当政期间完成^[111]。

正如许多史学家们指出的，在中心地区营建新都旨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对中原的殷商遗民加以监督与控制^[112]。与此同时，它对于周统辖四方，或曰“天下”，也具有宇宙观的、宗教的，以及象征的重要性。立足于中原的这座新的都城，周人圆满地接受了可以号令四方的天命。《尚书》中的几篇文字记述了这座新都的建设，它们均一致强调了新都具有的宇宙观及象征性的意义。《康浩》显示，营建新都的这场工程本身即是一次将四方之民吸纳至中心之举：(www.xing528.com)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113]

《洛诰》进一步细述了新都的营建对于周维持天命是何等的重要。它记载了周公与成王关于新都建设的对话。概而言之^[114]，周公在为新都选址时进行了占卜，因为他担心年轻的成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即成王不敢涉及天令周族安定天下之天命。周公为此全面视察了东部地区，来寻找一个地方可以令成王成为民众心中有智慧的君主。周公把他占卜的结果告诉成王，包括了洛这个地点，以及相关的地图，他建议成王采用殷祀，在新邑举行祭祀。

周公认为，周要想维持天命和君临天下，最根本的条件必须是王占据中心地区。通过营建新都，周公确保周王能够最终位居礼仪和宗教的中心，并且采用自商以来便在中心举行祀典的仪式来垄断与神界的交通。虽然“商祀”得以承续，然而主持者则换成了新都中合乎天命的周王。

而成王则向周公表示，他要“扬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师”，即发扬伟大光显的功德，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奉答上帝的教诲，使四方百姓和悦，居在洛邑。成王在为王权下了一个三重性质的定义，即王权来自周人先祖，它的权威承自天命，以及它统辖四方的基本功能源自中心。

由此可见，四方是一个政治概念，代指一个向中心会聚的“天下”。四方是来自中心的统治可以管理，中心制定的规则、秩序可以延伸，而人民必须俯首于中心的政治版图。在《洛诰》这一篇之中，四方的概念被用了五次，一致裁定它是一个政治地域概念。例如，成王要求周公继续扶持自己，他形容当时的情况是“四方迪乱未定”。周公回应说，“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意思说，要制定治理四方的新法，作周法的先导。又说从中心进行治理，万国都会庆幸，王也成就王的功绩^[115]。根据周公的话，从中心主持新都与管理四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