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克商
周人是生活在中原商文明边缘的一支族群，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即商代中期之时定居于今渭河流域[76]。对商而言，周只是诸方之一，在甲骨文上，他们被称为“周方”。根据商与周的甲骨文[77]，商王武丁曾令商侯频繁地攻伐周，而周也曾一度顺从于商，向其献贡、祭祀其先祖，并与之联姻[78]。与此相应的是，在商甲骨文中，周忽而被称为“方”，忽而又为“侯”。公元前11世纪，在征服了多个方国，又与众多商侯建立联盟后，周武王率领盟军，大举伐纣，披靡而胜，结束了商的统治。
要真正地接管一个持续了几近千年的政治和礼仪中心，以及要让这种由原边缘方国推动的改朝换代具有历史合法性，对征服者周人而言，无异是一场较军事征服更为艰辛的挑战。在牧野之战告捷，最后一代商王毙命之后，周启动了一场自边缘向中心的转移，这场转移牵涉到了人口、政治、礼仪，以及宇宙观等多个方面。在这场转变中，周人并没有抛弃商的传统。相反，他们继承了商人的大多数宗教观念和礼仪习俗，包括祭祀祖先、上帝的概念，以及四方的概念，以此作为他们政权合法的基础[79]。
为了取得宗教中心性的地位，周即时借用了商人上帝的概念，安抚刚被征服的商代臣民，并将帝与周人自己的“天”的概念结合起来[80]。周人谴责商王对帝与神灵不恭，蔑弃宗庙祭祀；惟妇言是从；不任用宗室兄弟，却宠信四方重罪逃人；及沉湎于酒色。周人将其对商的军事讨伐说成是对商背离传统的匡正[81]。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同意，晚商确实偏离了它早期的宗教规范，包括上帝的概念被单薄化，缩减到等同商人祖先的层次[82]；用高度程式化的礼制来取代从前每有不确定便要进行的占卜[83]；废除了对上帝及自然神的祭祀，并且把“帝”的称号用在王的身上[84]。将商人的“帝”与周人的“天”结合起来，周人不仅把自己说成是商传统正宗的继承者——以此赢得前商臣子们的支持——并且恢复了上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形之下，商人的祖先则显得无足轻重了。
吸收商人“上帝”的概念，营造一个抽象的、宇宙的“天”之绝对权威，周人为取代商王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有了“天命”这样一种道德与政治依据。周人声称天命已经自商转至周王，即“天子”，故周人克商乃是顺应天意。且天意也并非含混不清，而是在天体和自然界有着清晰的体现，比如公元前1059年5月28日，有五星聚于鬼宿（巨蟹座）[85]。又如《诗经·荡》所云：“颠沛之揭”，即大树连根拔起扑倒在地[86]。
一方面，周人强调了天的至高无上，建立起天命的道德逻辑。与此同时，他们又根据统治者的“德”来解释天命的转移，“德”指的是统治者随时间聚积的“力量”或者“潜能”，包括政治的、象征的，以及道德等的力量[87]。将天命的转移与王的“德”——通过他自己的行为来累积和体现，而非他与其先祖世系的渊源相联系——周人开拓了一个产生普世性君权概念的长期过程。普世性君权不再是基于与某特定宗祖谱系，而是基于抽象的天命和君王自身的德。具体而言，在天命这种道德逻辑下，商王通过他的先祖而与神性世界垄断式的交流不复有效，因为在世的王可能会因为自己行为不善而失德，致使天命转移别处。
虽然周人用天命的概念削弱和瓦解了商人先祖的权威，但是他们并没有否定祖先祭礼在宗教和宇宙观上的中心性。相反，周王也把他的统治权构筑在自己王族的宇宙中心基础上。有关祖先崇拜的中心地位，金文中有着充足的证据[88]。克商告捷之后不久，武王进行了一系列的祭典——祭四方、祭上帝、祭先祖，这在大丰簋铭文有清楚显示。最耐人寻味的是，武王还采用殷人所谓的“衣（殷）祀”这样一种盛大的祖先崇拜仪式来祭祀文王以及商人的祖先：
乙亥，王又大丰
王凡三方
王祀于天室(www.xing528.com)
降天亡又王
衣（殷）祀于王不显考文王
事喜上帝
……
不克三衣王祀
……[89]
铭文显示，武王盛大祀典的对象主要有三：四方、上帝及祖先。“王凡三方”四字有诸多不同解释。林沄认为“三方”实是四方，因“四”字只铸出三横画而其下适有一画的空隙处[90]。马承源认为“三方”是大池的三方[91]。许倬云采纳伊藤道治和陈梦家早些时候的说法，将此句看作是周人自视为西方，而向其余三方献祭的证据[92]。白川静与马承源认为此句描述的是王在舟中举行大丰礼，舟驶向大池中的三方[93]。不论“王凡三方”是献祭仪式，还是在大池的舟中举行的祀典，周人对三方或三个方向表现出的仪式上的尊重是分明可见的。同时，认为周王把自己视作四方中的一方（即西方）的这种解释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我下文所论，周在伐商之时就称自己为“西土之人”，称他们的伯侯为“西方伯”。而上引铭文的末句“三衣三祀”的含义颇令人费解，尚未有结论性的解释[94]。马承源与许倬云都认为它是一种隆重的祭祖典礼。衣祀即殷祀，殷、衣一声之转，但马承源相信周人举行商祀是针对自己的祖先文王，而许倬云认为这是在商人的祖庙祭祀商人的祖先[95]。因为在克商之前，周人确曾有过对商人祖先祭祀[96]，所以在克商成功之后，作为一种希望赢得原商诸侯支持的手段，继续这种祭祀也是可能的[97]。
周人既保存了祖先崇拜的中心性，同时又逐步地用他们自己的祖先来代替商人先祖的权威，并把周人自己的神圣起源的神话也加进来。从西周晚期的铭文和传世文献中发现的周人先祖的神话和谱系来看，周人对先祖的刻画与商人的如出一辙。他们也会陟降于神界与人间，陪伴在帝之左右。如《诗经·文王》中所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98]
为了同生活在神界，伴于帝侧的祖先进行交流，周人延续了大部分商人曾使用过的繁复精密的祭典，包括上面提到的衣祀[99]。夏含夷近来指出，周人同样继续使用商的十干制，来为自己的祖先分类，并且这种做法持续到西周中期，一直到他们发明了谥法制度来称呼已故的先祖，才为之所取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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