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与地
四方及其暗示的中心不仅是一个时间、空间宇宙观,同时也是天与地统一的象征。天圆地方通常代表宇宙结构,是四方/中心结构把圆和方、天和地融合在了一起。天圆地方宇宙结构不是对天地的简单想象,而是一个用来测量太阳运转,以及确立时间、空间的结构。
四方也许很早就作为这样的宇宙观存在了。含山出土的一块约公元前三千年的玉版,其表面图案证明了这种可能性(见图2.10)。玉的四方形表面刻有两个圆圈,小圈含在大圈内,并处于中心位置,圈内是象征太阳的符号。大小圆圈之间有八个箭头,分别指向四个方向以及每两方向之间的四维。大圈象征着天之运转,以及因太阳位置变动而形成的四季循环[70]。象征地的方形和象征天的圆形共存于一个宇宙结构中,并拥有共同的方向和中心。李学勤认为,此图反映了中国古代对宇宙结构的认识:天圆、地方、四维、四方。这些概念在式(占盘)、日晷,及汉代“TLV镜”(即博局镜)上同时出现[71]。
图2.10 安徽含山玉片上刻画的宇宙结构(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4,1989,第15页)(www.xing528.com)
从商代四方中心宇宙观到汉代宇宙观之间,除了学者们公认的这种结构上的连续性以外,还有一种更为深刻更为重要的连续性,即对社会政治现实进行的构建的功能的连续。四方中心起着文化总体的作用,它不仅将政权神圣化或合法化,而且建构了统治本身。以四方中心宇宙观的时间、空间概念和等级为基础,权力实施于日常生活礼仪中,修筑于墓穴、庙堂、城市建筑中,落实于历制及地理概念中。因而,宇宙观成为权力关系的载体,它的中心是商王、王族及其领域,四周是臣属的异族多方;在这个权力关系载体中,商王祭祀祖先的周期成为时间标志,商王族垄断了宇宙知识及其再生产。简而言之,正是通过四方中心宇宙观,权力关系和对宇宙的认知构成了一个社会组合,圣/俗两界融合为一,体现于商王身体的存在。在世的商王与过世的祖先形成一条连续的链条,使神与人形成一个延续的存在整体。
基于对“原始宗教”的比较研究,涂尔干根据“圣”与“俗”的分界来定义宗教。他认为,“神圣之物是卓越的,它不该,也不能被世俗和不洁沾染”[72]。张光直就中国古代的具体情况对这种二分法提出质疑。他把中国古代表述为一个“分层的,但内部有着联系的宇宙延续体”,或者说是一个“分层宇宙”,在此宇宙中,“有特权的人类和动物从此层漫游到彼层”。比较中西关于自然的不同看法,杜维明也指出,中国人把宇宙看成是其创造者的延续体,把自然视为一个以延续、整体、动态为特征的有机秩序[73]。这种权力与宇宙观的结合对于日后关联宇宙观的出现是关键性的。欧洲史学家同样转向探讨了神与俗界的结合,尤其是两者在王权方面的体现。坎托罗维奇(Kantorowicz)把这种结合概括为“一王两身”[74]。
然而,也正是权力与宇宙观的这种统一,权力与宇宙观藉以结合的这种模式,会随着历史上持续的变化而变化。我认为,从商代的证据来看,商王的身体和他先祖的世系构成多层宇宙中的一条纵轴线,这条轴线因四方而界定的,作为与神界沟通的渠道,它完全为商王所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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