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空间与时间
四方和中心形成一个结构整体，一个三维宇宙观。一方面，中心在每一维都是通过四方来定义、表明的：政治中心“我”通过“方”或“多方”来突出、体现；地域中心“祖先都城”由四土来围衬；祭祀、宇宙中心“王族祖先”通过异族世系来进行对比、衬托。另一方面，在此宇宙观中，四方依靠中心才成为一个多层次宇宙观，在这多层次宇宙观中，中心即王族祖先。商王通过中心，以祭祖为渠道，以巫师为助手，以祭祀仪式为具体手段，独揽了与天地沟通的权力。商周时代，祭祀、祈祷常常涉及“上”、“下”两个概念。“上”是对上帝的简称，“下”是对下帝即王族祖先的简称[55]。这一上下联系表明，天地在此多层次宇宙中心交会。
政治、宗教上的优越性是通过垄断四方中心这一宇宙层面而获得，因此天地之间的联系必须以不断重复的祭祀活动来完成。中心既然是获得先祖神性智慧的途径，就必须通过祭祀来有规律地使之再生，并且在王位继承者身上体现出来。因此，是祭祀和政治活动将四方和中心结合构成同一宇宙观，并使之得以不断地再生。
四方首先是祭祀和政治活动的空间结构。上面提到，四方不仅把宇宙诸力和神力纳入以四个基本方向为特点的结构中，而且构成商王族与神界沟通的祭祀空间结构。这一结构通过四个基本方向来对商及其祖先的中心性进行定义。
除了祭祀的空间结构，四方还决定了时间结构，并以此安排祭祀和政治活动的时间顺序。商人的时间，多数是以种种重复的周期性祭祀命名的。早在20世纪四十年代，对商祭祀顺序的研究已深入展开。董作宾发现，“翌”、“祭”、“”、“”、“肜”五种祭祀是最重要的祭祖方式，它们在年周期内根据复杂的顺序对五十多位先祖依次祭拜[56]。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陈梦家、岛邦男和许进雄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并对董作宾的五种祭祀系统做了修正[57]。常玉芝以1980年出版、内容最多最全的《甲骨文合集》为基础，对前人的结论进行了批评和修改。[58]专家们的研究表明，商代祭祀活动与时间概念有着关键联系：时间结构将祭祀秩序化，祭祀把时间概念具体化。这一密切联系在商代祭祀顺序中有充分显示，具体总结如下：[59]
（1）一天时间被分为六至八个单位，正午称为“中日”，是举行祭祀、政治活动等“大事”的时辰。
（2）十天为一旬，称为“十干”。实际上，先祖们都被以十干制分类命名。例如，商人始祖就是用一旬第一天的“甲”来做庙号的——祖甲，而甲这一天祭祀那些以“甲”作庙号的祖先；第二天称乙，祭祖乙；以此类推。不仅死去的商王，就连他们死去的配偶也按十干制分类。因此，十干制是将祖先进行分类的体系，对祭祀、王位，以及婚姻有着重大影响[60]。
（3）旬是构成十干的单位，旬本身就是一个频繁祭祀的小周期。每旬之始，商王要对此旬将举行的祭祀进行占卜。
（4）十干与十二支相结合，形成六十天的大周期，这是至今所知唯一确定的、刻在甲骨上的书写历法。吉德炜认为，此日历与农时并无关系，但具有宗教价值，它赋予宗教权威性。[61]
（5）新月是一月循环之始，是举行月祭的时候。月食被看做是厄运的征兆，对此必举行祭祀。
（6）一年的概念对拜祖祭祀尤其重要。翌、祭、、、肜祭在年周期内举行。在此周期内，从上甲开始，三十一位先王按继承王位的顺序受祭，受祭的还有二十位先妣。
这一时间结构同四方空间结构互相依存，商人对四个方向的认知与对时间的认知也密切有关。深入了解、确切反映四方如何成为商代的时、空结构，已成为科学史的研究课题。李约瑟（Joseph Needham）指出，指南针发明以前，中国人用北极星来判定北极，并据此确定南北轴线[62]。这种说法，或许可以解释所有商代王族墓穴为正北偏东十度的现象（图2．6）。然而，技术原因也许并不是这种偏向的最佳解释。吉德炜用文化的而非技术的原因解释这种偏东现象，认为它与商人对东北方向的普遍重视有关；这或许因为商人发源地原为东部，又或许与商人对日、月、星辰的崇拜有关[63]。此外，北极星也并不是商人判定基本方向的唯一依据。韦德利认为，“那些定位更精确的城墙，或许是以南北轴线为布局(www.xing528.com)
图2.6 安阳西北冈大墓和祭祀坑平面图（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考古学专刊，甲种第17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图六一，第231页）
依据；而这条轴线是采用二分法，对日出、日落方向间的角度进行切割得出的”，而不是用北极星定位得出的[64]。实际上，偃师、郑州的商代城墙（图2．7）、二里头的两座商代早期宫殿基址（图2．8），以及凤雏的西周宫殿基址（图2．9），都比侯家庄商晚期的王族墓穴更接近正北向。二里头商遗址是正北向轻微偏西，与用北极星定位出现的偏东正好相反。这表示日出、日落或许曾是判断四个基本方向的另一种方法。对此技术，甲骨文没有任何记录，不过韦德利利用战国时期的资料，包括《周礼·考工记》、《诗经·定之方中》、《尚书·尧典》，来佐证他的观点，认为商人、周人在修建城池、宫殿时，曾使用日出、日落来确定四个基本方位。
图2．8 河南偃师二里头两座宫殿基址（上为1号宫殿［《考古》4，1974，第235页］，下为2号宫殿［《考古》3，1983，第207页］）
图2．9 陕西凤雏西周宫殿建筑基址的平面图（上）及复原图（下）（杨鸿勋，《西周歧邑建筑遗址初步考察》，《文物》3，1981，第24—25页）
许多学者进一步探讨了韦德利的假设，结果表明，在商宇宙观中，时间、空间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此结论所依靠的证据，也就是本文前面引述过的有关四方、四风的卜辞（《合集》，14295、36976）。学者们对卜辞做了多方面的阐释，胡厚宣、杨树达的经典著作，以及李学勤、冯时近来的研究都表明，四方和四风在商历制和时间观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专家们提出，殷代的四方风即二分、二至之神，司掌时间[65]。冯时最近的文章将训诂考证与考古证据结合起来分析认为，四方和四风“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标准时间体系，也就是历制体系”；这体系从天文范畴发展而来，与农时概念无关。在这一体系中，四个基本方向由二分二至时的太阳位置来判断，而四方风则是分至之时的物候征象[66]。冯时的观点与常正光对商代祭日研究的结果不谋而合。常正光发现，商代的“出日”、“入日”总是在同一天内进行，可以说是同一祭祀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他认为在二分之时测量日出日落时的位置，对确立四季和四方都是必不可少的[67]。
虽然商代判断时间和空间的方法与技术仍有待更多的证据来论证，但我们必须记住，时、空结构是为安排祭祀活动而建立的，中心是此结构的根本概念。商卜辞中，最常见的带“中”字的词是“立中”，即建立、竖立中心。“中”的字形“
”象征着旗帜在底部与顶端。有专家据此推断，这种仪式跟测量太阳阴影有关，也就是在日处中天之际，竖旗测日影。此活动具有规范时间与空间的重要性，它必须由商王亲自完成[68]。吉德炜提出，立中可能意味着“建立中心的规范”，或“把自己本身立于中央。”他同时指出，不管是君王自己，还是把别的标准立在中心位置，对商王而言，立中是一重大仪式。其重要性可从与此有关的占卜看出，针对立中进行的占卜往往在仪式前的二十或三十天提前完成[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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