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地理：“方”与“我”
研究四方，有必要先对“方”进行定义。大多数西方学者接受四方即“四个方向”的译法。韦德利把它译为“Four quarters”，认为方是基本的“方位”[11]。而艾兰则从甲骨文“方”的字形出发：“方”由手持“工”的“人”构成，可能表示一个手持工具的木匠正在造方形，故“方”意味着一个方形的空间或立方形，而非线性方向[12]。
从艾兰对方的字形分析转向方字使用的背景，我认为商代卜辞中的“方”主要是一政治地理概念。“方”最常用来形容异族政体，无论是表示一个具体政体的“某方”，抑或单单是一个“方”，或者“多方”。简言之，“方”与“我”，即“大邑商”，是相对而言的。从甲骨卜辞中，姚孝遂分辨出四十个政体，它们的名字构成方式都是在“方”前冠以某具体名称，如“方”、“人方”。岛邦男发现五十三个这样的“方”。若算上名字中未带“方”的政体，陈梦家则举出四十七个，钟柏生举出八十四个[13]。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吉德炜把“方”译为“边、界、国，或地域”，恰当地反映了商代“方”的原始含意，即将商同那些异域的、敌对的，或者不知名的政体区分开来。[14]
商的政治中心地位，正是通过诸多周边异族政体而界定和突出的。商的领域由“内服”和“外服”组成。前者被称为“中商”或“中土”，包括商祖先所居住的都邑、现行都邑，以及王族畋猎区。“外服”包括“四土”，即东土、北土、西土、南土，皆为商侯领地[15]。中心和其外服进一步通过“多方”来界定。居住在四土之外的“多方”通常是与商相对的异族政体[16]。从这一点来看，“方”代表“他”和“边缘”，与“我”的中心相对照，异族的“他”衬托出同宗的“我”。(www.xing528.com)
商与异族的界线，就是中心与边缘的界线；但这界线不是固定的，而是受政体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不断发生变化的。从甲骨卜辞来看，这些相互作用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侵、伐、征，即占领土地，掠夺财产；二是：呼、令、册，即结盟和发生从属关系；三是：祟、受侑、祸，即祝福或诅咒对方；四是：有、来，即交易、纳贡，某方以骨、甲或其他物品交易或纳贡。商卜辞表明，在这些相互作用中，商占有支配地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商末期。[17]
图2．1 商代的政治地理概念
商与多方不断发生相互作用，彼此间的关系极为易变。某方也许被吸收为商的一部分，比如羊方；或某商侯反叛，独立成某方，比如盂方。可见，方与侯有时可互相转换角色[18]。杨升南以丰富的资料证明，当某方被商征服后，其名字便从“某方”改为“某侯”，以示从属地位；当侯反叛商成为“某方”时，它又变成商征伐的对象[19]。在不断变化的关系中，“我”与“方”的差异、界线可以从商王祈丰一事看出。商王为商都，为他的四土、疆域，以及诸侯祈丰，但不为某方或“多方”祈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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