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 言
用结构分析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西方汉学家葛瑞汉和包迪利都认为五行系统的出现是古代宇宙观结构改变的结果：在原来东西、南北两个对称、对立的结构中插入了一个“中心”的概念，从而使原宇宙观的组成部分由四个变为五个，即东、西、中、南、北；这种现象始见于公元前4至2世纪的文献记录[1]。然而，早在商代（约前1700前1045），这种对称、对立结构中的中心象征性在甲骨卜辞、青铜铭文，以及其他形式的物质文化遗存中便已有普遍反映。虽然至今尚未发现能够证明商代五行概念的证据，但构建于四方概念之上的商宇宙观通过对称、对立结构已充分显示出中心的概念。正是由于结构上的相似，研究商文明的专家们认为，四方宇宙观是五行说的前身。早在1915年，罗振玉便提出商代有五帝的概念[2]；胡厚宣1949年提出，商甲骨卜辞中的五方——四方和中心——是五行宇宙观的来源，他用商甲骨卜辞与后代文献资料间的联系来证明这一观点[3]。艾兰（Sarah Allan）进一步发展了胡氏的观点，认为四方和中心构成一个亚形，而五行宇宙观正是由此发展而来[4]。李学勤和常正光却认为，五行宇宙观的基本关联源于商代四季和季节性活动与四方的关联[5]。汪涛和沈建华将五行说溯源至商代的颜色象征，即祭仪中使用不同颜色的玉和牺牲[6]。
这些对商代五行起源的长期探索证明了两点：其一，商代宇宙观和五行系统在结构方面有一定的延续性；其二，五行宇宙观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来源，如季节和方向的关联、数字五和颜色系统，而四方这种空间观念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尽管四方宇宙观与五行说在结构上存在的延续性早已为学者们所重视，本文将对这些相似结构原则的意义、功能在不同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下所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做一次系统的调查。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曾经提醒我们，在为后起的思想溯源时，有忽视或割裂中国早期文化现象完整历史背景的危险。他提出：“并非所有的早期宗教现象都一定会在后世中华文化中留下它们的印记”，“对早期中国的任何研究，不仅涉及到我们所知的后世中华文明的起源，而且涉及到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7]把他这一观点向前推进一步，我认为即使早期文化现象能够延续至后世文明，以四方为例，它们最初的含意和功能也极有可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生根本的变化，或者被历史的主体改造再生。因此，为文化现象溯源的另一个危险是：忽视后世文化对早期文化符号有目的的借用所带来的演变过程。(www.xing528.com)
与其沿四方宇宙观探寻五行起源，本章更旨在研究从四方到五行的转变过程，揭示掩藏在相似结构表面之下，其功能和意义所发生的改变。本章将把四方置于青铜时代（商和西周）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进行讨论，并把四方当作一个空间地理概念、一个与神界沟通的仪式结构，以及一个对宇宙中多种力量进行分类的宇宙结构进行多层次研究；同时研究在商代特定政治条件下，四方宇宙观在确立商氏族政治中心地位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下文将首先论述四方是塑造权力关系的关键；其次揭示四方宇宙观是怎样被用于组织祭祀和其他政治活动，以及它如何在时、空方面建立商人日常生活秩序。最后，本章将会讨论四方宇宙观在经历了从商至西周的政治过渡时，它有哪些延续与转变。
这里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商周时期，包括卜辞、金文、考古资料，以及青铜器和玉器这类物质文化遗存。对商代宇宙观的讨论，本章主要依靠的是商的资料，以及这些不同类型资料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含有商宇宙观信息的传世资料在年代上多半属于公元前4世纪，或者要更晚一些，所以我不打算使用这些传世文献来解释商代宇宙观的内涵。但是，在涉及到战国时期和汉代人们如何重建、转变，以及改造了商宇宙观这一方面，这些资料则格外重要。商代的卜辞，即刻在龟甲或牛肩胛骨上的占卜记录，是我讨论商宇宙观时使用的唯一文字资料[8]。而关于西周时期的分析，还要包括两种新的资料：西周铜器上的长篇铭文[9]，以及《尚书》、《诗经》一类的源于西周时期的传世文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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