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现代性：面对中国传统的阻碍

五、古代中国与现代性

将这项研究置于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方法论，以及比较的背景中，而不是局限于汉学的某个专门领域，我们将会看到，早期中国的案例对于社会理论的发展很有贡献。但是个中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为了抽象的概念，或是为了发展理论而发展。反之，联系社会理论对中国的过去进行重新审视，对于今天中国的民族自我意识而言，是一件特别急迫的工作。中国的孤立源于冷战时代中国实行的封闭政策，加之西方刻意营造的一个东方“他者”。习惯于自认为和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文明，成了今天的中国走向现代性要面对的阻碍之一。

在历史中神秘化的中国的文化遗产，今天仍然被看作是一种形而上和本体论的存在。中国“传统”这一浓厚神话化、本质化的观念，在有关中国向现代化世界转型的政治辩论中，成为各种冲突的立场之共同基础。有一派国人认为，中华文明是一种“黄色的文明”，它以龙、黄河为民族的象征，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或者“民族心理”，导致中华民族缺乏进取，或者在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中停滞不前^[99]。根据这一观点，中国要想挣脱“东方专制”枷锁，唯一的出路在于西方化；这要依靠一个特殊的群体，即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他们能够与海洋文明——所谓的西方“蓝色”文明——直接沟通^[100]。(www.xing528.com)

另一派中国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中国今天真正的悲剧并非传统的负担，而恰恰是传统的缺失和虚无^[101]。按同一逻辑，即复兴中国传统以通往现代化，部分知识分子宣扬所谓“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或者“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他们呼唤出现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他可以将民主制度引入中国，而不需付出政治混乱这一代价^[102]。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于“开明独裁者”的寻求与两千年来寄望出现一个“开明君主”的实践堪称如出一辙；两者都将追寻社会幸福的责任赋予一个堪称人类楷模的个体之上。无论是“黄色”文明的死亡，抑或权威主义的复生，两个对立的立场不约而同地给“中国文化”的概念又添加了另一层神秘的外衣，加固了它被想象的形而上与本体论的本质。

为打破这种本质的神话，本书揭示所谓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本质”，如根深蒂固的帝国和皇权，其实是一种不断被重新构建和论争的话语，而并不是权力的实体。在与其他人类社会的历史做了对比之后，我发现，隐藏在“极权主义东方专制（totalitarian oriental despot）”下的权力关系与斗争，实际上并不是独一无二东方特有。用过去的意识形态所宣扬的大一统和本体的中国文化来分析现代中国的现实，是一种双重过失。同样，重申大一统的独裁者是中国唯一能动的和承担责任的主体的神话——无论是昔日的帝王还是现代的暴君——是一种双料的欺骗，仅仅用来掩盖今日极度复杂的权力关系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