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理论与比较研究结果

5．理论与比较研究

社会理论的进步是在比较了众多不曾重复的历史和民族志，以及通过具体文本分析之后得以实现的。因而，比较研究对于理论的公式化而言是必不可缺的。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指出，不论是理论的概括，还是历史的描述，都“依赖于比较”；这一点，比较史学的杰出成就早已说明^[93]。中国的历史，因其绵延丰富的文献记载而具有极大之潜力，足可以丰富、挑战和推进现存的社会理论，并且充实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国的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为中国的历史人类学或者文化历史学的理论建设作出开创性贡献。他把中国文化，无论是艺术、文字还是整体性文明，都看作是政治权力内在的构成部分。他的著作将社会理论融入古代中国的研究，强调人类历史的基本问题，并使用古代中国的材料来检验、挑战及修正既存的社会理论。他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对古代中国的成见，即视中国为进化过程独一的例外，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的（Oriental）”或者“亚细亚的（Asiatic）”社会、马克思·韦伯的“世袭制国家（patrimonial state）”的类型，以及魏特夫（Wittfogel）的“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的理论^[94]。通过比较古代中国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的文明，他提出“中国远非文明发展的特例——其实，中国模式在许多其他古代文明中都有重复出现。”^[95]

张使用中国青铜时代的材料建立起一种积极发展理论的模式，而不是被动地去应用理论。张研究的是青铜时代，而中国帝制时期仍然亟需相似的方法，用历史人类学来进行研究。有着两千年完善编年的二十五史和大量正史以外的文献记录的中国帝制史，至今仍旧局限于西方汉学界和中国的国学的领域。本书尝试着打破这种隔阂，将中国早期帝国的材料带入帝国与王朝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同时用这些材料来丰富理论上的讨论。(www.xing528.com)

中国宇宙观和早期帝国的研究对帝国形成的比较研究贡献良多。自坎托罗维奇（Kantorowicz）《王的两种身体：中世政治神学研究》一书铺垫基础以来^[96]，关于王权、帝国的形成，以及王族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已然蔚为大观。其中，有两部著作对本研究有特殊的比较意义。人类学家罗纳德·印德恩（Ronald Inden）基于他对印度的研究，发展了“帝国形成（imperial formation）”的概念，但他的本意是想为研究世界上其他地区提供一种普遍的概念工具。用“帝国形成”这一概念，他描绘了“一个复杂的政体，由彼此重叠又相互竞争的诸多主体构成，这些主体在同一个‘世界’里形成关系，而这个世界的‘代言人’则称其为‘宇宙’”^[97]。印德恩的这一描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情况极有裨益，两千年来的帝制历史将中国统一帝国塑造成了一种实体、一种本质，甚至一种物质存在；这种本体论可用张之洞“中学为体”一语概括之。然而，我在对中国早期帝制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了与印度的“帝国形成”类似的一种现象，即所谓统一的帝国不过是由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和主体绑结在一起的一种关系体。

坦比亚对王族的比较研究做了极大贡献。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普世之王的佛教观念并不是为了剥削和统治而发明的一种迷惑性手段，而是“政治行为的一种模式”^[98]。这种处理意识形态和实践之间关系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摆脱意识形态是权利的“合法化”或者“再生产”的分析模式，并且能助我们解构中国的皇权。一反过去把皇权概念看作是皇帝实际权力合法化的依据，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话语，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用它在限定社会规范时彼此竞争，并形成“政治行为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