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3．文化和权力的谱系

吸收新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成果，我提出，研究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宇宙观，不能再视其为与权力无关，超脱于历史以外的纯思维结构。我的研究模式视中国宇宙观为动态的演变中的社会的重要部分，视其为意识形态、统治及权力关系的重要部分。权力和文化这两种为形容后现代状况而发展出来的新概念，从整体上完全改变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分析范畴。此后，再无任何研究可完全回避此一分析范畴的改变。即使像早期中国宇宙观一般远离后现代的范畴，也不例外。

然而，当新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用文化概念与象征意义极大地丰富了意识形态的分析的同时，它们仍然受到一种潜在的简化论的牵滞。上文所述新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可概括为两个基本模式。一个是多汉姆（Donham）所称的“权力/意识形态”简化模式，它将意识形态看作是的不平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81]。这个模式业已在葛兰西的“霸权”和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中有清晰之表达。另一个是统治/反抗的二分模式，它将意识形态当作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统治和反抗的一个战场。第二个模式在典型的反映包括赫布迪基的“亚文化”、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以及康莫罗夫夫妇的“符号斗争”等概念。

不过，这些模式都难以摆脱简单化，即将意义和权力领域复杂的人类经验简化成或是单一又静态的统治系统，或者是统治/反抗的二分状态。摩尔（Sally F．Moore）有力地宣称，“权力/意识形态”简化模式“给了二者一个互补效果和在操作上不可分离之外表。但从民族志的材料来看，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互相加强和重复的。”因此，“这种抽象模式并不适合用来解决多样性、不确定性，以及变化等问题。”这种“统治/反抗”模式也是同样的简化还原论。这类简化论“将分析的生命牺牲于一种神话式简约，简化了人类思想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而现实应该远远不止于两个方面、两种姿态、两种关于‘现实’的观念”^[82]。(www.xing528.com)

人类学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中，最具启迪性的一点在于将文化视为权力的内在和构成部分。正是借用这种观念，本书探究中国宇宙观，这一公认的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如何与帝国的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并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这项研究不采纳意识形态/权力和统治/反抗此类简化论模式。不拟将一个整体性的中国文化描述成一种“霸权”、一种“惯习”、统治的合法化，或者统治/反抗的二分；相反，我尽力展现古代中国宇宙观的多面性、它内涵的不确定性与变易性、权力关系中的多样性，以及政治文化的转变。

本书也是中国宇宙观的“谱系学（genealogy）”，这部分是因为宇宙观是今天的身份和民族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采用福柯（Foucault）的“谱系学”概念^[83]，我对早期中国宇宙观进行考察，目的不在追溯它的起源、它的进化，或它作为中国思维或文明结构的深层内涵；而是意在展现它在实践中复杂且多样的应用，展现围绕着对它的解释而浮现出来的各种争论与冲突；最终，展现构建了宇宙观话语，同时又反过来为它所构建的，中国早期帝国的权力关系。把宇宙观当作一种话语，我着意拒绝有关宇宙观、文化和中国性的本质论。与其把它当作抽象观念、符号系统、或意识形态，我将宇宙观视为一种“话语”，同时包含理论与实践、包含了统治与张力。用福柯的话说，这种话语由“历史上可分析的实践”所组成，并系统地产生主体性与权力关系^[84]。

将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从单一的统治系统转向一个多面且复杂的斗争现象，这项研究还必须重新审视权力的概念。它不是将权力看作是一个可以被占有的、形而上或者本体论的实体，可以供统治者用来主宰被统治者。相反，它把早期中国的权力当作一组复杂和动态的关系来检视，当作福柯所称的“极度复杂的现实构造”、“标明了合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一种对他人行为采取行为的模式”^[85]。然而，早期中国这一复杂且动态的权力性质，一直遮蔽在皇帝制度的绝对皇权说和宇宙观的天道最高权威说之下。本书的一项重要目标，便是要打破早期中国权力的本体论神话，使长期被遮蔽的权力的动态和复杂性暴露光天化日之下。达到这一目的，有赖于揭示在一个共享的宇宙观掩蔽之下，围绕皇权、帝国秩序展开的复杂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