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方法与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的创新研究

2．跨学科方法

理论和命题上的创意，必然要求方法论上的创新。学科界限长期以来将宇宙观与政治结构形成转变这同一历史进程分解成两个独立的主题。不同的学科在处理两个主题的关系时，主要关心的是本体论上和分析上的优先：政治和制度史优先考虑政府与官僚体制的形式，将宇宙观视为出于政治动机而发明，用来维护现存体制。另一方面，哲学史把宇宙观当作一种纯粹的思维模式，一种永久和普遍的模式，而宇宙观在政治上的使用不过是结构的堕落。结构主义人类学同样关注文化观念与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认为社会结构决定文化，就是认为象征结构为社会结构的原型。它在重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时，以牺牲历史为代价，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实践，以及变化的过程。

本书从方法论上打破这些学科间的界限，以便重建宇宙观和帝国，也即文化与政治领域之间，辩证的相互构建的关系和过程。一方面，本书依赖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命题，如对文献史料的考证和分析，以及对历史主体、政治动机和历史变迁的关怀。另一方面，本书更有意识地继承结构主义遗产。继承其整体论，我将宇宙观和政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继承其普世论，我力求冲破中国独特说，通过对中国宇宙观的研究对人文社会基本理论做出贡献。然而，继承之时，必须克服这一遗产的内在矛盾与悖论：普世论对即文化类型学的依赖。本书不把中国宇宙观视为中国的或东方的“思维类型”，而是寻求在更深层的，在文化与权利的关系问题上跨越时间和文化的理论意义。本书拟从人类学家斯坦利·坦比亚那里借用“整体（totality）”这一文化政治概念^[80]，以助我们将五行宇宙观当作将结构与事件、概念与行为、持续和转化合而为一的统一整体来加以理解。不过，这一整体并不意味着一个整体历史（total history），也不是涂尔干式的（Durkheimaian）同质平衡（homogeneity equilibrium），亦非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统治或葛兰西的霸权文化统治。相反，它描绘了一种高度动态的文化政治一体变革过程，其中充满了支离的事件、冲突和争论，以及对权力和控制权的竞夺。(www.xing528.com)

将宇宙观当作这样一种文化政治“整体”来研究，需要跨越学科，把分析的焦点放在对学科间的交叉和联系上，探讨文化与政治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建设的过程，而不是将它们看作独立的实体。跨学科的方法同样吸收了来自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以及哲学的学科视角、方法论，以及材料，并与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直接对话。具体来说，本书试图在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与文献记载之间、在民间日常实践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在哲学的辩论与历史事件之间，以及在宇宙观的象征性建设与帝国的制度建设之间，建立起联系。像这样的一种分析，可以说既是历史人类学的，又是文化历史学的。

将这种方法运用到早期中国的研究中，我特别着意将早期中国的历史带出其长期封闭的困境。中国古代史在西方的视野里，依旧被看作是一个独特的、异域的“它者”，很大程度上仍属乏人问津，只有很有限的一些高层次专家学者对之有接触。将中国古代史放入普遍的关于文化与权力的理论讨论中来，无论对古代史本身，还是社会科学普遍理论的发展，都是急需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