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考古新材料与方法论的挑战

4．考古学的新材料和方法论的新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的考古发现提供了大量关于古代中国的新材料^[48]。然而，这些新材料不但未能解决方法论问题，反而进一步彰显了其困境。在新材料面前，将思维与身体分割的缺点变得明显，“政治”与“自然”之间的分割变得愈加困难，而原被视为互不兼容的独立范畴变得难以区分。

部分学者利用新材料去重新探究宇宙观的哲学起源，特别是在阴阳家以外的哲学起源。庞朴反对邹衍或自然学派开创了五行思想的主流观点。他在马王堆帛书《五行》篇中，发现“五行”一词乃指儒家学说中的五种道德价值——仁、义、礼、智、圣。他更提出，同样的五行概念是曾为子思及孟子所使用、为荀子所批评之思孟之学。^[49]李学勤与其他学者则用更新近发现的郭店楚简，证明五行早期依附于儒家，时代可早至战国中晚期（前350至前300）。^[50]而席文正是据此强调关联宇宙观乃由哲学传统发源。

其他学者则潜心研究新发现的技术文献，提供了古代中国的另一幅图像。哈伯（Donald Harper）根据对古代医书及技术文献的详尽研究，支持葛瑞汉的观点，认为关联宇宙观源于战国时代技术传统。他以“自然哲学与崇拜思想”描述技术传统。此一概念与李约瑟的“自然学派”不同，它同时包容对自然的理性分析和法术、宗教传统，而不是将两者对立。哈伯创造这概念，是根据中国古籍分类范畴之术数方技。术数方技并未割离理性与法术、宗教，更不视其为互相排斥。他的创新冲破了科学史分割科学、宗教与法术的传统^[51]。

尽管哈伯质疑传统的分析范畴，他在界定“自然哲学及崇拜思想”的概念时仍坚信哲学与技术传统存在距离。他根据两者不同的着眼点及研究对象对两者加以区别：哲学家关注的主要是个人、社会、国家及世界的和谐，而自然哲学家则视自然为研究重点，发展理论去理解自然，并利用自然法规去解释现象。基于这一差别，哈伯批评哲学史以哲学家的观点去观察古代中国，让人文关怀的外表掩盖了古代自然与宗教专家的观点。^[52](www.xing528.com)

李零对古代中国技术传统进行了全面研究，朝同一方向走得更远。李氏透过《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将技术传统分为关注宏观世界（天道）的术数和关注微观世界（性命）的方技。他用大量的新材料去支持这一分类，进而批判将中国文化概括为儒家及纯粹人文文化的做法。他发现了一个“实用的文化”，并以此重新编写“中国轴心年代”的历史。^[53]根据张光直（K．C．Chang）世界文明两种起源的假设，李零的研究认为中国文化也有两大基本线索：一条是广为人知而后来由官方儒学主导的哲学传统；另一条则为被遗忘被淹没的实用传统。后者早于前者存在，而一直潜伏于前者之下，为轴心年代兴起的百家哲学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实用传统上承原始思维，下启阴阳家及道家为其哲学表现，成为流传至今的民间宗教及道教的基础。

哈伯与李零的分析范畴都尽量贴近中国古代的分类而非现代的西方概念，大大脱离西方中心的常规。然而，我对哲学与实用两种传统的基本划分，仍有所质疑。对哈伯而言，两者的分别在于两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注事项——哲学家关注人类世界，而技术人员着眼于自然世界的对比。但哲学家与技术专家的关注重点是否如此南辕北辙，却值得商榷。席文对此提出，关联宇宙观的最终目标并非对外在世界进行客观、严谨而切实的描述，而是国家与社会的秩序与控制。对自然的理解，则旨在此社会目的。^[54]至于“自然学派”及技术专家（方士）邹衍所关心的与其同时代哲学家们并无大分别，他的研究并非始于对自然的观察，而是人类的组织及支持这些组织的自然资源。邹衍的学说不但是为政治改革而设计，而且被秦始皇采用。^[55]同样，《左传》记秦医论天有六气，并与味、色、声及疾病关联，用意是惩罚失德的君主。^[56]从这些个案可见，“哲学家”与“技术人员”的关怀相近似，很难以此区分两种传统及两类人。

同样，我对使用中国古代分类亦提出质疑。子学及方术两种传统的分类源于汉代典籍目录分类。是根据文本类型、风格及文体，而非其内容和作者的社会身份，套用于古代典籍之上。这些分类在转用至学术史或社会史时则会出现问题。举例说，阴阳五行论的文本几乎分布于《汉书·艺文志》的全部六个目录分类之中，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57]。这些分类的基础在于文字特色，反与文本的概念系统无甚关系，因为它们全都采用阴阳五行系统。列于“诸子”门下的阴阳家文本及列于“数术”门下的五行文本有共同的概念蓝图，出于相同的学术源头。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有无标明著者；列于“诸子”类的著作在篇名之外列明了著者（只有一个例外）；而列于“数术”类的则不列著者之名。^[58]

事实上，中国研究的主要分析范畴多源于这种文献目录分类。哲学与技术传统的分野，恰与典籍目录中“诸子”及“数术”、“方技”的分类相同。哲学中诸“家”的分界，亦源于汉代的目录。^[59]学者惯于从这些目录分类中抽取出学派或传统的原型，如将五德归于儒家、阴阳归于阴阳家，等等。再循环去用这些原型去判断一个人或一份文本属于哪一学派或传统。这样直接将目录分类转化为分析范畴往往产生一定问题：概念常为不同的传统所共享，人并未为文本所固定，而思想亦具流动性，于不同文本类别之间穿梭。不少未解的难题，常产生于分析范畴的缺陷而非资料之缺乏。这类问题之一，即邹衍到底是儒家（因为他关注统治者的德行）、自然主义哲学家（因为他采用了“五德”说），还是一个技术实践者（因为与他同时的哲学家对他全不理会）。其他类似的问题包括黄老之学的分界，《淮南子》是属于儒家、道家，还是黄老之学等。我很怀疑，文本分类能否轻易地用以区别人的身份（技术人员还是哲学家）、区别具有不同概念蓝图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还是自然主义），或区别知识的不同社会功能（意识形态概念还是实用技术）。基于这种怀疑，我提出，要更新研究宇宙观的分析模式，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新界定我们的分析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