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研究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和修正

3．汉学研究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和修正

结构主义通过葛兰言移植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激发众多汉学家进一步发展其论点与方法。例如，李约瑟发展葛兰言的主题，认为中国的关联思维并非原始思维，因为它描绘的不是一种无逻辑或者前逻辑的混沌，而是一幅高度精确与有序的宇宙图景^[34]。包迪（Derk Bodde）在解释五行宇宙观的发展时采纳了葛兰言的对称和向心结构原则^[35]。而马绛则用结构分析法，将五行宇宙观的结构起源具体追溯到了魔方的数字占卦术。^[36]

沿着这一方向走得最深远的汉学家要属葛瑞汉。作为中国哲学、语言学及古文献的权威，葛瑞汉在研究中国关联宇宙观时将结构分析与比较语言学、哲学及历史的方法结合。结构主义将关联思维定义成人类智力进化尚处在一个低层次的前逻辑阶段，认为这一阶段特别适用于中国或者原始文化。葛瑞汉对“原始思维”说表示异议，提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哲学与准科学范畴内均有不同的思维层次，包括关联的和逻辑的^[37]。他对中国关联宇宙观的分析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葛瑞汉将结构分析带入历史的层面。他指出，关联宇宙观并非前在不变的“中国思维”，而是一个历史现象。它出现于战国末期，而创造宇宙论的历史人物乃是宫廷的星官、占卜师、乐师、医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因此，关联宇宙观起源于“准科学”而非哲学，是由专业技术人员而非哲学家所推动，原功能为实用而非政治意识形态。直至帝制之初，方士邹衍对统治者产生影响，哲学家才开始对宇宙推演产生兴趣，并旋而将宇宙观融入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葛瑞汉研究的第二方面是对各种关联系统的结构分析。葛瑞汉对阴阳五行的结构逻辑及其发展背后的心理过程进行了至今为止最细致的分析。葛瑞汉采用了索绪尔（F．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将阴阳形容为一种基本语言架构；它将二元对立作链式排序，是对称结构原则的展开。他分析汉代《淮南子》中的宇宙生成论，展示出宇宙如何被描绘成随一条二元相对链不断分裂演进，而宇宙观又如何通过将这些对立组合关系进行复杂的系统化而形成。^[38]至于五行系统，则涉及一个更为复杂的结构演化。此一演化是由五行与四季、四方合并开始，“四”与“五”的合并衍生出一个余项，命之为“中”。《河图》与《洛书》的魔数方阵与五行命理学，即由在东西南北的对立原则中加入余项“中”而形成^[39]。

葛瑞汉分析的第三方面是哲学。在这里，他终于完成了葛兰言、列维·斯特劳斯及结构主义的普世主义方案。他声明关联思想并非中国或原始思维独有的，而是一种在“任何时间的任何其他思想背后运作”的普世性思考模式^[40]。在此，葛瑞汉与葛兰言的“中国思维”有所分歧。葛瑞汉相信，历史上，中国的关联宇宙观并非属于哲学而属于准科学范畴，并同样存在于西方的准科学及宗教之中。因此，将中国宇宙观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实则是在比较不能比较的思维类型。而且，即使在哲学范畴之内，不论中西方哲学，均建基于关联思维之上。因为关联思维是包含在人类语言之中，位于逻辑、因果、哲学及科学思想这些层面之下的隐蔽的思维方式。它不单在中国和西方极为普遍，更提供了所有思维建成的基石。因此，不能因为它在中国较为明显而称之为“中国思维”的结构，并与被标为“西方”的较高层次分析性思维相对比^[41]。(www.xing528.com)

如果说葛兰言研究的目的是要通过了解中国去了解人类的话，他其实只是在达到其最终目标的道路上走了一半；他“离家出走”了，并发现了“中国思维”。葛瑞汉则完成了这一旅程：他发现“中国思维”其实以一种普世而非中国独有的思维模式，存在于各种文化及各个时代。通过否定“中国思维”，葛瑞汉将葛兰言的研究带返原轨，并重新发现了一个远为复杂的西方“自我”。

葛瑞汉的论点在汉学界取得重大的权威，但亦引发了尖锐的争议及批评。对葛瑞汉的研究最严重的争议，并非关于其普遍性的观点，而是关于支持其论点的历史论据。席文（Nathan Sivin）坚决反对宇宙观源于技术专业的历史结论。席文在对葛瑞汉的书评中表示：“宇宙观是由哲学进入技术世界，而非相反。”^[42]稍后，席文对关联宇宙观的哲学起源提供了详细的描述，由《子思》及《孟子》开始，至于《吕氏春秋》，而完成于《春秋繁露》及《黄帝内经》。^[43]

然而，这一争议并不仅是史料问题，它直指中国研究三个方法论上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分析的语言和范畴，如“哲学”及“技术专业人”。席文认为葛瑞汉的历史论据全无说服力，原因就是它依赖这些“相互排斥但不明确的界说”。在公元前二百年以前的古代中国，技术传统与哲学并未分离^[44]。汉学界的第二个方法论问题是过分注重思想（即哲学、学派及概念）而忽略身体（其技术运作及日常生活）。尽管大部分中国学术史家同意宇宙观源于准科学，^[45]但他们主要的钻研范围仍停留于哲学，而将技术传统留给科学史、医学史或宗教史。这种成见导致中国文化被建构为奠基于哲学传统的纯粹“人文文化”。第三个方法论问题为政治与技术领域的分割。葛瑞汉的历史结论认为关联宇宙观是在帝制时代初期由哲学家从技术人员处引入哲学领域的。席文则提出反驳，认为阴阳与五行宇宙观是“由开始已经是道德及政治性的”，并且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洪流中始终“同时是政治的、道德的及自然的”。^[46]文人只是向技术人员借用少量术语、比喻及知识，而技术人员后来又从主流政治哲学中，借用微观宇宙论的人体学说建立医学体系。^[47]

葛瑞汉与席文的辩论，揭示了深藏于汉学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三个方法论的困境正是本文提出新的研究模式所要突破的。最近，结构主义的理论局限及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越见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近三十来材料大量增加，而更重要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理论转移正对结构主义及社会人文科学的基本分析范畴进行全面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