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对起源的研究成果

1．历史学对起源的关注

中国的历史学家研究宇宙观，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思想形式，关注的是它的起源。根据最早的《五行志》所记，五行宇宙观是有序宇宙的一种神圣模式，圣人们对之模仿效法，并据此创造人类文明。汉儒将五行宇宙观的权威归于它的神圣和古老的起源，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11]。五行宇宙观的神性和古老起源之说于是理所当然地伴随了两千年帝制史，其影响甚至一直延及今日。

当代史学方法的一项巨大成就是打破了五行宇宙观起源的神话。韩德生（Henderson）注意到晚清对宇宙观批评的发端，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考据学派”^[12]。考据学派专注于经典文本的辨伪、批判和考证，他们对文本中涉及的五行宇宙观的年代和著者表示怀疑。但是他们对于宇宙观的批评，如包迪（Derk Bodde）所言，并不系统，这些批评过分着力于宇宙观的文献资料，而非它的概念和系统^[13]。不过，他们精深的文献考证及历史分析方法依旧是中国历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到20世纪初期，批判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先锋们，如梁启超和顾颉刚，继承了晚清传统，揭示五行的相关文献或零星史料有作伪篡改现象，并将其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揭露篡伪者潜在的政治动机。他们用这种文献考证的方法，解构五行宇宙观，打破它神圣且古老起源的神话。他们认为五行不过是政治历史的一种产物。但是，受限于清代学者的考据方法，他们对宇宙观的批评依旧主要针对它的文献资料。此外，他们将宇宙观视为仅仅由少数秦汉文人出于功利和政治目的而刻意作伪的一种文本产物。这种推论致使一个意义深远的文化现象——一个流行于整个中国社会并且纵贯历史的宇宙观——竟沦落为少数别有用心者欲掩盖其真实政治目的而发明的谎言。如此的简化论意味着政治是现实，优先于文化存在并且决定着文化生产，而文化生产不过是用来神化权力的子虚乌有的幻象。(www.xing528.com)

与那些优先从政治角度来分析的历史学家不同，哲学史家与科学史家把五行当作一种思考模式、一种思维的产物，或者一种哲学派别来研究。他们花了巨大的功夫，利用传世史料重构阴阳五行的起源。虽然在方法论及旨趣上各有差异，但是他们都普遍发展了一个由司马迁提出的主题，即将五行宇宙观的形成归于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邹衍及其阴阳五行学说^[14]。西汉史家司马谈（？—前110）著《六家要旨》，将阴阳家列为战国末期至汉初流行的私学之首，位列于儒、墨、法、名、道五家之前，其说为阴阳、四时、八卦及天象之序^[15]。《史记》中另有记载，提到战国末期齐国邹衍，曾“深观阴阳消息”作《终始》、《大圣》之篇。又记邹子之徒论“终始五德之运”，其说为秦始皇采用^[16]。现代学者从哲学角度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进而奠定了中国宇宙观的哲学研究模式。冯友兰将这一学派名为“阴阳五行家”，并将其界定为一个糅合科学与方术的哲学体系^[17]。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更将阴阳家翻译为“自然学派”或“准科学”，以区别于汉代儒家的“现象论”或“伪科学”，并称邹衍为“所有中国科学思想的真正始祖”。^[18]史华兹则与李约瑟相反，将邹衍视为将宇宙观与儒家价值观融合的汉代儒学先驱，而非“自然学家”或“准科学家”；并称之为“设定一个宏大谨严的体系，涵盖包括人类及自然在内所有现象的第一人”。史氏认为中国的关联宇宙观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历史及价值观，而非自然研究或科技。但是，他与冯友兰、李约瑟一样，认定邹衍为阴阳家的始创人^[19]。徐复观与李汉三各自对经典文本作了详尽的研究，确认是邹衍将古老的五材概念转变成五行，发展成为宇宙能量的运动循环^[20]。这些学者从哲学与科学的角度探索五行宇宙观，并将它与西方的哲学和科学作了比较。

但是将宇宙观视为一种哲学派别或者一种思考模式却又预示了另一种简化论的危险：它将本体论的或分析的优先权，赋予思维、观念、意义与思想的产物，而将这类概念在社会与政治中的使用和实现仅仅当作是背景。这种“思维中心”的方法论进一步将宇宙观归于纯粹的哲学，归于文本中反映的思想，忽视或者模糊了它在日常文化实践和物质生产中巨大的象征表现。这种方法从而肢解了这种本是广博无限的文化政治现象，令它萎缩成了一种哲学派别，甚至是个别理论家的发明，并将其相关讨论局限于哲学文本。另有些学者虽然不满意将五行宇宙观归于邹衍这个唯一的发明者，但仍然难以突破哲学文本的局限。韩德生试图追溯中国关联宇宙观的多重来源，然而，他追寻的几乎所有资料均局限于子书，或者是由汉代的经学家们整理过的经传文献。^[21]

政治史、哲学史、科学史的史学方法，为中国宇宙观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稳健的文本分析基础，使得本书的研究变为可能。其命题——对宇宙观起源的不断探求——反映了贯穿中学西学的一种普遍假设，就是将阴阳五行视为中国文化中最本质的中国式思维模式。古人声称“天垂象”于阴阳五行，于是乎有了文明起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亦视之为中国传统的基础，因此也是现代化之最大绊脚石^[22]。西学则用“关联宇宙观”概括阴阳五行的特色，将其视为中国的思维模式^[23]。不论中西，大多数的学者均视中国宇宙观为自成一派的哲学，以区别于柏拉图形而上学、现代科学或西方哲学。在此，我对这种普遍假设提出了两个基本理论问题。首先，关联宇宙观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是人类普世性还是特异性的？是中国独有，还是存在于所有文化？如果是普世性的，那么它到底是存在于原始、前现代或准科学的人类智慧演化阶段，还是一种在各个时代共存、与其他思维模式并列的普世性思维模式？第二个问题则质疑第一个问题的基本假设，就是：应否将宇宙观仅视为一种只局限于思维范畴的纯粹思维模式，抑或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更广泛的政治、权力、实践、行为等范畴？第一个问题引申出我对结构主义对宇宙观研究所作贡献之高度评价；第二个问题则涵盖了我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以及新的分析模式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