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失衡：风险与对策

第十四章　经济结构失衡对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我国经济仍处在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大大矫正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严重结构失衡，但也形成了新的结构不均衡，特别表现在外需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过大，外部失衡明显。同时，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等仍然存在，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经济结构失衡也导致了一系列经济问题，引发了经济的不规则波动，损害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刺激经济摆脱衰退危险的扩大内需政策必须与调整结构失衡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我国经济不规则波动、风险过大的顽疾，取得积极效果。

一、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

1．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表现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首先表现在内部失衡，而内部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

通常所说的投资率，在统计上称为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形成率和存货增加率。1978年以来，我国投资需求持续扩张，投资率一直保持在35%以上的较高水平上，且呈现上升趋势。只是在由国家宏观调控导致的周期性波动低谷阶段，投资率可能会低于35%以下。1978年，我国的投资率为38.2%，2006年上升到42.7%，年均为39.4%，2007年投资率进一步升到45%。特别是2003～2007年4年间，投资率都超过了40%。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产销衔接状况不断改善，存货增加率不断降低， “九五”以来降低尤为明显。统计显示， “六五”至“八五”时期，存货增加率年均为7.1%， “九五”时期和“十五”时期分别降至3.4%和1.9%，2006年仅为1.8%。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投资率提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固定资产投资扩张、土建和设备投资增加，更多地表现在生产能力的扩张上。虽然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阶段，偏高投资率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也应看到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投资率明显偏高的另一面必然是消费率明显偏低。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2006年降至49.9%，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2007年进一步降低到48.8%。2000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消费率下降更为明显，6年间下降了12.3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率下降，且这种下降趋势仍未遏止。统计显示，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到了2007年却下降到35.5%。分时期看， “六五”期间居民消费率为51.7%、 “七五”期间下降到50.2%， “九五”期间下降到45.8%，“十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41.1%。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1979～2000年，除1978年、1993～1995年以外，各年投资贡献率均低于消费贡献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投资。但2001年以来，随着投资占经济总量比重的逐步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除2005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低于消费外，其余各年份投资的贡献率均高于消费，尤其是2003年、2004年两年投资的贡献率大大超过了消费。

从与国际水平的横向对比来看，我国的投资率及投资贡献率也高出很多。1978～2005年全球年均投资率为22.1%。总体上投资率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24.2%下降到2005年的21%；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投资率分别为18.8%、27.4%、21.1%和17.6%；发展中国家中，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投资率分别为21.2%、23.2%、26.4%和22.6%，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亚洲国家的年均投资率为27.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全部均未超过30%。同一时期，我国的年均投资率为38.9%，不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高出许多，比亚洲国家也高出不少。与上述情形相伴随的是，从对GDP增长的贡献来看，1979～2005年，全球的投资贡献率为23.5%；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20%、18.6%、10.9%和26%；发展中国家中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13.9%、24%、20.1%和27.5%。以上均未超过30%。与之相比，我国的投资贡献率为35%，明显高于世界水平。

表14-1　2000～2007年期间支出法GDP构成及其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另外，我国的消费率及消费贡献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78～2005年，全球年均消费率为77.6%，且呈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75.6%上升到2005年的78.8%；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3.9%、71%、78.5%和84.1%；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78.2%、78.7%、70.9%和84.1%；亚洲国家的年均消费率为70.3%。我国的年均消费率为58.5%，明显低于其他国家水平。从消费贡献率来看，全球的消费贡献率为77.4%。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9.7%、73.6%、69.2%和91.8%；发展中国家中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13.9%、24%、 20.1%和27.5%，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2.6%、75%、70.3%和69.1%。而我国只有57.4%，明显低于世界水平。

与亚洲其他国家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相比，我国投资率也处于较高水平。①高于日本快速增长阶段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日本1960～1973年相似，这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1966年日本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在这一阶段，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高的，而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则相对较低。这一时期，日本GDP年均增长率为9.6%，年均投资率为36.1%，1970年曾一度达到39%，年均投资贡献率为36.9%。此后，日本经济开始减速，投资率逐渐下降，而消费率逐渐上升。②高于韩国快速增长阶段的水平。20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也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1977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1971～1996年，韩国GDP年均增长7.9%，年均投资率为35.4%，1991年曾一度达到39.7%，年均投资贡献率为45.4%。此后韩国经济开始减速，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逐渐下降，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逐渐上升。

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2006年超过2000美元，2007年按1美元兑6.85元人民币计算，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700美元。与日、韩两国所处的同等发展阶段对比，我国的高投资率情况与两国类似，但投资率明显高于日韩两国的水平，持续的时间也明显长于这两个国家，而投资贡献率则与两国大致相当。

2．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原因

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直接原因在于储蓄过高消费偏低，但其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

投资源于储蓄，消费偏低必然导致储蓄过高，投资过高。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的传统文化倡导勤俭持家，导致居民的消费习惯偏于保守；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得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对增加，由于老年人的收入和储蓄一般要高于年轻人，因此随着老年人的增加，应对退休保障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储蓄率也随之增加；社会保障（养老、医疗等）制度的不完善，使居民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居民收入增长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也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消费信贷机制的不完善所产生的强制储蓄；等等。

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还不发达，直接融资比重过小，整个社会的投融资活动过于依赖银行信贷，这也限制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速度，否则投资还会更大，投资率还会更高，更加加剧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关系。

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对此，下节专门阐述。

3．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危害

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直接恶果在于加剧生产性资料的供求矛盾，加重原材料、燃料动力等紧张状况，诱发并增大通货膨胀压力。同时，投资过大也会导致重复投资，加大资源浪费。投资过大也不具有可持续性，一旦遭遇冲击，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会受挫，投资增速会急剧下降，从而导致经济过度收缩，引发更多更大风险。近年来，我国GDP增速连续在10%以上的高位运行，导致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积累了很多矛盾和问题。而究其原因，投资增速过快和外需扩张过猛显然是重要的原因。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宏观调控和国际金融海啸的影响效应叠加，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逐季下滑，经济下行的风险更加凸显。这些无疑说明，合理的投资消费比例关系，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当然，合理的投资消费比例关系也绝非以发达国家的比例为准，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和加剧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虽然深刻而复杂，但发达国家“寅吃卯粮”过度消费的行为无疑也难辞其咎。对于我国而言，投资消费比例应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

二、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深层原因

1．收入分配问题

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开始从对所谓功能性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问题向规模性分配（Size Distribution）问题转变，而忽视了作为收入分配的生产关系基础。实际上，所谓规模性收入分配中的分配一词（Distribution）与其翻译成收入分配不如翻译成收入分布。事实上，目前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也是国民收入在不同群体间的分布比例，而不是研究各阶层是如何得到其各自收入的以及支配收入的规律。而后者恰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问题，也是古典经济学和19世纪新古典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以及居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出现，我国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也日益重视。但受上述研究对象转换的影响，这些研究大部分研究的也是“收入分布” ，而不是“收入分配” （赵人伟、格里芬，1994；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1999；其他著作不一一列举）。

收入分配是一定生产关系的集中反映，历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所重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大量篇幅研究了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等著名篇章中，结合生产力的发展，从技术经济规律角度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收入分配规律，为我们的研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我们的研究将立足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并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合理成分，研究我国现阶段二元经济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支配国民收入分配特别是支配劳动者报酬的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决定我国投资与消费增长的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国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理顺价格体系，改革价格管理体制进行的，这为以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在这一阶段，不论是银行还是企业，延续的基本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为模式。在企业投资饥渴和职工收入最大化冲动的推动下，通过信贷膨胀，形成了国民经济超分配的增长格局。在投资与消费对有限的国民收入的争夺中，投资率对消费率呈拉锯式上升。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和一系列配套改革任务的基本完成，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得以确立。从这时起，决定投资与消费增长的机制开始由市场支配。这在1997年所谓买方市场的形成和1998年后出现的需求不足中得到集中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开始发挥作用。

按照至今为止以研究市场经济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的发现，在现有市场经济模式下，对于市场经济的两大主体——生产者和消费者，前者的行为受利润最大化支配，后者的行为则受收入约束下的消费（效用）最大化支配。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两个基本经济规律，使得收入分配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原因是利润最终表现为收入范畴，它的性状决定了生产者的投资和生产行为；而消费归根结底决定于收入，消费经济学关于消费行为的各种假说只是细化了这一原理而不可能改变这一原理。因此，决定我国投资与消费增长格局的深层原因应该从分配关系入手。

2．我国二元经济下的收入分配方式

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会发生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决定它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分两个层次来进行。首先是二元经济下特有的收入分配方式，按照这一分配方式，用于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需要的必要劳动产品部分被压缩在了一个更低的水平；对应地，用于满足一般社会需要和积累需要的剩余劳动产品则占了更大的比例。这一分配格局本身就为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提供了基础。其次是现有的财政收支结构虽然是二十多年改革的结果，但其指导思想和体制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二元收支结构的特征，以致不但无助于解决二元经济自身本来就可能存在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有时还会加剧这一问题。以下我们分别就这些问题做具体分析。

（1）劳动报酬的决定。马克思说过： “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的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 ”（马克思，1975b，第992～993页）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曾明确解释过，这里所说的“社会需要” ，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我们今天称为社会公共消费的部分，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二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需要，如养老；三是积累的需要。所以，劳动产品被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它们的不同使用方向，是一个不因社会制度改变而改变的基本经济规定，同样可以用来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配。

在市场条件下，劳动表现为价值，由此，一国的年价值产品可以划分为两部分，它们分别代表马克思所说的必要劳动部分和剩余劳动部分，用马克思的符号可以一般地写成V+M。其中V为劳动报酬，M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之所以被称为“剩余”价值，就是因为它是劳动者得到报酬后的剩余。市场经济不同于奴隶经济，也不同于封建经济，从理论上说不存在超经济剥削。就是说，剩余价值不是靠强制力取得的，而是经济规律即各种经济关系作用的结果。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决定了劳动报酬呢？

关于这个问题，至今为止有两家代表性的理论。

一是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时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决定工人报酬的是劳动力的价值，即劳动力自身生产与再生产所耗费的劳动，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所有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问题就演变为，是什么决定了劳动者消费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呢？马克思是不赞成“生存工资”说的，但也并没有就这一问题给出具体答案。由于马克思的研究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用了短短几百字说是由历史、文化等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是把劳动力报酬作为一个事实前提而不是理论前提来展开以后分析的（马克思，1975a，第194页）。虽然，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但是进一步研究表明，他的整个理论却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石。

二是新古典的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决定要素报酬的是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即要素得到的只能是自己生产的。市场交换不是礼品交换，只能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而不论这里的“等价”之价指的是什么。那么，当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是可变（这是一个技术经济事实）的时候，要素所得就不会取决于要素的平均生产率，而是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何谓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关于这个问题又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可以叫做微观的要素边际生产率观点。第二种可以叫做社会的要素边际生产率观点。20世纪50～6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盛誉的英国剑桥经济学家斯拉法曾明确认为，第二种观点是一种“假性”的边际观点^[1]。但不论怎样，他的话可以证明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确实存在不同的观点。

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是可变的，并且从总体来看是递减的，就是说，随着一种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会使这一要素的生产率下降。而一种要素的报酬正是由该要素这样的生产率或产品数量决定的。

不同之处是，他们对何谓要素的边际、何谓要素的边际产品有不同的理解。按照第一种观点，所谓边际指的就是新增的要素投入，而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则是指随着新的投入增加后导致的要素生产率的整体变化，这时所有要素的生产率都会随着新的投入呈现出等一的生产率，这种生产率就是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施蒂格勒，1992）。

对于第二种观点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以社会的全部要素作为观察的出发点的。这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的伟大代表李嘉图，他的级差地租理论就包含了这样的思想，不少人认为这是边际分析最早的理论表现形式。按照这一观点，全部要素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内部从生产率上是有差别的，有高有低。所谓边际，在这里是指生产率最低的那部分要素，它们被称为处在边际状态的要素。所谓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指的就是这部分要素的生产率。这种观点在新古典的许多代表人物的著作中都出现过，例如马歇尔、克拉克、熊彼特。而且除了熊彼特，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与第一种观点的区别。虽然实际上这种区别是确实存在的。因为这两种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所需要的实现机制是不同的。

对于前一种观点来说，按照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假设，由生产自身的技术经济关系就决定了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我们不能设想，在企业范围内，在同一个生产过程，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是不同的，因为随着同一种要素投入的增加，不仅仅是新增要素的生产率下降了，与之相伴的是所有同样的要素生产率都下降了。这就如同我不能说是最后一个馒头填饱了我的肚皮一样。这是一个技术经济规律。这一规律本身就决定了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除此之外就不需要其他机制了。在此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等价交换规律，与劳动报酬相对应的就只能是按上述过程形成的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或要素的边际产量。

而对第二种观点来说，它的决定机制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明确假定同一要素各个部分的生产率是不同的，之所以把其中生产率最低的那部分要素的生产率说成是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从而决定要素的报酬，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隐含的假定之上的。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的同一律起着支配的作用，即同种商品，包括作为商品的生产要素在内，在同一市场只会形成同一个价格。在雇佣生产率不等的要素时，由于等价交换的规律，对于生产率最低的要素的雇佣者来说，也只能按要素提供的产品来付酬。基于这两个经济规律的作用，就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边际生产率决定要素报酬的分配理论。显然，这里的经济机制与第一种微观意义上的边际生产率决定要素报酬的机制是不同的。从社会角度看的边际生产率分配观点需要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机制为前提，这一机制与前者所依赖的技术经济机制是不同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因此，它继承的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按照古典经济学，分配被理解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用马克思的术语，这种人与人之间在经济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被称为生产关系。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意义上分配的边际生产率决定，与微观意义上分配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在机制上的根本区别就是要借助市场经济中的同种商品同种价格的规律，而它不过是另一个更一般的规律在价格决定上的反映。这就是等量贡献得到等量报酬的规律，即我们常说的按要素分配。为了我们这里的论述目的，关于这一规律与市场经济及劳动价值论的关系就不再展开。

这样，按照社会意义上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分配的观点，我们可以推出，劳动报酬总是由一个经济体中劳动生产率最低的那部分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决定的。当然，这样说时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例如，由于城乡生活环境有许多不可比因素，要达到同样的消费水平，在城市就需要更高的劳动报酬，等等。

回到马克思关于工资决定的观点，可以说，决定劳动力消费水平的正是这样的建立在一定历史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这一结论与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中作用的论述是一致的。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一致的，正因为劳动者得到的只是以最低劳动生产率为标准生产出的那部分产品，所以自然会产生出一个剩余产品。那是由其他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提供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任何社会，劳动者除了提供必要劳动以外，还要提供剩余劳动，否则社会就无法进步。但是，在不同社会，分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方法是不同的。在原始的部落社会，可能由部落首长决定。在小农的自然经济社会，除了国家的强制性收取的赋税，就由封建家长决定。如果经济可能实行全社会的计划管理，那么就可以由计划决定。而在市场经济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分割则是由自发性的经济规律决定的。

既然市场经济实行的是等价交换，那么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换回的商品就不能比劳动所生产出的商品更多。既然劳动生产率总会因为技术进步不平衡规律而有高有低，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也就只能按照自身的生产率获得劳动报酬。又因为同种商品在同一个市场只能有同一个价格。那么，在这些规律的共同作用下，也就决定了劳动者的报酬。当然也同时决定了剩余产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例。

分配规律是经济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规律之一。只要是市场经济，上述关于劳动报酬的决定规律在不同经济体，就会同样起作用，只是由于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各自的作用程度与作用方式会有所不同。

（2）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报酬的决定与分配特点。所谓二元经济是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更确切地说，是指一个经济体中既有传统部分也有现代部分，所谓传统部分，其最突出特征就是，按照市场观点来看这里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以致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刘易斯，1989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趋向为零。

虽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从利润最大化角度看是不经济的，但也并非没有道理。按照经济分析，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那一点被称为技术最大点，在这里总产量达到了最大。构成所谓传统部门的本来主要就是传统小农经济，因此在这一点养活的人最多。在小农经济中盛行这样的生产原则并不奇怪，因为它是达到人口最大化最适宜的形式，而对封建统治而言，人口本身既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也是权力的基础，因此生产目的并不表现为物质的丰富，而表现为人口及与人口膨胀相连的领土扩张。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中，最理想的分配方式就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而不可能按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分配，因为，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生产方式中按照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进行分配，劳动者就会饿死。

而所谓现代部门就是在这种传统经济旁边发展起来的。现代部门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组织起来的生产方式。现代部门在产量的决定上追求的是技术最优，而不是技术最大。在这里劳动者除了能生产出自身的生活资料还要提供利润或者说还要生产剩余价值。但在这里是否由微观意义上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劳动报酬呢？简单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就是“否” 。因为事实恰恰相反，是劳动者的报酬决定了微观中劳动边际生产率的选择，而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劳动报酬。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所以像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大家否认上述微观意义上的边际生产率决定要素报酬的理论，而把它称为“组织要素需求的各种思考的一种方法” ，并指出，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边际生产力”（弗里德曼，1994，第232页）。由于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传统部门，所以只要肯付出能够把劳动力吸引到现代部门的报酬就仍然可以获得利润。在这里，传统部门的劳动报酬起着上面所说的社会边际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它决定了现代部门中劳动者的报酬，也决定了利润最大化下劳动边际生产率即技术最大的选择。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从理论上说，这样分配的结果就意味着低工资高利润。从V与M的关系看，就是M占有较高的比重。

改革开放后，我国用于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需要的必要劳动产品与用于满足一般社会需要和积累需要的剩余劳动产品之间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从总体上看，劳动报酬增长仍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增长。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因素的增强，二元经济中决定收入分配的经济规律开始按照市场经济的形式发挥作用，抑制了劳动报酬的增长。集中表现是农民工对城市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形成了潜在的压力，而这种压力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逐步显现。参见表14-2。按国家统计局编制的投入产出表，1997年、2000年和2002年三个年份，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仅分别为54.9%、54.1%和48.4%，并且呈下降趋势。

表14-2　各项收入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按照以上所说的二元经济的分配规律，二元经济自发地会导致低工资（低V）、高利润（高M）。这样它就既为过度投资提供了动力，也为过度投资提供了可能。

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还可以运用计划手段调整V与M的比例关系的话，那么，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对国家公职人员以外，政府对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报酬，特别是对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因为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所以似乎一切都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自然结果，所以这种分配格局似乎就成了合理的。人们也不再从结构上去探寻总量需求不足的原因。而实际上，如果我们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那么这种在二元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分配结构本身也就是有问题的，而不能简单地因为是市场运行的自然之果就视为合理。

问题来自再生产自身的物质规律。从广义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来看，它们除了受到上述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经济规律的制约外，还受到物质本身投入产出关系的制约。从物质生产的角度，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与消费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要受到二者相互关系的制约。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组织生产的社会组织方式，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的规律。

换句话说，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由于收入分配的特有关系，仅靠市场是无法实现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平衡的，必须要有宏观调控（在我国，这也是政府干预的同义语，至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关系与宏观调控是另一个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三、外部失衡

1．外部失衡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国际收支不平衡，这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外部失衡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净出口率（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支出法GDP的比重）一直不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持续实现贸易顺差，且顺差水平呈逐年加大的趋势，净出口率一直保持在2%以上。2003～2007年这5年，我国贸易顺差（货物和服务进出口顺差）分别为254.7亿美元、320.9亿美元、1020亿美元、1775亿美元和2622亿美元，2005年、2006年贸易顺差增长尤其迅猛，增速分别为217.8%和74%，2007年增速仍然达到47.7%。如表14-3所示。贸易顺差迅猛上升也使得净出口率不断上升，2005年、2006年净出口率已分别达到5.5%和7.3%。2003～2005年三年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6.1%和24.1%；2006年货物净出口的贡献率为19.5%。当然，就我国具体情况来说，净出口比重多少才算是适度的，还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但就2003年以来与出口顺差激增相联系的经济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加大、外贸风险增加、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以及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可以肯定内需和外需是失衡的。(www.xing528.com)

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一方面，我国净出口率处于较高水平。1978～2005年，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净出口率分别为-2.7%、1.6%、0.4%和-1.7%；发展中国家中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净出口率分别为0.6%、-2%、2.7%和-6.7%；亚洲国家总体为贸易顺差，年均净出口率为1.9%，其中韩国为2.1%。同一时期，我国的净出口率为2.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我国的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已经从1978年的8.4%上升到2005年的67.2%，明显高于世界平均56.4%的水平，其中出口依存度超过37%，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么高的贸易依存度是世界各大国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德国的贸易依存度较高时超过30%，日本最高时也仅为16%。

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多年持续顺差。2001年较上年增长16倍，为2000年以来最高增速，2004年达到创纪录的1106.6亿美元，2005年达到630亿美元。2006年资本顺差过大的情况有所改观，未超过百亿美元，有较大幅度下降，但双顺差的局面依然存在。2007年资本顺差又急剧增加到735亿美元，增长约9倍。

表14-3　2000～2007年间我国双顺差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2．外部失衡的原因

我国内外部结构失衡，过度依赖外需，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执行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外需型企业政策方针的结果，是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结果，是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的结果。

当然，从本质上说，内需与外需失衡，是与战略和体制相关的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也是与国际资本的产业转移特点直接相关的。并且同美元的主要的世界货币地位以及美国的外贸和军事战略紧密相连。美国依靠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多发钞票，大量购入我国的廉价货物，又依靠其在众多高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和垄断地位，在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方面对我国严加限制。如此必然导致我国对美国的外贸顺差扩大。

3．外部失衡的危害

以双顺差为表征的内外部结构失衡的危害首先在于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福利损失（余永定，2006）：我国不能用自己的储蓄为国内投资融资，却在大规模输出资本为美国弥补投资——储蓄缺口，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资产。这种国际收支格局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不断流失。

事实上，内外需失衡，过分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它使得我国经济在面对外部需求减少的不利冲击时难以自我消化和从容应对。2008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速下降，世界贸易增幅回落。我国出口受此影响出现了明显下滑，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季度，货物贸易顺差414亿美元，同比下降10.8%；上半年，货物贸易顺差987亿美元，同比下降12.3%；前三季度，货物贸易顺差1810亿美元，同比下降2.5%。明显削弱了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说，外需贡献减少成了我国GDP增速快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正如全球金融动荡初起时人们对其严重性缺乏准确估计一样，全球金融动荡还将持续多久、危害多深也没有人能作出准确预判。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中，近些年来高度依靠外贸出口来保持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这一“发动机”已经开始显现出“动力不足” 。中国外贸出口再想保持前几年的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速，几乎是没有可能了。由此观之，仍期望外贸出口保持前几年那样一种强劲的增长势头，并继续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目前看来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即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我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将经济增长的较大份额建立在外需增长上也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矫正内外部经济失衡，扩大内需，是化解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应长期坚持的方针。

四、三次产业结构失衡

1．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表现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体现在产业层次上是三次产业之间比例不协调，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层次低、劳动生产率低。统计数据和国际间的横向对比可以清楚地对此加以印证。

表14-4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在40%左右波动，没有大的提高。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4%，为2001年以来历年最低，2007年略有上升，为40%。

依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在1980年、1990年、2003年这三个年份，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2%、41%、49%；下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42%、43%、52%；上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44%、 52%、59%；高收入国家分别为61%、65%、71%。上述数字表明：无论是纵向看（依四类国家经济发展的时序看），还是横向看（把四类国家放在同一个时点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是上升的。而且四类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仅都超过了农业，而且都超过了工业。按当年汇价计算，2006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000美元，高于低收入国家，与下中等收入国家大体相当，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更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但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39.5%的比重比2003年低收入国家（49%）还低9.5个百分点，比下中等收入国家（52%）低12.5个百分点，比上中等收入国家（59%）低19.5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71%）低31.5个百分点。

我国第三产业不仅增加值比重较低，产业素质也不高，内部产业层次上高附加价值的行业还未形成规模。依据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在第三产业15个子行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金融和教育7个传统服务业，就占了第三产业增加值的70%。

表14-4　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8》 。

2．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原因

三次产业结构失衡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同时也是投资消费比例不合理的直接后果和反映。

三次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大，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和扩大，第三产业发展滞缓。显然，这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迅速推动工业化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积累起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财富，从而实现经济的长久发展。高储蓄高投资也为工业化的推进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资源，使得工业以超正常速度迅速成长。与此同时，一些制约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合时宜的政策未能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清除，对垄断产业不仅没有有效放松管制，反而加剧了垄断化程度和利益保护措施，导致第三产业没有随着我国整个经济的成长而超前成长，第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还可能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采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外需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方针有关。因为，在外向型迅速发展的情形下，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需，依靠投资拉动的外向型工业部门迅速扩张，我国“世界工厂”的角色定位也日益凸显。

3．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危害与矫正

经济结构均衡是保持经济稳定发展，避免大起大落的必要条件，而经济结构失衡则必然加剧经济波动，形成大起大落，损害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经济结构失衡，是历来我国经济中的一个深层次矛盾，产业结构失衡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这一矛盾的直接反映。因为在由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之间失衡、投资与消费之间失衡、城乡之间失衡、区域之间失衡以及内需和外需之间失衡这五个方面构成的经济结构失衡中，产业结构失衡是最基本的方面。而产业结构失衡当前突出表现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三产业不能随整个经济的成长而同步成长，甚至超前成长，将导致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惠及全体人民，第二产业高速增长创造的巨大价值没有有效的渠道推进实现，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经济增长趋势无法持续。

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解决产业结构失衡的一个最重要方面，而且有助于解决整个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要求、顺应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经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显得愈加突出，产业结构必须对此作出积极反应。其原因在于：

第一，消费结构的变动决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消费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可以直接带动消费品生产行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使消费品行业的供给结构不断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同时，消费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通过导致消费品供给结构的调整，最终也带动了投资品生产行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从而大大改变了产业结构的组成与运行方式。

第二，消费结构调整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会给产业技术的升级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企业必须不断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从而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与消费结构的调整相适应，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不断变化的，消费结构也是不断升级的，于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也是无止境的。

第三，消费结构的调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强制力量。消费结构的调整不但会迫使投资决策改变方向，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投资结构的变动，而且还会通过挤压衰退产品及服务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促进存量资本的流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第四，消费结构升级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拉动力量。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含义是，产业的高附加值化和高技术化、产业的高集约化、产业的高加工度化。消费结构的升级，热点商品的消费必然会促进这一时期本行业和相关行业的发展，拉动产业结构升级。

为顺应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政府部门首先必须消除掣肘第三产业发展，妨碍产业升级的宏观政策，还应塑造适宜的环境氛围，推动第三产业优先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在于投资消费关系不当、内外部失衡、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各类结构失衡，这些结构失衡既有其各自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也是相互影响和作用加深的结果，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结构失衡必然蕴藏着很大的风险并会带来危害，使得宏观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第一，出口“比较优势”和投资扩张的不可持续性。首先，出口“比较优势”和投资过度扩张源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是不可持续的。不管是出口“比较优势” ，还是投资过度扩张，都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过多破坏等为代价的。这不仅使当前社会难以承受，也使未来发展难以为继，是不可持续的。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总量的10%。这样的“比较优势”显然是不合理的，更是不可持续的。其次，出口“比较优势”和投资过度扩张依赖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是不可持续的。长久以来，劳动力低一直是中国所谓的最大的资源优势。而过度地使用所谓的低廉劳动力的后果是大大地降低了最广大的基础消费群体的持续生产和生活能力，甚至是中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第二，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各种矛盾。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矛盾继续加剧。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发展能力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能否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而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将直接挑战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其次，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逐步扩大。许多东部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历史的原因，也不能否认现实的各种政策的作用。而地区差距扩大成为趋势是危险的。最后，过度使用所谓的低廉劳动力使原来已经失衡的收入分配更加失衡，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是社会成果分配的更加失衡。

为矫正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遏制其进一步恶化，宏观决策部门必须制定更清晰的发展战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第一，坚持科学发展观，将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转变到主要依靠内需的轨道上来。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协调增长的重要发展战略，为此，要将促进消费增长提高到扩大内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要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协调动作，避免相互冲突和损耗。

第二，确立第三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经济结构失衡，是历来我国经济中的一个深层次矛盾，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这个矛盾的逐步解决。应消除掣肘第三产业发展，妨碍产业升级的相关政策，同时积极塑造适宜的环境氛围，制定并落实第三产业扶持政策。要加快推进第三产业的改革开放步伐，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公平竞争。

第三，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体制改革措施，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善居民支出预期。应完善《劳动合同法》 ，保证就业人员合理工资收入水平和福利保障。应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对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解决政府在职工养老制度建设上的严重欠账问题，扩大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尽快在基本医疗领域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免费医疗。合理确定高等教育收费标准，完善国家和社会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制度。合理确定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遏制乱用药、乱检查、乱收费，防止居民医疗支出负担过快膨胀。

第四，加快城镇化进程，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万人到120万人从农村来到城市，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我国现在的城镇化率为40%以上，推进城镇化的空间巨大。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已进入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为此，应把实现县域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通过县域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

在城镇化进程中，要重视培育本地区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把城镇经济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避免出现“农民失地又失业”的现象。

同时，推动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消费升级将给相关的产品和服务行业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要顺应现代消费需求和消费方式的发展趋势，进一步鼓励和发展第三产业，不断开辟新的消费领域，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

第五，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要坚决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思想，做好新农村发展规划，加大对农村发展政策的倾斜力度，尤其要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事业的投入力度，完善金融体系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服务功能。改善农村水、气、电、路等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扩大农村广播电视覆盖面。全面实施普九义务教育，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模式，加大对欠发达和落后地区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力度。完善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税收、价格、补贴等政策，严查严处乱收费、乱摊派行为。加强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技能培训、信息引导和服务。合理确定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做好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完善农村商品流通体制，推动农村商业设施建设。推动“家电下乡”工作，扩展农村居民消费。及时总结“家电下乡”工作经验，创造新的商品下乡模式，推动农村消费市场拓展和农村消费升级。

第六，在当前保增长的前提下，防止扩大投资中的负面效应扩散，实现结构有效调整。在实际工作中，要通过采取规划引导、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节能政策和项目审核等一系列措施，使地方投资符合中央确定的方向，进行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解决民生问题，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防止地方政府与有关部门，借救经济之名，上马此前被否决的建设项目、重污染项目及形象工程项目。对所有的建设项目都应该经过详细、科学的论证，不能凭借政府官员一句话或一个条子、一个批示就上。只有对项目进行充分论证，才能避免投资失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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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 《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余永定： 《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http：//www.sina.com. cn，2006年7月22日新浪财经。

（本章执笔人：李文军　赵京兴）

【注释】

[1]［英］斯拉法： 《用商品生产商品》 ，商务印书馆，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