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分析与对策

第五章　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作用分析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2007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与投资的更快增长密不可分的，对此可称以往的中国经济增长为投资拉动型。事实上，不论是经济理论，还是实践经验，都表明投资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一、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关系的理论分析

经济理论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简而言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是通过投资对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同时兼有作用而体现出来的。一方面，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的需求。人们常说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即指它们是从需求方面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其中投资是三大需求之一。另一方面，投资是提高供给方面的产出能力的重要基础。一切资本形成的基础是投资，或者说投资是资本形成的源泉。增加投资是提升经济产出能力的最基本手段。

经济学理论表明，经济中最终有多少产出，既不是供给方面单一决定，也不是需求方面单一决定，而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共同决定。而投资对供给与需求两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效应，由此决定了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的特殊重要意义。对此，消费与出口都不具有投资这样的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双重作用”效应。下面分别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出发论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投资对需求的影响

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National Income Accounts Identity），经济总需求可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四个方面。如果用Y表示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C表示消费（Consumption）、I表示投资（Investment）、G表示政府购买（Government Purchases）、NX表示净出口（Net Exports），则国民收入恒等式可表达为（1）式所表示的关系式：

其中，NX = EX - IM，EX表示出口（Exports），IM （Imports）表示进口。 （1）式从需求方面具体展现了经济总需求的构成。

通过（1）式可知，投资增加ΔI，将直接导致经济总需求水平增加ΔI，这就是投资对经济增长所具有的直接作用效应。投资对经济增长还具有间接作用效应，对此可用投资具有乘数效应来体现。所谓投资乘数效应是指增加1个单位的投资而导致经济产出（收入）增加量大于1个单位的效应。

一般地说，投资的乘数效应可利用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来理解。对此，可用（1）式进行分析。由（1）式可见，投资I的变动将直接导致经济总需求水平的变动。总需求水平的提高将导致实际总产出提高，即总收入增加；总收入的增加将导致消费水平提高；而消费水平增加又进一步提高总需求水平。由此循环作用下去，即投资引发连锁作用效应。投资的这种连锁效应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投资乘数效应。

投资乘数的计算公式可通过数理方法推导出来。在宏观经济总量水平上，产出与收入实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用Y表示GDP，则Y也可理解为经济中的总收入。根据消费理论，消费取决于收入，更确切地说，消费是取决于可支配的收入。其中税收对消费者来说是负的收入。因此，经济中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是Y - T，其中T表示税收。现假定消费C是可支配收入Y - T的可微函数，即有如下表达式：

进一步假定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不受投资I和税收T的影响，同时投资I与税收T之间也没有关系。将（1）式和（2）式联立得：

现将（3）式进行数学变换并进行有关的数学推导。首先可从（3）式得如下关系式：

在（4）式中，根据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不受投资I和税收T的影响，以及投资I与税收T之间没有关系的假定，则有= 0、= 0，以及= 0成立。于是，对（4）式求Y关于投资变量I的导数得：

在经济意义上， （5）式体现的是投资变动对经济产出所产生的影响的一个结果，其中称为投资乘数。投资乘数说明投资增加1元，可使总需求增加多少。C′实际就是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只要知道经济中的边际消费倾向C′就可利用（5）式计算投资乘数。例如，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为0.6，通过（5）式可以计算出= 2.5。对此可作这样理解：投资增加1元的支出，在其他变量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可使经济总收入增加2.5元。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一般是小于1的，即有0＜C′＜1，因此根据（5）式就必然有投资乘数＞1。这意味着增加1元钱的投资会导致大于1元钱的总收入水平的提高。

2.投资对供给方面的影响

事实上，需求仅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方面因素，而另一方面因素是供给方面的情况。经济中的需求量决定的是对实际产出需要量的多少，而经济中的生产方面究竟要提供多少产出量，还要看生产方面如何决策。影响生产决策的因素是繁多而复杂的。概括地讲，从短期来看，主要取决于在一定价格水平下生产者的成本核算的结果。在生产者的生产能力范围内，产品价格越高，生产者可获取的利润就越高，生产者就越愿意多生产。对此有经济学中的供给曲线来描述这种情况。

从长期来看，价格终究是可变的，不能永久固定在一个价格水平上。因此从长期来看，价格是柔性的、可变的（Flexible）。因此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观点是，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产出水平，主要取决于该国（地区）的实际生产能力。实际生产能力在经济学中可概括为取决于可利用的总体资本、人力和技术的水平。在宏观经济学中，生产能力是用生产函数来描述的。总量生产函数通常可以表示为：

其中，Y为产出、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投入，函数关系则体现了技术水平。生产函数主要是从生产的技术层面描述产出与投入的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因此生产函数中的产出与价格是没有关系的。

根据古典两分法的观点，从长期来看，价格是柔性的、可变的（Flexible），因此价格的变动能够改变实际货币供给，从而满足产出的交易需求。这种情况下，产出主要取决于实际生产能力而与价格无关。而从短期的观点看，价格行为是刚性的（Stick），因此很难通过价格的变动来改变实际货币供给而满足产出的交易需求，此时产出主要取决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水平及其均衡状况，因此产出与价格有关。

因此，对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度量，应主要从基于长期经济中的实际生产能力的潜力来考虑。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在经典经济学理论中，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主要是通过生产函数来研究的。而资本是生产函数中的重要变量，投资又与资本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着直接作用关系。对此，投资I与资本K存在如下数量关系：

（7）式中s为储蓄率，δ为折旧率。在（7）式中的变量上方加一点，表示该变量对时间的导数。如果用离散的数学形式表示，投资与资本的关系如下：

在（8）式中，K为当期资本，K（-1）为滞后一期的资本，D为折旧率，I为当期投资。 （6）式与（7）式或与（8）式联立起来，即体现了从生产方面体现投资与产出关系的方程式。即投资增加导致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而资本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产出能力的提高。

通过以上所述可见，在需求方面，投资具有直接与间接地提高总需求水平的效应，也就是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即增加1元钱的投资可以得到高于1元钱的总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在供给方面，投资的增加就是提升资本水平，也就是提高产出的实际能力，从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

3．投资对经济增长综合作用效应示意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最终作用效应，是由投资对供给与需求两方面作用效应的综合结果而定的。对此，可用图5-1来表示。而对图5-1的理解，需要明确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有关问题。在经济学中，总需求描述需求的产出数量与价格水平的关系。换句话说，总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在各个给定价格水平下人们愿意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数量。在“价格——产出”坐标系中，总需求曲线是一条随产出增加而价格下降的向下倾斜的曲线。总需求曲线一般用AD （Aggregate Demand）表示。关于总需求的经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IS-LM模型上。IS-LM模型表明，总需求中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开支需求和外贸需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影响总需求水平的重要经济变量。

总供给描述的是（在总量水平上）供给的产出数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总供给曲线告诉我们在各个给定价格水平下人们愿意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数量。总供给曲线一般用AS （Aggregate Supply）表示。关于总供给模型，目前还没有像总需求的IS-LM模型那种得到广泛公认的模型，但已有四个影响较大的模型，它们是：刚性工资模型（The Stick-Wage Model）、感觉失误模型（The Worker-Misperception Model）、不完全信息模型（The Imperfect-Information Model）、价格刚性模型（The Sticky-Price Model）。虽然它们的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不尽一致，但所推导出的总供给方程都具有如下的形式：

其中Y是产出，Y是自然产出，P是价格水平，Pe是预期价格，参数α（α > 0）说明实际价格与预期价格的偏差对产出的影响效果。一般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由于是自然产出，故与价格无关，自然产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量生产函数（6）式。

所谓自然产出，就是指当劳动力达到充分就业时的产出。充分就业不是指失业率为零的完全就业，而是指失业率较小且相对稳定时的一种情况。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中存在的种种原因使失业率为零是不可能的。比如对失业者而言，即使是很容易找到新工作，但至少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找，因此从旧工作到新工作之间的转换不是可以在瞬间完成的。当此人处在离开旧工作与找到新工作之间，其就处在失业状态下。经济学中将这种在转换工作过程中因需占用必要的时间而处在失业状态的情况称为磨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由于磨擦性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经济中总是存在一定的失业是必然的。换句话说，当经济中只存在这种磨擦性失业时，就可视为已达到充分就业。由于实际中充分就业水平很难度量，因此从经验上讲，当失业率不断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开始持续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常数附近时，就可认为经济基本上达到了充分就业水平。自然产出概念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对经济中关于产出潜在能力的一种估计。

图5-1　投资对经济增长综合作用示意

投资通过对供给与需求进而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综合作用效应，可由图5-1表示。在图5-1中，AS和AD分别是初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线。P0和Y0分别是初始的均衡价格与均衡产出量。假定不考虑价格所受的影响。

在需求方面，增加投资将导致总需求水平提高，即在图5-1中表现为AD线向右移动到AD′线。在供给方面，增加投资将导致资本水平提高而使供给能力提高，具体体现为自然产出的提高，在图5-1中表现为AS线向右移动到AS′线。这样，增加投资的结果是导致均衡产出水平Y0，提高到新的均衡产出水平Y1，即实现经济增长。

4．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之间的数量关系

经济理论表明经济中的实际产出由供给与需求双方共同决定，但在现代经济中，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通常已不是供给方面的产出能力不足，而主要是表现为需求不足。现实经济通常表现为，只要有需求存在，生产者总会设法满足需求。现实经济中的生产者，不会按其生产能力能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而是根据需求量（如订单）来安排生产。因此在现实经济中经济增长的状况很大程度是取决于总需求的水平。如何通过提高需求水平来刺激经济增长，便成为政府经常面临的问题。

这意味着，从需求方面出发分析有关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常遇见的问题。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1）式可得有如下关系：

其中Y为GDP，I为投资，C为消费，G为政府购买，NX为净出口，其中净出口=出口-进口（包括服务和要素）。设这些变量都是时间t的函数。在（9）式中，。即c、i、g和n分别是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9）式的含义是：GDP的增长率是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政府支出增长率、净出口增长率的加权和，权重就是t时期它们各自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9）式体现的是t时期GDP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政府支出增长率和净出口增长率的关系。然而实际中经济增长率一般是按年度或季度来计算的，因此如果是年度增长率，则用符号Δ表示当年比上一年的增加量，于是有

（11）式中，是当年的GDP增长率，分别是当年的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政府支出增长率、出口增长率和进口增长率，而分别是上年的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出口和进口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因此， （11）式的含义就是：

然而，在利用公式（11）或（12）进行计算时还需要注意下面这些问题。GDP增长率通常是按可比价计算的，这时公式（11）或（12）等式右边各项增长率也都应按可比价计算。但是，现行的中国统计资料未提供支出法的投资、消费、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的可比价数据。因此，如果按可比价来使用公式（11）或（12） ，就需要对投资、消费、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的可比价数据进行估计。

对可比价数据的估计，关键是确定价格指数。投资可用投资品价格指数，消费可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因素。而进出口却难以找到适当的价格指数，就只能根据某种经验用有关的价格指数替代。实际上这样处理并不会引起很大问题，因为中国目前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作用基本上不很大，因此这样处理不会对总的结果有大的影响。

有时，需要运用公式（11）或公式（12）来进行反算。例如，为了计算一定经济增长目标要求下的所需投资增长率，可利用（11）式计算出投资增长率：

由（12）式可知，当年GDP增长率可分解为上年投资比重×当年投资增长率，以及上年消费比重×当年消费增长率等几项的和。因此，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可以通过上年投资比重当年投资增长率、上年消费比重×当年消费增长率、上年出口比重×当年出口增长率这几项在经济增长率中所占的比重大小来体现。

二、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实践经历充分证明了，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可通过对中国的历史数据的考察得到验证。

图5-2给出的是1979～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曲线图。这里的投资实际增长率是指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后的增长率。在经济学中，一般以现价计算的增长率称为名义增长率，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率称为实际增长率。本章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是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品价格指数作为价格减缩因子的。

图5-2中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在GDP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趋同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展现这两种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将这两种增长率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经标准化处理的数据序列的均值为零，方差为1，而数据序列的相关性不变。经标准化处理的这两种增长率的数据由图5-3给出。由图5-3可以看到，在1979～2007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大致相同的变动趋势。

图5-2　1979～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图5-3　1979～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曲线（经数据标准化处理）

图5-3中的两条曲线可以对中国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给出一种直观的展现。而表5-1给出的是自1978年以来不同时期GDP增长率对投资增长率的弹性系数的计算结果。从表5-1可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里，中国GDP增长率对投资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83，其含义是：在此期间投资增长1%，与GDP增长0.83%相对应。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里，中国GDP增长率对投资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74，其含义是：在此期间投资增长1%，与GDP增长0.74%相对应。而在进入21世纪到2007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对投资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50，其含义是：在此期间投资增长1%，与GDP增长0.5%相对应。而在1978～2007年的整个时期里，中国GDP增长率对投资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74，其含义是：在1978～2007年的期间里，投资增长1%与GDP增长0.74%相对应。

表5-1　各期间GDP增长率对投资增长率的弹性系数

如果把GDP增长率对投资增长率的弹性系数视为对投资效率的一种度量，那么表5-1的结果表明投资效率是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的。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同的投资增长率是与越来越低的经济增长率相对应的。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均在两位数以上，即中国经济保持了相对持续的快速增长态势。然而这样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在相对更快的投资增长条件下取得的。计算结果表明，2003～2007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0.8%，而同期投资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21.6%。

以上的中国历史数据表明，要保持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需要保持投资相应更快的增长。近十年来的数据计算所得的结果表明，近十年来中国还没出现过年度经济增长率高于10%，而同年投资的年度实际增长率低于20%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是与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的。要改变以往的中国投资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就必须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乃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做起。

三、2008年中国投资形势分析及相关测算

2008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北京成功地举行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人民的风采。然而，进入2008年以来，中国便面临诸多严峻的考验。2008年伊始，中国南方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接着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经济形势急转直下。2007年中国出现经济过热态势，中央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需要于2007年12月确定“双防”政策，即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全面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到2008年中期，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缓，中国出口增长受到较大阻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一保一控” ，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及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到2008年9月以后，美国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严重影响全世界经济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再次调整为“保增长” 。

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创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大降幅。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5%，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10.5%，比上年同期回落3.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0.3%，比上年同期回落2.4个百分点。自2008年11月起， “保增长”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目标。为此，2008年11月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200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工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此，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2008年乃至2009年的中国出口将遭遇较大的困难。在此形势下，增加投资与消费以带动经济增长，成为十分迫切的重要问题。其中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应是一种重要的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思路。然而2008年前三季度的投资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是十分严峻的。主要表现为：此期间的投资增长是名义上升，实际下降。(www.xing528.com)

2008年上半年，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长率（按现价计算的增长率）为26.30%，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但是，同期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增长10%，因此2008年上半年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率（扣除价格变动因素）仅为14.8%，比上年同期回落5.4个百分点。2008年1～8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为27.4%，仅比上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在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后，投资的实际增长率要明显低于上年同期投资的实际增长率。

从投资结构方面看，当前在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城镇投资比重在85%以上。在2008年1～8月的城镇投资中，中央项目投资增长27.7%，比上年同期高13.5个百分点；地方项目投资增长27.4%，比上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从到位资金情况看，城镇投资到位资金同比增长23.6%，其中国内贷款增长14.8%，利用外资增长6%，自筹资金增长32.6%。可见，中央项目投资增长以及自筹资金增长对当前投资增长有相对较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1～8月城镇50万元以上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17.7%，而其中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仅增长2.5%。

于是，一个问题是：如果2008年中国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仅为15%左右，那么全年相应的经济增长率能否超过10%？根据历史时间序列的GDP数据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可建立一个简单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考虑到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与200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基本相当的，因此采用的数据样本只考虑了2000～2007年期间的中国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而未采用其他时间的数据。对这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可得二者之间的在样本期内的数量关系。采用对数线性方程形式得如下方程：

其中，上述方程中的GDPC为可比价的中国GDP，IIC为可比价的固定资产投资，方程下方括号里的数值为T检验值，R2为判别系数。

对数线性方程自变量前的系数就是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弹性系数。因此根据（14）式的结果可知，GDPC对IIC的弹性系数为0.51。这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IIC增长1%，与GDPC增长0.51%相对应。由此可以计算出，如果投资的实际增长率为15%，则相应的GDP增长率约为7.7%。同时也可以计算出，要实现GDP增长率为8%，则相应的投资实际增长率应为15.7%。如果投资价格上涨幅度按10%计算（2008年上半年全国投资品价格增长率为10%），则可计算出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长率要在26%以上。

其他的相关模拟测算结果表明：若要中国GDP增长率分别为9% 和10%，则所需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7.6%和19.6%；而投资的名义增长率则要根据投资价格指数上涨的情况而定，如假定投资价格指数上涨5%，则投资的名义增长率分别为22.6%和24.6%。

上述测算是在假定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出现较大变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短时间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成效显著，技术进步效应明显增强，那么实现较低投资增长率而取得较高经济增长率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实现的难度较大。

四、刺激内需投资4万亿方案效应分析

为应对2008年9月开始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这十项措施是：①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③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④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⑤加强生态环境建设；⑥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⑦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⑧提高城乡居民收入；⑨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⑩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在上述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中，多项涉及投资的支持。例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这些措施直接涉及相关建设项目的安排，具体的执行必然归结为投资问题。而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以及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这两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直接或间接涉及相关投资问题。也就是这十项措施中至少有六项以上直接或间接地与投资问题密切相关。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加强了扩大内需、力保增长的政策力度，明确了要采取以“增支减税”为特征的积极财政，以及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

根据有关部门的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于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4万亿元的投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

严格地讲，对此问题的全面分析需要考虑到与此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是非常复杂的。这里仅采用投资乘数估计方法进行简单的分析。

投资乘数效应的发挥是通过消费渠道实现的，因此首先需要估计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本文根据可掌握的数据资料进行估算。表5-2是《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提供的关于2006～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的数据。由表5-2可计算出，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比2006年增加1300元，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6年增加2027元，两者比率为64.1%。在假定消费与可支配收入为线性关系的情况下，对该结果可大致理解为，中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64.2%。在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方面，2007年比2006年增加395元，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方面，2007年比2006年增加553元，两者比率为71.4%。在同样的假定下，对该结果可大致理解为，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71.4%。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这符合经济理论中“低收入者具有相对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结论。

本章对投资乘数效应的计算，需要用全国平均水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此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进行估算，方法是分别按2007年中国农村人口比重为55.1%，城镇人口比重为44.9%作为权重，对两个边际消费倾向进行加权平均，即得对全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一种估计。计算结果是：2007年全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致为68.1%。

表5-2　2006～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8》 。

其次需要计算实际投资的数额。这里的实际投资指剔除价格变动因素的投资。按2000年价格水平计算，利用本章估计的GDP价格指数可以得到可比价计算的全国GDP数据，利用投资品价格指数可以得到可比价计算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计算结果表明，当前的40000亿元投资大致相当于2000年价格水平的21842.35亿元投资规模。

按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可知，当前增加40000亿元的投资，相当于增加按可比价计算的总需求水平21842.35亿元（2000年价）。假定该总需求水平的增量全部实现为产出的增量，即意味着将导致经济总收入水平增加21842.35亿元（2000年价）。但这部分收入并不全部形成居民的可支配的收入，存在着扣除税收、折旧及再投资等情况。

再次需要计算出上述投资引发总收入增加中的可支配收入的多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提供的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表中的数据，可估计出劳动者报酬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9.7%。对此可理解为21842.35亿元（2000年价）中有39.7%的部分可成为劳动者收入，即可产生8671.4亿元（2000年价）可用于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扣除额为13170.9亿元（2000年价）。

最后，利用投资乘数计算公式计算。计算结果显示，40000亿元投资最终可产生40354亿元（2000年价）的地区生产总值增加额。由于这40000亿元是计划分两年时间完成，因此应以两年时段考察其投资的效应。折合到年度水平，估计每年可拉动经济增长0.7个百分点左右。

上述测算仅是考虑40000亿元投资本身所产生的效应，即该投资引发收入增加及消费扩大而对GDP增长的贡献。如果这40000亿元可引致相关投资增加，如导致各地区的地方政府增加投资，即产生了“挤入效应” ，则这40000亿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大。但事实上，也可能存在“挤出效应” 。例如，政府的增加投资可能导致减少民间投资就是一种可能的情况。因此，要全面、准确判断增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实际上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以上测算仅供参考。

五、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潜力分析

上述的问题实际涉及中国投资对其经济增长作用的潜力究竟还有多大？本章的基本观点是：从现在（2008年）到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内（至少十年内），投资仍将对中国经济增长起非常重要而关键的作用，或者说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潜力仍很大。道理如以下所述。

首先，中国投资的高增长是在中国一直保持有相对较低的消费率的情况下取得的。按照GDP支出法的数据表明，2007年中国消费率为49%，投资率为42.1%。而1978年中国消费率为62.1%，投资率为38.2%。对此，图5-4给出了1978～2007年期间各年份的中国消费率曲线图。可以看到，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率水平总体上是呈现波动性不断下降的态势。

图5-4　1978～2007年中国消费率数据的曲线^[1]

由于中国以往在进出口方面主要表现是出口大于进口，且顺差的幅度呈现不断加大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中国有较高的储蓄率。另外，从总体上看，中国消费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由此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一直保持有相对高的储蓄率。而高储蓄率是增加投资的基础，即为增加投资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的较大空间。

其次，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实现投资增长的物质保障。中国GDP年均增长率1978～2007年为9.8%，2000～2007年更是达到了年均增长10.1%的水平。中国经济发展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这些都为投资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最后，中国经济中依然存在着较大的投资需求。中国虽然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但直到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仍将存在大量的投资需求。例如，现阶段仍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大力推进城镇化发展。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值得注意的结论：首先，投资不仅对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很重要，而在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仍然很重要。其次，我国目前仍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同时又有多年来较高经济增长为基础，因此利用投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仍具有很大的潜力。中国实践的经验已经表明，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要有相对更高的投资增长率。在中国没有明显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前，这一数据经验应具有适用性。1978年以来的中国数据经验表明，当经济增长率超过10%时，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率平均要高于经济增长率约7.8个百分点。

而从长期来看，要把思想统一到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上来，重点在于改善投资方式，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要在优化投资结构的基础上实现投资适度的增长。

一是要引导、鼓励增加民间投资。对此，主要通过利用灵活的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来进行，如适时降低利率，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信贷的金融政策环境。民间投资活动的规范主要靠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进行。在符合国家有关资源、能源与环境等方面政策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应以经济效益为原则。

二是积极启动政府投资，加大政府财政性的公共投资，并充分利用好财政的公共投资。要进行必要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以增加必要的投资，同时考虑增发国债。投资方向可面向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方面所需要的建设项目。

而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是，不能为了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就又回到粗放的、低效率的投资模式上去，绝对不能为了尽快上项目就乱投资。理论与实践经验都表明了，经济增长与投资有紧密的联系，经济增长的模式与效率同投资的模式及效率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如何有效地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有效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潜力的作用，对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乃至经济发展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六、财政政策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

投资与消费是有紧密关系的两个变量。消费是构成经济总需求的重要成分，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提高消费水平即提高经济总需求水平，进而可以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的规模是GDP的48.8%^[2]，由此可以预见，如此庞大的消费的变动对经济的繁荣或萧条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财政政策对消费支出影响的理论分析

经济理论表明，财政政策对消费支出有着多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的复杂影响效应。首先，财政政策能够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消费。消费理论表明，居民的消费支出与其可支配收入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税收政策具有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行调节的效应。一般地说，减税有助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因而减税政策具有提高消费水平的效应；增税则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因而增税政策具有抑制消费水平提高的效应。其次，与转移支付及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有关财政政策，实质是进行收入再分配或利益关系调整的重要手段，因此与此有关的财政政策具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收入水平与结构的效应，进而对消费产生影响。同时，居民的消费行为也对财政政策的效应有直接的影响。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就是通过消费而实现的；财政政策的乘数的大小取决于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

而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消费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影响效应。具体分为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长期效应可用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来说明。从长期来看，储蓄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消费与储蓄是互为反向变动的两个变量。增加消费即是减少储蓄，增加储蓄即减少消费。因此，从长期来看，消费变动影响到储蓄，必然会对经济增长的潜力产生影响。短期效应可用需求理论来说明。从短期来看，消费是一种重要的经济需求。国民核算恒等式表明了，消费的变动直接对经济总需求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短期内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的经济理论也充分表明，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同时，对财政政策的运用也存在着广泛争议。其中的一种观点是，财政政策的结果是降低总体经济的效率。

2．以刺激消费为目标的财政政策选择

总量消费是由微观每个居民的消费累计构成的。因此，对消费相关问题的分析，应以居民的消费行为分析为基础。同样，以刺激消费为目标的财政政策的选择，也应从居民的消费行为特点出发来进行。

消费理论表明，消费受收入的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的多少是简单地由收入的多少而定。当人们决定要对其收入进行消费或储蓄的决策时，理性的消费者一般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考虑现在的与将来的有关因素。当前多消费，未来就要相对少消费；当前少消费，未来就可相对多消费。也就是，在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存在着彼此替代（Trade Off）的关系。因此，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可以成为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者的信心可以成为对经济产生冲击的成因。

概括起来，居民的现期收入、已有的财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以及利率和价格等都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变量。因此，只要是财政政策影响到与消费有关的变量，那么这些财政政策最终会影响到消费。

明确财政政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可为以刺激消费为目标的财政政策选择提供方向。此种财政政策的选择需要以消费者的行为特点为基础。一些以刺激消费为导向的财政政策方向是：①针对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设计相关财政政策。对此可考虑减税、转移支付、直接补贴等方式。②针对增加就业设计相关财政政策。对此可考虑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发展相关建设项目、发展相关产业以及扶持相关产品等方式。③针对稳定居民收入预期设计相关财政政策。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可以增强消费者信心。对此可考虑加大财政性社会保障的力度，包括增加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财政性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大对民生工程投入的力度等方式。

简而言之，以刺激消费为目标，应以“增加收入、增加就业、稳定预期”为相关财政政策的设计原则。

3．不同财政政策对消费影响效应测算

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乃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对上述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资金，可以有不同的资金使用方案。

方案一：以消费券形式直接发放给居民。这实际是直接对居民收入进行补贴的方式，效应是相当于增加了居民的收入，是负的税收。采用消费券的方式，居民就不能将其转变为个人储蓄，而必须全部用于消费。此方案简称“消费券方案” 。

方案二：进行相关的投资。该方案对增加消费的机理是，以投资带动就业，就业产生收入，收入增加消费。此方案简称“投资方案” 。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两种方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相同？对此，可以通过数理模型在理论上证明出有如下的结论：在边际消费倾向在0与1的范围内， “投资方案”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效应总是大于“消费券方案”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效应。

“投资方案”的结果实际在前面已经进行测算，结论是估计每年可拉动经济增长0.7个百分点左右。本文对“消费券方案”测算的结果表明，如果对上述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全部变为消费券发放给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仍按0.681计算，结论是：估计每年可拉动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左右，即比“投资方案”低约0.4个百分点。

在“投资方案”下，可计算出消费对收入的弹性为0.85，即每1元的财政性投入可导致消费增加0.85元。由此可估计出，如果4万亿元全部作为投资进行投入，可导致消费的增加量约为3.4万亿元。

方案三：加强财政性的社会保障投入力度。该方案旨在解决居民对未来风险与收入预期的问题，以增强消费信心。但此方案的效应发挥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时间内的效应似难以看出。

在上述项措施中，多项实际是投资问题。如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都必然需要有大量的投资为基础。但这些工程建设的结果，是有利于改善消费环境。可以说，这些措施具有以投资带动消费，进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特征。

4．“投资方案”与“消费券方案”优劣势比较

如果从宏观的经济增长的层面上看， “投资方案”比“消费券方案”具有更多的优势。简而言之，投资具有同时对需求与供给两方面都产生作用的效应，而“消费券方案”仅影响到需求方面，而不直接影响供给方面。 “投资方案”的效应，一方面是有实实在在的产出相对应，这些产出结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有实际的效用；另一方面，投资是通过创造工作机会，吸纳更多人就业来解决收入问题的。而就业是解决增加收入的根本之计。发放消费券仅是一次性地收入增加。在消费理论中，永久收入假说理论认为，消费水平是由居民的永久性和稳定性收入部分决定的，而短时的、临时性、间断性的收入不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

当然，也许担心财政性的“投资方案”产生“挤出效应” 。事实上，当经济处在生产能力闲置的需求不足状态时，是不容易发生“挤出效应”的。因为需求不足时，需求水平的提高可以启动闲置的生产能力，从而提高总产出水平。从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中国经济目前主要是处在总需求水平相对不足的阶段，而不是受生产能力的制约。因此，从理论上讲目前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挤出效应”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于提高总需求水平，从而使闲置的生产潜力得以发挥而拉动经济增长，并不会导致显著的投资下降的“挤出效应” 。

即使是“消费券方案”也可能存在“挤出效应” ，即可能挤掉了消费者原来自己计划掏钱消费的部分。或者说，即使没有政府发的消费券，消费者也会自掏“腰包”购买相应的产品。如果是这种情况，“消费券方案”刺激消费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

需要明确的是， “投资方案”同样存在着不利的因素。这是因为，只有那些把握到该“投资方案”所创造出机会的人，如由此而就业，才是该“投资方案”的受益者。而那些没能分享此机会的人，就不会直接从中取得好处。对于那些广大的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对把握这种机会的能力并不强，他们很难从中受益。也就是说， “投资方案”下的受益者具有特定性。

因此，在对“投资方案”进行设计时，需要考虑此类问题是：怎样的人是受益者？怎样的人得到就业机会？影响到的群体不同，对消费的影响效果也就不同。如果受益者是高收入者，则刺激消费的效应将较低；如果受益者是低收入者，则刺激消费的效应将相对较高。对此， “投资方案”涉及选择怎样的投资项目问题。对以刺激消费为主要目的的投资项目选择原则应有利于低收入者就业。

相比之下， “消费券方案”的优势是“投资方案”所不具有的。“消费券方案”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消费群体来发放消费券。而“投资方案”在实施后，谁将是受益者就难以做定向决定了。

归纳起来， “投资方案”具有增加收入、增加就业、增加机会、提供服务效用等效应，而“消费券方案”仅有一次性提高收入的效应，且如何确定发放对象还涉及如何兼顾社会公平等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如何有效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又能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李军： 《经济模型基础理论与应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主编： 《西方经济学》（第三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美］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 《经济学》（第三版）（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N. Gregory Mankiw，Macroeconomics，Worth Publishers；Fifth edition，2002.

（本章执笔人：李军生）

【注释】

[1]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8》之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表中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

[2]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2-17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