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分析
在改革开放近30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国家的实力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到2020年,中国经济能否仍然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有多大,是经济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对未来经济增长潜力进行预测,需要我们正确理解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动力,只有在对决定经济高速增长的各个因素做出正确分析后,我们才能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做出合情合理的预测。在本研究中,我们从经济增长的供给方面出发,以经济理论中的生产函数为基础,运用计量分析工具,对驱动过去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如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以及劳动力的贡献做出定量分析,然后对以上各个因素未来的增长进行分析和判断,从而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做出估计。按照我们的预测,一个较乐观的估计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直到2020年会达到年均增长7%~8%,但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在2015~2020年经济增长会明显低于过去3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
一、预测理论和研究方法简介
在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预测时,通常采用以下几个步骤:①按照经济理论和历史情况,选择与预测目标相关的几个重要的变量。②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刻画变量间相互影响,并估计各个变量的系数。一些变量的系数值可以由预测者先验地进行设定。③在给定外生变量的基础上,对预测目标变量进行预测。合理的经济模型能够在理论上指导我们进行预测,在模型基础上,我们能够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分别加以考虑,在对各个要素进行分析并做出假设的基础上得到预测的结果。
为了保证预测的准确性,通常数据和模型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①描述数据生成过程的计量模型是正确的;②模型的系数是在正确的模型和数据的基础上,运用正确的估计方法得到的;③模型所描述的历史数据的生成过程在未来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说,估计的系数要具有常数性。模型的设定和估计,以及数据的质量直接决定着预测结果的好坏。
预测又分为长期预测与短期预测,长期预测和短期预测在预测方法上有着根本的区别。短期预测通常是对未来一两年的经济增长进行预测,因为短期经济增长取决于大量的易受外部冲击影响的经济变量,因此需要构建由许多方程组成的大型模型系统。这些模型系统常常由上百个行为方程或等式构成,涉及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来刻画各种变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运用这样的大型模型,需要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预测时还需要对许多模型系数进行假设,而这样的假设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较高的偏误。另外,因为经济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因此一般不能运用短期模型来进行长期预测(Perkins和Rawski,2008)。
长期增长一般不取决于外部的突然冲击,或者经济行为的短期改变。长期增长主要由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投入来决定。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巧妙地构造简单模型系统,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做出定量分析,并对这些要素的未来趋势进行分析,就可以通过仅仅包含几个方程的模型系统对经济增长做出准确的预测(邹至庄,2002;沈利生,1999)。
在本研究中,由于我们关心的主要是GDP增长的指标,因此完全可以采用一种简洁模型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长期预测。
具体说,本研究将借鉴著名计量经济学家邹至庄(2005)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中长期预测的研究方法。首先,我们建立一个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所描述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由四个方程或等式构成。第一个行为方程是描述经济增长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方程,假定总产出是由供给方面的各个因素决定的,具体说,假定总资本和劳动力通过生产函数来决定总产出。表示如下:
其中β和γ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弹性。如果β + γ = 1,就意味着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参数α可以测度产出随时间而产生的指数变化率,也可以解释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模型中的第二个等式描述资本增长,即:
其中Kt表示t期的资本存量,It表示t期扣除资本存量的净投资。或者将上式表示为:
其中It表示t期的总投资,d表示折旧系数。
第三个等式描述劳动力的增长,即:
这里a表示劳动力的增长率。
第四个等式描述投资的增长情况:
其中Yt为实际增长率,It为实际投资,b是一个常数。这一等式表示,在模型中,将t期的实际总投资定义为是t - 1期实际GDP的一个份额。
在模型的四个方程中,生产函数是最关键的,也是本研究的重点。我们需要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来确定生产函数中的各个系数。在进行预测时,先验地给定未来劳动力的增长率a,以及未来投资占GDP的份额b,然后就可以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预测。
二、数据说明
1970~1998年不变价GDP数据(1978年)取自于邹至庄(2005),1999~2007年数据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GDP不变价增长率计算得到。劳动力数据取自于各年份统计年鉴中的从业人员数。资本存量数据没有直接可用的统计数据,需要我们自己估算。
我们利用邹至庄(2005)中使用的以1978年价格计算的不变价资本存量为估算的基点。由于邹至庄(2005)文中的数据截止到1998年,所以需要将这一数据序列延长到模型估计所需要的2007年。具体的估算方法是: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1978~2007年的现价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以1978年价格计算的不变价资本形成总额;然后,以邹至庄(2005)文中的1978年资本存量为基点,按照以下永续盘存法的计算公式:
计算出1979~2007年的不变价资本存量数据。公式中Kt为t期的资本存量,It为t期的资本形成总额,d为折旧系数,本文中d=0.04。
估计模型所使用的数据收于附录中。
三、模型估计结果以及预测的情景分析
我们利用1970~2007年的年度数据,用一阶自回归模型估计方程(1) ,得到下面的估计结果:
其中LYL和LKL分别为不变价的取过对数的从业人员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1978年不变价),也就是说,假设规模报酬不变,T为趋势变量,1978年以前为0,1979年为1,以后每年增加1,即假定在1978年之前,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0,估计系数下面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系数的t-检验值。估计的结果可以解释为,在1978~2007年,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3.3%,资本和劳动力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0.53和0.47。
在利用方程(2) 、 (3) 、 (4)和(5)做预测时,我们假设2008~2020年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为0.9%,折旧率仍为4%,对于预测所需要的未来投资率以及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我们分别做出基准方案和两个情景分析的假设。具体的假设如下:
在基准方案模型中我们假设:在2008~2010年和2011~2015年这两个阶段,假设投资占上一年GDP的比重为2005~2007年相应值的平均值,在2016~2020年这一阶段,为平均值减去5个百分点。再假设全要素劳动生产率(TFP)的年增长率在2008~2010年和2011~2015年这两个阶段为3.3%,即等于1978~2007年的平均值,在2016~2020年这一阶段为1978~2007年的平均水平的90%。我们还在这一基准方案预测假设之外,对未来经济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两种情景分析。具体来讲,情景1:假设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增长在2008~2010年、2011~2015年以及2016~2020年这三个阶段分别为3.3%、3.3%的90%以及3.3%的80%,投资占上一年GDP的比重在2008~2015年与2005~2007年相应值的平均值相同,在2016~2020年这一阶段,为平均值减去10个百分点。情景2:对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假设与情形1相同,投资占上一年GDP的比重在2008~2010年与2005~2007年相应值的平均值相同,在2011~2015年这一阶段,为平均值减去10个百分点,在2016~2020年为平均值减去20个百分点。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我们得到表3-1所示的预测结果。
表3-1 基准方案模型预测结果以及情景分析
注:表中期末GDP值为1978年不变价,单位为亿元。
四、对长期预测假设条件的几点说明
我们对预测采用的基本方法、过程以及预测过程中所引用的数据情况做了简要的一般性的介绍。需要额外说明的是,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中国自身在未来发展阶段将面临非常不同于既往阶段的特殊情况,这意味着我们所要依据进行预测的函数可能会发生轨迹变化,即以往数据所描述和反映的规律,将要发生不可忽视的改变。基于这种认识,并结合对近期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数据的感受,我们在利用模型进行预测时做出以下的假定。
1.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有缓慢递减的趋势
具体而言,在基准方案中我们假定:在2008~2010年和2011~2015年期间,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与过去持平,即全国平均每年增长3.3%。在2016~2020年,我们假设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会缓慢下降。我们做出这样假定的依据是:
(1)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后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追赶实现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够以何种速度采用现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具有追赶优势。国际经验表明,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追赶者的优势,就有机会得到加速发展(Perkins和Rawski,2008)。不仅中国的情况如此,其他追赶型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如此。在向发达国家追赶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贡献的阶段,但是,随着这些国家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这种追赶动力效果也逐渐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一方面来自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在向世界先进生产力学习的过程中产生的追赶效应;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中国自身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极大解放,并由此而释放出来的对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效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由政策的改善而释放出来的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政策效应也有逐步减慢的趋势。
(2)从国际经验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与中国经济相似的经济体都经历了由长达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到经济增长减缓的阶段。日本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70年代初保持了近20年的快速增长时期,首先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带动资本形成的快速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为有利润的投资创造了机会,使得投资者有很强的投资意愿。但进入80年代后,首先是劳动生产率的减速,而不是资本形成的减速,引起经济增长在这一时期出现突然减速。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情况也类似,都是在追赶效应的驱动下,劳动生产率出现飞跃,从而带动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趋势不再持续,从而引起经济由近20年的快速增长转向较平缓的增长,而且较慢增长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但与日本不同的是,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是逐渐放慢的。(www.xing528.com)
(3)投资的快速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是相互联系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反过来又导致资本形成达到较高的水平。这与日本的经验相似。反过来,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与投资水平和资本存量的水平有关,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使得发展中国家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来快速地提高生产率成为可能。
由于中国投资率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由投资高增长而引起的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又会使劳动生产率保持较快增长。在分析未来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和消极因素的基础上,我们的总体判断是,在2008~2015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会保持在每年3.3%左右,即保持1970~2007年的平均水平,而在2016~2020年,生产率的增长率会出现缓慢的下降。在基准方案中,我们假定,在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3.3%的90%,即3.3% × 0.9。
2.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递减相一致,我们假定投资率也有缓慢递减的趋势
具体说,在基准方案中我们假定在2008~2015年,固定资产占上年GDP的比重维持在2005~2007年这3年的平均水平。由于2005~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拉动的,即投资的增长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我们对投资率的假设实际上也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投资仍然会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我们进一步假定在2016~2020年,投资占前一年GDP的比重会比前一个5年下降5个百分点,这样的判断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1)虽然近几年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但从总体上看,投资的来源主要还是国内的储蓄,因此未来10年国内的储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储蓄有三个来源,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超过一半。目前来说,居民储蓄的主要目的是将储蓄用于退休养老、医疗以及其他方面的不备之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还缺少财力来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多数居民仍然需要靠自己的储蓄支付医疗和退休后的开支。因此这种高水平储蓄率的趋势在未来10年仍将延续。
(2)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始终(或基本上)维持着以增量投入实现规模扩张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不可能长久持续的。虽然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寻找以结构优化而谋求经济发展的办法,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这种努力其实收效甚微,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客观实在。郑玉歆(2007)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最根本的差距在于资产存量方面。发达国家是存量大国,而发展中国家是存量小国。如2005年美国的固定资产存量为372506亿美元,中国2005年的固定资产存量在360000亿~720000亿元之间。人均固定资产存量约在2.77万~5.54万元之间。如果按均值4.15万元计算,美国人均固定资产存量约为中国的23倍。显然,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资本积累过程,才可能总体上实现产业技术由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转变,粗放增长阶段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前提。考虑到资源禀赋情况,中国的资本积累有一个持续、较高的速度是合乎逻辑的。
(3)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事实上是一种压缩性的赶超。我们以较短的时间代价,以奔跑的速度走过了西方工业国家曾经花费更长时间走完的路程,因此必定要支付更高的成本。我们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渴望着不再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悲惨道路。但是事实不容乐观,我们在发展中所付出的代价,特别是环境代价,绝不亚于历史上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弯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不可能获得“无穷”的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由于资源的约束与限制,在一段时期之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必定会有所下降。
3.关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
我们假设每年增长速度为0.9%,这可能是个较保守的数字,也许实际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会在0.9%和1.1%之间。我们运用劳动力增长速度为1.1%做情景分析,发现无论设定为0.9%还是1.1%,对预测的结果都没有明显的影响。
4.关于情景分析中所做假定的说明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在基准方案中所做的假设是比较乐观的,因此在两个情景分析模型中,我们假设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会比较早地出现下降,而且投资占GDP的比重下降的幅度增大。通过情景分析我们看到,投资占GDP比重的较大幅度下降以及TFP增长率的逐渐放缓,都使预测值与基准方案模型的预测值相比出现明显的减少,而情景分析中所做的假设,特别是对TFP增长率所做的假设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是很有可能出现的,因此,基准方案所预测的增长率应当理解为是对未来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在最近的五年时间里,国外需求成为中国投资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量,在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增长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受全球需求减少的影响而出现投资增长速度的明显减少,如我们在情景分析2中所做的假设那样,投资占上年GDP的比重比基准方案中所做的假设较早地、程度较深地出现下降,那么2010~2020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只能达到5%~6%,这样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最近五年的增长速度,也低于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可能引起的就业和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等社会问题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五、与已有研究成果的比较
已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进行了预测。Chow和Li (2002)利用中国1952~1998年(排除1958~1969年不正常时期)的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中国经济增长,并在此基础上,假设未来全要素生产率TFP保持目前水平、目前水平的一半以及0的情况下,分别预测1999~20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结论:①1978~199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6%左右。②改革开放后,1978~1998年,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其中,资本积累因素占经济增长的54%,技术进步因素占32%,劳动力因素占13%。③未来的12年,即1999~2010年,若全要素生产率TFP保持不变,则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约为8.7%;若全要素生产率TFP降低一半,则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约为6.9%;若全要素生产率TFP降低为零,则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约为5.1%。
Wang Xiaolu等人(2007)根据1953~2005年宏观经济数据,在卢卡斯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革新、市场化、城市化、外商投资、对外贸易、基础设施、政府管理费用等各因素,构建四类卢卡斯扩展增长模型,并且分为1953~1978年、1979~1988年、1989~1998年和1999~2005年四个区间,实证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众多潜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至202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结论如下:①实证表明,在1978~2005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3~4个百分点,其中,整个改革开放期间的市场化和城市化因素贡献1.5~1.7个百分点,这主要通过改进要素配置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贡献1.0~1.3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改善的外部性贡献约为1.3个百分点;研究开发费用的增加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在80年代共同贡献0.8个百分点,90年代贡献1.0个百分点,近年来贡献1.3个百分点,这也显示出技术进步的增长趋势。②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显著负影响因素,一个是不断增加的政府管理费用;另一个是结构偏差,例如GDP中最终消费的持续下降,最近几年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③政府管理费用和最终消费是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按照当前的政府管理费用不断上升和最终消费不断下降的发展趋势预测,2006~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在7.8%左右,然后在2011~2020年下降到5.9%的平均水平,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态势将在2020年结束;然而,若通过政府改革增强政府管理效率,通过改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分配公平性等增强国内消费,那么,2006~2010年和2011~202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均可保持在9%的水平,并且可以期望中国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持续、平稳、快速增长。
Holz (2006)根据1978~2003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比较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和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早期发展过程,利用外推法,预测未来至202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结论如下:①中国经济的规模,用购买力来衡量,将在5年内,即2010年超过美国。尽管中国一些沿海城市,尤其是发展最快的5个省,中国人均GDP可能会在未来10~20年超过美国,但是,总体来说,中国人均GDP超过美国将需要20~50年,甚至更长时间。②中短期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必然的,2005~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7%~9%之间。
Perkins和Rawski (2008)根据1952~2005年数据,在传统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增加生产率时间趋势项,实证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及各影响因素,并根据模型预测在2006~2015年这20年内,中国经济仍将继续沿着快速增长的路径发展,预测GDP年均增长率在6%~8%之间。
沈利生(1999)采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所用的“峰到峰” (Peak-to-Peak)方法估计,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一些变通:把整个经济作为一个总体来考虑,所以通过实际总产出来推算,在一般情况下,实际产出的时间序列不是一条随着时间平滑上升的直线,而是带有一定起伏的曲线,即产出沿着增长趋势有上下波动,在某些年份出现峰,在另一些年份出现谷; “峰到峰”方法假定在峰值年份设备得到了充分利用,在非峰值年份设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为了计算非峰值年份的设备利用率,首先标出实际产出曲线上的峰值点,然后在相邻的峰值点之间拟合出直线段,在现期峰值点和上期峰值点之间,把前一个直线段按原有的斜率外推,若现期的峰值点超过了外推趋势线,就对前一直线段进行修正,即从上一个峰值点到现期的峰值点之间拟合新的直线段;重复此过程就得到了一条通过各峰值点拟合起来的趋势线,实际值与趋势线上对应值的比即为设备利用率,这种技术就是“过峰趋势技术” 。沈利生应用过峰趋势技术,利用1966~1998年数据,测算我国1978~1998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并对我国1999~201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预测。
刘树成等人(2005)综合借鉴熊彼特周期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有关分析思路,着重阐明中国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类型特点、形成特点和作用特点),将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统一起来进行分析,探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的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
为表示清楚起见,我们将以上文献中的预测结果和我们的预测结果归纳在表3-2中。
表3-2 不同模型的预测结果
以上提到的文献基本上都采取了从经济增长供给方面各因素来分析未来中国中长期增长趋势的分析框架,Wang Xiaolu等人(2007)预测2011~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与2006~2010年相比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在这一点上与我们的判断类似。以上文献对中国未来直到2015年或2020年的增长速度的预测基本上集中在7%~9%之间,按照我们基准方案模型的预测,2008~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概在7%~8%之间,与以上文献中的估计相差不远。
预测理论告诉我们,解释变量的预测值与样本均值越接近,预测的误差会越小,因此,为了得到较好的预测精度,应当尽量使用最新的数据进行模型估计。我们的模型估计利用了最新发表的数据,即1970~2007年的年度数据。另外,好的预测模型应当是个结构稳定的模型,我们对模型系数的常数性也进行了检验。此外,我们还对未来中期(未来5年)和长期(未来10年)经济增长趋势通过分段假设和情景分析做出更加细致的分析,对未来较乐观的局面以及可能出现的较差的情形分别做出估计和预测,因此,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更加清晰地描述了未来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情形。
六、预测结果分析和结论综述
按照模型的估计结果,1978~2007年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每年3.3个百分点左右,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53和0.47。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研究与其他现有研究类似。在未来的13年中(2008~2020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还主要取决于这两个重要因素,即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能否保持现有水平,以及投资率能否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这就需要对影响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增长率的各个因素做出分析。
从影响中国投资的最重要的几个因素来看,一方面,中国仍然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而且影响高储蓄率的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劳动者收入在社会分配中的比例过低等因素还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存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由于投资快速增长而拉动总体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情形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高投资增长是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直接相关的,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使得投资的收益率保持较高的水平,而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又是投资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并带动经济较快发展的动力。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实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逐步缩小,中国也很可能经历其他追赶型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国家所经历的发展轨迹,即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都会出现缓慢下降。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历史上都曾经历过二三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8%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期。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在70年代初戛然而止,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在90年代开始持续降低,并一直停留在较低速度的增长阶段,没有再一次恢复到过去的高速增长轨道。当这些经济体增长速度明显下滑时,一个共同点是,这些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非常相似,都达到13000美元左右(Perkins和Rawski,2008)。中国在2005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为6600美元左右,按照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7%计算,到2015年左右,中国人均GDP就将达到13000美元。如果这样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话,未来直到2020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继续保持3.3%的增长将是非常困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基准方案中对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假定以及由此所测算出来的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乐观的估计。
中国目前存在着许多使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有利因素,比如,中国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以发展生产力为导向的政策,等等。中国在未来比较长的一个时期仍将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和较高的投资增长率。如果未来中国能够通过深化金融体制,以及国有企业所有制的改革,使中国现有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中国还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继续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是,可以预见,在中国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生产率以及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必然会有所放慢,我们预测,在2016~2020年平均增长速度会在6%~7%,这样的预测结果还是建立在对投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较乐观的假定之上的。因此,我们认为,在未来直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虽然总量巨大,但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因此不太会像日本那样突然减速,而是会呈现逐步下降的局面。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预期,未来中国经济还能像过去30年一样,继续以年均9.6%的速度向前发展,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其他国家相比一直处于偏低的水平。以2003年的数字看,英国、日本、韩国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2.4%,68.3%和62.2%,即使在与中国经济发达水平相近的印度,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也达到51.2%,而中国2006年的数字仅为39.4%。实际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低的状况是中国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党的十七大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我们预测,在未来直到2020年,第三产业平均增长速度将高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在后一个阶段,即在2016~2020年,当中国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将出现明显的提高,到2020年,这一比重将由目前的40%提高到55%左右。
附录:数据说明
附表 中国GDP、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据:1970~2007
续表
注:GDP和资本存量为1978年不变价格,单位为亿元,从业人员数单位为万人。
参考文献
Chow and Li,2002,China’ s Economic Growth:1952~2010,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51:247-256,October. Holz C. A.,2006,China’ s Economic Growth 1978~2025:What We Know Today about China’ s Economic Growth Tomorrow,SSRN研究论文,http://ssrn.com/abstract=756044.
Perkins and Rawski, 2008, Forecasting China’ s Economic Growth to 2025,China’ 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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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执笔人:张延群 娄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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