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业性很强”的“营业派”杂志
陈蝶衣1942年6月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做了一个“文化刽子手”》的自嘲文章，吐露自己的心情，说“近来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十分内疚，同时也使我十分消极，就是：我做了一个‘文化刽子手’”。[127]他说自己是个“文化刽子手”，是因为杂志“成本的迭次加重，使读者负担不断增加”，所以自己觉得对不起读者。他因此再申明，《万象》不想给读者经济的负担，不想使读者买不起《万象》，要的是更多读者参与，要的是《万象》更为大众化。陈蝶衣不断强调《万象》是“为文化尽一点力”，“并不是‘志在牟利’”[128]，这似乎是针对人们关于《万象》是“商业性杂志”的说法的。(www.xing528.com)
首先把《万象》评为“商业性杂志”的是发行人平襟亚。他在《万象》杂志第3年第1期写的《二年来的回顾——出版者的话》一文中说，“万象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刊物”，但是他想说明的是《万象》的“清白”、“自主独立”，经济上的独立就意味着政治上的独立和思想意识上的独立。他经营发行《万象》“可以说绝对没有什么背景，绝对不为他人宣传什么主义，故自始至终，非但不受公家分文津贴，即纸张亦未受当局丝毫配给，完全以读者为主人”，完全依靠读者来生存。他极坦白地说，《万象》“决不想借此图大利，却也没有力量赔本，要求收支相抵，正是我们一再涨价的不得已的苦衷”。[129]后来柯灵也说过和平襟亚类似的话，说他接编《万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万象》为“独立的商业性的杂志”。他所说的“商业性”是与“政治性”相对的，强调的是不依附日伪政治的“独立性”。可是，后来的研究者讲“商业性”强调的却是商业牟利的这一面。如杨寿清在《上海沦陷区后两年来的出版界》一文中将沦陷时期杂志界分为四派，其中一个是营业派，并说《西风》、《万象》、《小说月报》等就属于此派，“则以牟利为目的”。[130]这话和陈蝶衣所说的“并不牟利”观念相冲突。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的研究者谈到《万象》，都将其定位为带有贬义的“商业性杂志”，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中说它“是染有‘深重的商业习气’”。唐弢在《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文章里说，《万象》“原来是商业性刊物”。[131]这和鸳鸯蝴蝶派刊物的定性有关，因为鸳鸯蝴蝶派刊物是追求读者趣味和商业性的杂志。杨幼生是《万象》的助编，他也认为“这是典型的商业性质的刊物，封面封底的里页，往往各有八页广告，有时正文中间还插有广告。开本比较别致，25开，接近正方形，是后来续出的几种类似的刊物中开风气之先的”[132]。陈蝶衣也曾经谈过广告问题，却是另一种说法：“广告是养命之源，如果一无广告，叫本刊如何维持呢？不过我们的接收广告，也相当严格的（我们曾拒绝过许多不正当的广告），而且自本期起，广告的地位已经减少了一部分了。”[133]看来当事人（陈蝶衣、柯灵、平襟亚）的说法是更符合实际的：《万象》的商业性，包括广告，都主要是为了维持生存，不是“牟利”性质的。讨论《万象》的商业性问题，必须首先考虑沦陷区杂志生存的环境，再考虑它商业性的程度，是否真追求商业化是要再考虑的问题。用柯灵《万象》是“独立的商业性杂志”的说法，或许我们更应强调的，是《万象》是“在敌伪对新闻出版的严密控制下，享有相对的自由”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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