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是不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1942年11月前后许多评论家都给予肯定的回答，而且称它为“消闲文学刊物”。编者陈蝶衣却极力否认，他说：“最近接连看到了几篇批评文字，一篇发表于华文《每日新闻》，一篇发表于《中国青年》，此外则是发现于几种报纸的副刊上；他们同样以‘一概抹煞’的态度，将‘鸳鸯蝴蝶派刊物’的头衔，重重地压在我们《万象》的头上。我是一个向来喜欢接受人家批评的人，因此之故，我便特地将年余以来的《万象》检阅了一下：究竟是不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呢？我自己这样的问自己；说也惭愧，我这里套用一句成语，叫做‘吾生也晚’，从我开始‘操觚’的时候起，就根本没有能够赶上‘鸳鸯蝴蝶派’的那一个时代，所以我对于所谓‘鸳鸯蝴蝶派’，实在是很隔膜的；不过就我所知，‘鸳鸯蝴蝶派’这一个名称，是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只蝴蝶可怜虫’这两句诗而产生的，这两句诗代表了那一个所盛行的长短篇小说，而这一类的小说则在我们《万象》上似乎不大容易找得到。然而那些傲岸的批评家们，却分明在以‘鸳鸯蝴蝶派的刊物’视本刊，这不能不使我惊异呀！我不信时下的批评家们，都是带着黑色眼镜的，他们将《万象》列入‘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之内，一定有他们的理由；我想大概是我的名字取得不好吧！谁叫我的名字之内有‘蝶’字呢？以‘蝶’为名的人所编的刊物就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我想：这应该唯一的理由，唯一的罪状了！——写到这里，我真禁不住好笑起来。”[124]
尽管当事人做了这样的辩驳，后代的批评家也同样把《万象》定位为鸳鸯蝴蝶派的刊物，比如唐弢在《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中就说《万象》是“发表鸳鸯蝴蝶派文章”的杂志[125]。还有应国靖更具体地讲到《万象》：“发行人叫平襟亚，与鸳鸯蝴蝶派和小报界关系颇为密切。《万象》最初的编辑陈蝶衣就是鸳鸯蝴蝶派里的人物。在敌人的隆隆炮声中，《万象》以趣味来招徕读者，商业气很重，曾遭到不少进步文人的指责。但是，有一点应指出的是，无论是发行人、编辑抑或是撰稿人，都与敌伪不沾边。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九四三年柯灵接编《万象》，并使它的面貌起了根本性的转变，成为爱国文人‘在全副武装的日本占领军鼻子底下’展开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万象》在大量刊登爱国的革命作家作品的同时，打破门阀宗派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因为鸳鸯蝴蝶派中许多人在沦陷地区都保持了民族气节，所以包天笑、郑逸梅、范烟桥等人的文章也常出现在《万象》上，而对那些卖身投敌的作家，则坚决不让他们在《万象》上占领一个字。”[126](www.xing528.com)
有意思的是许多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他们自己否认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比如包天笑就说“不知哪部我所写的小说是属于鸳鸯蝴蝶派”，还有周瘦鹃也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和通俗文学之间界限很难分清，人们通常认为鸳鸯蝴蝶派是通俗文学，但是反过来不能笼统说通俗文学都是鸳鸯蝴蝶派。《万象》，特别是它的前期，可以说是通俗文学刊物，可是将其视为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则不妥，它已经超越了1920年代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观念，如我们下文所分析的，它所追求的方向是大众的和现代的，它所提供的是一个通俗文学现代性发展的文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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