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术上的研究与问题的探讨
1944年6月出版的《文友》发表了一篇文章，总结“七年来的上海杂志事业”，特地谈到“上海六七年来学术研究的空气淡薄，学术刊物也很少”。[109]在这种情况下，《万象》提倡“关于学术上的研究（问题讨论之类）”[110]，就特别引人注目。
于是人们很快就注意到了《万象》上发表的以下论文：魏如晦的《太平天国史料钩沉》，编者认为此文“对于文献上是有甚大的贡献的”[111]，还有《〈碧血花〉人物补考》也是值得看的文章。赵景深的《封神演义与武王伐纣平话》特别强调了封神演义民俗学研究的价值，郑振铎先生针对《呼名落马》曾作一篇很有趣而且精致的论文。[112]叶德均的《民间故事的前人记述》对“现在流传的故事”《螺女型》、《老虎外婆型》、《灰娘型》、《天鹅处女型》、《水灾型》进行了历史的追述。[113]这都是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至今仍不失其价值。
《万象》在推动通俗文学运动时，也加强了对传统通俗文学的研究。徐文滢《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即讨论了章回小说的历史及其价值和影响，强调“要重估它们潜在民间的广大而悠久的力量”，主张将章回小说作为“文艺大众化”、“文艺通俗化”的一种通路。[114]徐文滢另一篇文章《水浒传中的政治哲学》则有更大的现实针对性。他认为《水浒传》是个政治小说，梁山泊是平民理想中逃避“不良政治”、“反抗恶势力压迫的乌托邦”。该书除了暴露政治制度的不良以外，还描写了社会各层机构的腐败、国民经济的崩溃、人民生计困难等等社会革命的根本因素，也描写了一个平民革命集团如何产生、运动如何推进、被压迫者如何与统治阶级斗争、野心家如何利用机会而活动等等。作者强调这些压迫和被压迫的现象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并不生疏，因为元末明初“读书人”的“智谋”是与“今日的我们”即沦陷区知识分子相同的。作者因此着重探讨了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革命定位”，认为读书人是革命的煽动家，是种种暴动的后台人物。进而探索梁山泊革命领袖的形象、革命组织力量的集合、革命运动中的群众力量诸问题，提出《水浒传》中反抗政府的力量形成的公式：“政治、经济、社会的机构不良——造成人民不平，逃避，和反抗——野心家煽动家从而利用之——暴动”。[115]这里对《水浒传》的政治哲学的讨论与沦陷区现实的关系是十分显然的。徐文滢还写有《〈红楼梦考证〉的商榷》[116]一文，也很有见地。(www.xing528.com)
除了古代文学、人物的研究之外，还有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地方色彩与作家》叙述新文艺作家作品中的地方色彩，论及许多作家，如东北作家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写北平胡同杂院的老舍，写东北乡村的老向（王向辰），沈尹默和朱光潜等京派作家，茅盾、施蛰存、叶灵凤、戴望舒等上海滩的作者，描摹南京政界的张天翼、姚颖，描写长江上的水手生活的阴暗的荒煤。丁玲、沈从文的小说湖南气味浓厚，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和《土饼》、巴金《家》和《春》以及《秋》，都取材于四川故乡。贵州的蹇先艾和广东的欧阳山也都是有着浓郁地方色彩的作家。[117]这些论述至今仍不失其启发性。
后期《万象》专门探讨作家作品的《巴金：一个现代的中国小说家》[118]、《漫谈〈离婚〉》[119]、《曹禺论》[120]、《论张爱玲的小说》[121]，它们都对后代研究者大有启发和影响。《万象》刊登的电影作品研究，也堪称《万象》评论的一个特色。像《桑弧的作品及其他》集中讨论桑弧和他编剧的四部电影，细致分析得失，总结创作经验，是电影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力作。[122]还刊载了吴伯箫的《漫谈史剧》，由“九一八”事变以来历史剧创作的繁荣引出对中国史剧传统的探讨，强调中国传统史剧既重视现实性、尊重历史事实，又超越史实、现实，“给予观众以一种特有的幻影”。[123]这些论述都既有现实的启发性，又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可以看出，《万象》上的学术论文与问题研究、讨论，所占篇幅并不大，却很有分量，显然为刊物增添了一种厚重感；它与前述知识性、趣味性的文字并置于同一刊物空间里，看似斑驳，却形成互补，正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的不同需求。这是在沦陷区特殊文化环境下形成的特殊编辑策略。这种斑驳、杂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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