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实真相的揭示：万象闲话、通讯、游记、艺文短讯
上海全面沦陷后，杂文几乎完全绝迹，而杂文作家也有了一定的分化，有的投靠日伪当局，更多的则以长时期的缄默坚守自己的气节。在这种情况下，《万象》开辟《万象闲话》栏目，就自然有促使杂文作家打破沉默，重新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的意义，但并不直接打出“杂文”的旗号，而是以“闲话”相称，这显然是适应沦陷区的言说环境，提倡“迂回作战”。编者表示了《万象闲话》的期待：“希望做到亲切有致，有如‘雨窗促膝，谈笑风生’的那种境地，片言只语，零思断想，都不妨写出来，以博一粲”[100]，形式上则包容了各种类型的短文，如杂感、随笔、漫谈，乃至絮语式的散文等。
《万象闲话》是“最令敌人哭笑不得”[101]的，所讲的是“闲话”，但把“闲话”细细咀嚼，可感觉到文中有刺。《万象闲话》是从第3年第1期开始的，第一篇是方城的《麻将哲学》，“如果说吃是顺序的爬，碰就该是踏着人家脊梁的跨了，能吃能碰，和的希望就浓起来……”，说的是打麻将的技术，谈的却是“做人”的道理，“和”字里深有意味，暗示汉奸鼓吹的“和平主义”：他们正是爬着、踏着别人的脊梁，强求御用的“和”。陈钦源的《作文与做人》，批判周作人失节，较为直露，就被审查机关一连打上12个“×××”，他看到这篇文章，说：“我自己也看不懂啦！”还有霍然的《你们在笑谁》：“其实这种拣好吃的吃，好欺的欺，凶过自己的就软如羊，并不只小伙子如此，全车的人恐怕都难免吧！”[102]其矛头所指，又何止“全车的人”？曾经是《新闻报》副刊《茶话》主编的讷厂（严谔声），也参加了《万象闲话》，他连续写了八篇《闲话》，以一句俗话为一篇，联古讽今，针针见血。其中《闲话之四》，谈“完璧归赵”，“璧虽归于赵，赵终归于秦”，结果正如司马迁所说“璧终人秦矣”，不明当时环境的读者很容易忽略过去，以为也是一篇泛论之作，殊不知其中有很重要的历史背景。《万象闲话》还有些文章表面说的是日常生活和人生景观，却内含着对日伪汉奸势力的批判和讽刺。《轧》是讲沦陷日常生活，批判“有利可图”的囤货现象的，传达了无权无力的市民的“惨呼”的声音，却留下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剥夺了沦陷区人民生存的权利？[103]凡此种种，“闲话”的作者都没有明言，却逼人思考。(www.xing528.com)
《万象》还用了游记和通讯的形式，报道各地区沦陷的惨情。《征途杂记》中写1941年金华的风色，描写浙东商场遭爆炸，还有物价的飞涨，比如夸张地说“一寸唇膏十万钱”，因为其用香港飞机运输，可现在却是货运阻塞，不容易运来，成为“十万钱”的物品。[104]《硖石巡礼》中硖石是“比战前还繁盛”，“娼妓事业也傍着其他事业一同滋生”，但是文化事业是出奇落后。[105]《浙上行》里“金华已传染了日本风吕屋的习气，浴池门口均标榜着欢迎男女贵宾。得风气之先，使沪苏的人，也为之惊叹”。[106]最叫人凄然而愤然的是1944年2月号上高岑的苏州通讯《天堂哀歌》，作者描写了日伪统治下“天堂”苏州的一个尚未成年的卖花姑娘，为了换取最低的生活费，竟学会了娟妇卖淫般的媚笑，甚至以“长大了做向导去”作为自己的“志愿”。[107]杭州通讯《西湖的风雨》描写了在杭州异常繁荣的娱乐、电影、卖淫、三轮车“事业”。[108]为了缓解时局的不安和经济的恶劣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人们纷纷追求瞬间的快乐，有的不敢面对现实，就走上了抛弃生命之路。
后期《万象》特别开辟了《艺文短讯》专栏，专门报道大后方与敌后根据地的文人活动与创作的消息。如夏衍在重庆编辑副刊，巴金在桂林埋头写作；鲁彦在桂林编文艺刊物；靳以主编一大型文艺刊物，在福建南平出版，有巴金、曹禺等人的长篇连载，郭沫若年来发表剧作甚多等等。这自然是突破日伪政权封锁的一次自觉努力，它沟通了沦陷区作家与内地作家，使在日伪统治下苦苦挣扎的沦陷区作家获得一种整体意识，把他们的创作汇入抗战文学，从而产生相濡以沫的生命依存感：同是流亡大潮中的天涯沦落入，都同样坚守着民族文化事业，坚守着民族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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