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蝶衣在创刊号上强调《万象》将注重科学知识、医学常识、有价值的电影戏剧、家庭常识的介绍，并且将这一意图具体落实到有关栏目中。应该说这也是沦陷区杂志的共同追求，即很少办纯文艺刊物，而偏重于文学性与知识性并重的综合性的文化刊物。如《大众》的科学知识和生活常识以及戏剧作品，《春秋》的科学研究和医学解剖以及史地知识，《紫罗兰》的生活乐趣，《乐观》的科学趣味和生活状况等，在当时都很有影响并成为这些刊物的特色。但是《万象》更追求内容的广泛化、趣味化，而且篇幅更多，内容也比较多样。比如《万象》注重翻译介绍有关国外战争的知识，刊登如何制造武器、橡皮的使用范围、海战的技术、飞机轰炸攻击、伞兵训练、细菌之战等等战争战术的文章和战争中的国家地区的介绍；也有医学常识介绍，如癌症的治疗、维他命的效能、火烫的新疗法、失眠治疗、高血压、人造心脏、止血方法等等都是和日常生活健康直接有关的。《万象》中的家庭知识，有肥皂制造法、大豆的功能、游泳须知、性知识、面包的历史、喝茶、家庭游戏等等。这自然是为了满足战争时期人们特殊的知识要求，同时也是因为战争破坏了学校的教育体系，大部分市民受不到学校的正常教育，只能通过《万象》这样的杂志来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除了这些科学知识以外，《万象》还重视介绍和提供市民读者电影戏剧作品和信息知识，它特别用大量篇幅刊载当时上映的电影和戏剧的种种信息。陈蝶衣强调要通过《万象》给市民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戏剧、电影”的信息，帮助上海大众文化意识的提高，滋补因战争的文化破坏所带来的大众的精神渴求，而无言地抵抗日伪政权对电影戏剧界的控制。这是《万象》的特点之一。1928年上海首轮影院开始播映有声片。到1939年就拥有了50多家[91]电影院，而到太平洋战争前后上海电影院又发展到大光明等54家，话剧团体改组合并留者约五六个，话剧场有辣裴等8家，平剧场有黄金等6家，越剧场有浙东等22家[92]。日军全面占领上海以后加强了对上海电影业的控制，他们首先收买电影院，开办日伪电影院，设立了“中华”日伪电影机构，直接统制上海电影的制作和发行，并大量摄制鼓吹“国策”和麻醉大众意识的影片。1942年4月日伪指使新华公司老板张善琨投资“中华”300万元，将上海的“新华”、“艺华”、“国华”、“金星”等12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董事长由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担任，由此上海电影工业彻底沦入日伪势力手中。[93]“中联”成立后，除了加强对日伪政权所谓和平建国“国策”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电影宣传与推广外，还极力排斥和禁止英美电影的上映。[9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万象》的电影评价，在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反抗”的意味。比如，它故意连续刊载了好莱坞电影小说，介绍好莱坞演员的人生和生活。其中有由劳伦斯·奥立弗和费雯丽主演的联美巨片《忠魂鹃血That Hamilton Woman》，蓓蒂·黛维丝和乔治·勃伦主演的《情荒记The Great Lie》，并预告读者此片将在亚洲影院公司所属之国泰大戏院公映。环球影片公司出品的《夏阳一妇人The Lady From Cheyenne》由茀兰克·埃洛导演，也预定在国泰大戏院上映。民华影业公司和大风影片公司联合摄制了以“孤岛”上海为背景的电影《世界儿女》等等。《安乡》还着意介绍了好莱坞两个小明星全貌和乔治·勃伦的恋爱生活，强调他们虽为明星却没有忘却人生和现实的联系，这些故事，不仅引发读者的好奇心，也引发出读者内心所隐藏的爱国情感。《乔治·勃伦与“唔女郎”之恋》介绍了电影明星乔治·勃伦和安秀·丽丹的恋爱故事，抒情地描写了他们俩之间真诚的爱情，而最后一段仍不忘告诉读者他们真正的角色：“他们俩都是从远路来的，他是爱尔兰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她是一个志在做教师的女郎。”这都已经不再是纯知识、纯趣味性的介绍。(www.xing528.com)
电影理论知识方面，有《电影摄制权与著作权》和《舞台剧与电影的表演术》等文章，前者讨论了摄制权和著作权的法律关系，后者则讨论了舞台剧和电影演出的不同点，都是能给读者以健康的启迪的。电影消息方面，《银坛识小录》、《影剧月历》、《影坛交响曲》等栏目各自介绍描写了电影演员和影剧坛故事。这自然是上海市民观众与读者极感兴趣的。编者着意透露在娱乐新闻背后的现实的阴暗，如前艺华公司被禁止的影片《茶花女》重映，演员唐若青和陆露明在北平遭当局拘禁，李绮年到南京演出《潘金莲》被当局查禁，李健吾编剧的《喜相逢》因其中有革命及暗杀的描写一度被禁演，经修改才始获上映等等，告诉读者抗战时期文化现实的严酷性。
西洋影片被禁映后，话剧界获得了相对的新的发展机会，因为趣味比较高的观众，对于日伪控制的国产影片不满，就纷纷走入剧场[95]，这既是对日伪电影的一个抵制，也是发展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话剧运动的一个契机。因为《万象》为推动沦陷区话剧的发展几乎不遗余力。除了在《影剧月历》上定期向读者介绍剧坛新剧上演消息和演员艰难情况外，还组织写专门的指导性的理论文章，强调“好剧本是作者生命的寄托”，必须要创造“中国的话剧”，应描写“中国的生活”和“中国的人”[96]。陈蝶衣本人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国家应该有一种代表的戏剧，中国的戏剧史已相当悠久”[97]，这已经是对发展中国民族戏剧的呼唤。《万象》因此展开了关于《那一种戏剧是我们的国剧？》的讨论，在进行了关于中国京剧、话剧、平剧、越剧的分别讨论以后，强调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中国应该有中国自己的文化，更提出中国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这样的“国剧”的提倡在沦陷区自然是不同寻常的事情，其强调文化的独立和自由的意识所具有的反抗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万象》还发表文章说明日伪“一元化”统一组织的政策，不像电影界的“中联”一样，他们对话剧界的统制难以进行，因编导者不容易合作，剧坛方面的人事复杂，编导有“艺术家”的脾气。这里所说的“脾气”就是话剧界的“骨气”，其暗示的意思也是明显的。在“通俗文学运动专号”上的《通俗文艺与通俗戏剧》中作者提倡“戏剧是教育民众的最好工具”，“戏剧并不是有钱阶级的消闲品，决不是商业主宰下的一种‘艺术商品’”，强调戏剧内容的“民族性”和形式的“地方性”等，这显然是在为沦陷区通俗戏剧的定义和发展指明方向。
1943年8月是“上海剧坛大动乱之月，上艺、艺光、上联相续解散，或名存而实亡，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到9月局势稍定，新剧团成立，如“苦干”编导有佐临、吴仞之、姚克、古巴，演员有徐王骏、白文、石挥、史源、沈敏、莫愁、丹尼等，声势颇盛，在北平演出《大马戏团》、《秋海棠》、《七重天》、《福尔摩斯》四剧，还有同茂演剧公司和张善琨的上海联艺剧团先后成立[98]。1943年10月《万象》立即开辟了“戏剧专号”栏目，这表明《万象》某种程度上已经起到了戏剧期刊的作用。“戏剧专号”有一栏“平（京）剧与话剧的交流”，编者请了当时在上海的京剧名角写稿，周信芳、杨宝森、董芷苓、白玉薇、金素雯、林树森、陈鹤峰、李宗义、李玉芝等十位都表示了他们对话剧的友好的态度和认识。乐山在《话剧应该商业化》一文中谈到当今话剧的商业化和职业化问题，同时强调话剧在商业化之前不能忽视话剧对文化事业发展的作用。这为上海沦陷区话剧与其他剧种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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