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作家群的言说方式：谈、对照、纪实

三、万象作家群的言说方式：借谈、对照、纪实

如前所说，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万象》作家群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必须在言与不言的缝隙中找到适当的写作空间，因而他们采取了各种言说方式。

首先是“借谈”，包括借古谈今的“故事新编”和借外谈中的“游记纪实”。陈蝶衣说“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曾获得广大的读者群的赞美，秋翁先生仿其体例，先后为本刊写过《孔夫子的苦闷》、《江郎别传》、《潘金莲的出走》、《秦始皇入海求仙》四篇小说。读者一直称誉”。他说胡山源也曾谈过“秋翁大手笔，为三期来第一，钦佩无似”。^[83]他“为本刊写了一篇《贾宝玉出家》，恰巧在静安寺龙华寺两大古刹发生纷争之后，秋翁先生的一纸笔，就妙在能抓住现实，予以有力的讽刺”^[84]。秋翁（平襟亚）自己也说“由于环境的不许你说话，仿佛在鹦鹉前头，只能够说几句‘阿谀’与‘恭维’的话语，假使你不熟悉这些话语，那就不写为妙。要想打开这困难只能做‘倒棺材’的勾当——翻尸盗骨”，“借尸还魂”来“引人发一回笑吧”^[85]。秋翁以外还有吕伯攸、范烟桥、吴绮园也写了故事新编式的短篇小说。《万象》作家还借战争以前的军阀战争、封建势力猖獗、山村里的军阀独裁形象描写来暗示沦陷时期的人间丑恶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万象》特辑的栏目中《屐痕处处》也描写了日本帝国主义“木屐”铁蹄处处留下的“痕（迹）”，写的是自然景观和现实生活，也是暗示日伪统治的。柯灵说《屐痕处处》虽然是纸上烟云，所写的又并非“春景”，他希望借“春景”能给读者一点提示和自觉，开拓一点胸襟。^[86]

“借外谈中”的写作大都是翻译作品，或是有关战争时局的文章，或是介绍战争国家的风土人情的文章，显然试图借全世界战争中国家的世相揭露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本性。细看陈蝶衣的《编辑室》谈话，不难看出他的意图：从傅松鹤的《窥听全球》译文，“窥见欧美各国的无线电战争激烈的情形”；还有“陶中全先生的《飞机轰炸与鱼雷攻击》一文，在太平洋战事方酣的现在，这是足资参阅的时代性作品”^[87]；介绍金叔琴的《夏威夷的心脏——奥胡岛》和沈翊鹍的《澳大利亚的水中动物》是因为“奥胡岛和澳大利亚都是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据点”；沈鸿渊的《牧羊之国——澳大利亚的富源》在“澳大利亚方面的形势已逐渐紧张”的情况下描写了澳洲大陆的情势；余爱渌的《战时印度》是有关印度战时问题的重要文章，谈到战争中的印度妇女的死亡率和上层阶级的奢华生活，以及印度人替英国效劳战死的悲剧；发表金叔琴的《烽火中的古国——突尼斯》是因为北非的突尼斯“现在正笼罩在硝烟弹雨中，成了协约军和轴心军的决战之地，这个‘今战场’的面貌，介绍读者之前”^[88]。这样的译介对《万象》的读者来说，不仅扩大了他们的视野，而且使他们不能不联想起自己身边所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灾难。(www.xing528.com)

《万象》作家群的另一种言说方式是“对照”：都市和乡村的景物对照，乡下人和上海都市人的意识对照，都市上层的生活和下层生活的对照，留居上海的青年和走向内地的青年之间的对照，以前的上海和现在的上海、战争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对照等等。“对照”有其分寸和程度，或者强烈的、参差的，或者平淡的，《万象》运用了多样的“对照”方式。像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所说，不是大红大绿的“强烈的对照”的“悲哀”，而是葱绿配桃红的一种“参差的对照”的“苍凉”。参差的对照“它是较接近事实的”，接近平凡的日常生活，因此更使人们感到真实，在描写“软弱的凡人”中更细腻地叙述人间相，他们“不及英雄的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万象》的世界里，从都市下层民众的“人间地狱的一角”的上海，到投机者的财富滚滚的“天堂”上海，从繁荣华丽的都市到黑暗废墟的都市，还有都市流浪人，被抛弃的弃儿，生活在清冷而幽暗的路灯下的平凡都市人，在都市的日常生活的“忙，愁，冷，饿，死”中苦苦挣扎的都市小人物，都同时并存，相互对照，构成了斑驳陆离的沦陷上海“世相”。

另一个言说方式是通过通讯和游记短讯、通信形式作的“纪实”报告，客观、冷静地描摹上海以外地区的生活世态。《万象》的《编辑室》中说特别欢迎“大后方的游记”和“侧重于报告文学及研究型的理论文字”^[89]的投稿。据茅盾介绍，抗战时期曾有过“文艺通讯员”的组织，他们不能算是新的文化干部，自愿参与抗战的文化队伍，他们之中有青年学生，也有小公务员、店员学徒、电话局的接线生、电话局邮局的职员、产业工人等，分布于各职业各阶层。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广州分会在几天内就汇聚了三百多青年自愿为通讯员，广州总站经常分发“讨论纲要”给各分站，督促他们开小组会，练习写作，总站接到通讯员的习作，便修改并加上意见寄还。广州失陷后这工作自然而然停顿下来了。继续做这个工作的地方，有延安、香港、上海，其中延安规模最大，人数也最多，其次是上海，拥有通讯员在三百人左右。^[90]《万象》也有自己的通讯员队伍，他们从全国各地——桂林、重庆、汉口、苏州、杭州、平湖、徐州、慈东、北京、天津等，寄来了大批报告当地生活的纪实文章。一些著名作家都参与了这通信活动，其中有芦焚、丁玲、沈从文、李健吾、范泉、郭绍虞、姚克、王仲鄂、杨幼生、黄裳、唐弢、季黄、金恪、匡沙、林国衡、王小竹、王万育、吴山青、伴雪、伯思等等，报告的方式很平淡，不是把他们的愤恨、狂怒的情绪吐出在纸上，而是压缩和凝结在那使他们愤恨、使他们狂叫的对象里面。在字面上只看到作家的游览足迹，可是在足迹边上却可以闻到、听到、感觉到战争现实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