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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与「不说」之间

时间:2023-12-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但我们所说沦陷区文人的“言与不言”的“两难选择”问题是更为严重的,因为他们直接处在异国统治之下,“言与不言”的矛盾更为尖锐。

在「说」与「不说」之间

一、上海沦陷区作家的言说选择:“言与不言”

“言与不言”的选择问题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的言论自由问题,是一个“人”的说话(写作发表)自由问题,是为了争取“人”的自由与某种权威结构(其权威为国家、政权、权力机构、主流意识形态等)的争斗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更是一直存在言论出版自由问题。但我们所说沦陷区文人的“言与不言”的“两难选择”问题是更为严重的,因为他们直接处在异国统治之下,“言与不言”的矛盾更为尖锐。

当时,沦陷区文人中就有过这样的讨论。东北沦陷区作家季疯在《言不言》文中写道:“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这其中的甘苦,决非‘无言’之士所能领略其万一!一个人压制别人应该说的话,那是恶汉;逼人说不能够说的话,那是蠢材。所以,‘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倘如他‘言’而无何道理,‘不言’而无何苦衷,这种失掉了语言的人类,就名之为‘哑巴’,也不为形容过甚。”[68]在沦陷环境中,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也一定要说,这是非常勇敢的行为;但不应该说的话被“恶汉”强迫说,不能够说的话、不愿意说的话也在某种强制手段下被迫说出,这是非常羞耻的事情。这样有的文人在敌伪当局要求他说不应该说的话时,就常常选择缄默,不出声音,等待能够说和该说话的时机,这里有“不言”者之苦。

柯灵在《“自由”谈》一文里也谈到了这样的文人的言说:“有些人,本来也颇有些反抗的意思,但风声一紧,软下来了,承认了侵略者检查报纸的特权,把自己的言论自由,乖乖地送进侵略者的掌握;侵略者偶一松手,从纸缝里钻出头来,就笑嘻嘻地忘其所以,自以为有了探头的勇敢。”[69]沉迷于帝国主义所设置的舒服的环境,就容易屈服,不知不觉中受到日伪政权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正是前述“和平文学”、“大东亚文学”鼓吹者和支持者的选择。应该说在沦陷区文学界他们是有一定的势力与影响的,因此,当时就有“能妄语便为名士”的说法。(www.xing528.com)

自然更有勇敢者的选择。柯灵在《狱中诗记》中,这样写到:如果你说不该说的话,不能够说的话,就马上被逮捕到“贝公馆”,“被押入‘取调室’,连日受刑,老虎凳以外,还要灌水,鞭打,已无复人状,双腿受伤尤重,以为必成残废,不断以种种苛细的刑法相折磨,肉体痛苦,渐至不克自持之境”[70]。尽管受尽折磨,但柯灵和许多有良知的文人一样,坚持说应该说、愿意说、一定要说的话:“我偏要写!只要我还活着。对人世间反人道反文明的野蛮行为,或者身受,或者耳闻目睹,我们有加以暴露和控诉的义务。这是‘人’的义务!”[71]

自然,这里还有一个“如何言说”的问题。《万象》里写《言、默、听》一文的作者茧予说:“昔人论及言辩时曾会有‘不能言而能不言’的评语,于是人们便把说话的艺术分为:能言能不言,不能言能不言,能言而不能不言,不能言而不能不言。不过我以为这里所谓‘不言’不是简单的‘不说话’而已,因为‘言’是上天特别赐予人类的最大的恩惠,除了哑巴,谁也应该尽量利用它来发表其意见。试看当世,多是‘能妄语便为名士’,‘言必有中’的能有几人?是以与其‘言中无物’而示人以浅,何如自安缄默而使人莫测高深;于是‘不言’尚矣。然而人们却必须先能自知其‘不能言’而后可以‘不言’,而今世有自知之明者实如凤毛麟角,此‘能不言’之所以较‘能言’更难得也。”[72]这里提出了一个“言必有中”的问题。这正是《万象》的编者与作者所努力追求与探讨的。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在敌伪严密监控的言说环境下,寻找言说的缝隙,即鲁迅当年所说的“钻文网”。不顾言说环境的莽撞直言,“有勇无谋”并非真勇。另一方面也要言必中的,击中要害。如上文已经提到下文所要分析的,《万象》的编者与作者采取的是不能正面批判现实,便指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言说方式。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现实所带来的社会不平和日常的痛苦以及残酷的人生,人们自然会去追问这些痛苦的根源在日伪政权的恶劣统治:这就是“言必有中”、言中有骨头。

不断发出这样的“暴露黑暗,揭示真相”的声音,在沦陷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沦陷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掌握下,人们除了“言”不自由外,还没有“听”的自由,更有被统制下的“看”或“读”。他们没收了“重庆政府发行之教科书,英美出版之关于反日满等书,其他出版物关于反日及宣传共产等书”,还把“初中以下的教科书全部没收”,对高级中学之教科书检查后才许可发卖,然后他们新编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教科书,新创刊出版了御用报纸和杂志以及赞美日伪政权意识的书籍,大量散布。长期耳闻目睹这样的虚假的声音,就有可能落入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骗局,这样的精神麻醉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此,《万象》编者与作者的言说,实际上有一个引导沦陷区读者正确地“听”与“读”,积极地“听”与“读”的作用,他们希望读者大众能够“听”清日伪宣传的虚假,“读”出日伪“美丽的谎言”背后的东西,分清其中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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