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者与读者的对话：凝聚两种声音

三、编辑者与读者的对话及其中的声音

读者一般指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而参与社会文学生活的个人。在接受美学中，读者的概念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现实的读者，即从事阅读活动的具体的人。现实的读者由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组成。二是观念的读者。这是从现实的读者中抽象出来的读者概念。观念的读者又分为两类，“作为意象对象的读者”和“隐在的读者”，前者是作家进行创作构思时观念里存在的，为了作品的理解和创作意向的现实化所必需的读者，而后者则意味着作家在作品的本文中所涉及的读者的作用。^[61]现实的读者可以说是实际的读者，就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实际存在的读者，观念的读者可以说是假想的读者，他们在接受美学的理论建构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本杂志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实际的或现实的读者的力量。《万象》发行人平襟亚曾经谈过读者在发行杂志中的位置，他认为读者群是出版发行一种刊物的“主人”，所以出版发行人应该为读者服务。^[62]平襟亚所说的读者群是在读者概念当中现实的、实际的读者。《万象》是综合性大众文化刊物，主要读者对象为社会普通“大众”，《万象》的读者群大部分以这些现实的读者为主。如果说《万象》内容是“包罗万象”的，那可以说《万象》的读者群也是包罗万象的，它超越了文艺的精英化或为少数服务的模式。前期《万象》和后期《万象》的读者群有所不同。陈蝶衣把《万象》看做是“大众化的刊物”，大众化的追求决定了读者群的倾向。他说《万象》的读者对象不仅是象牙塔里的，而且在“十字街头”，从“青年学子”到“贩夫走卒”^[63]，从家庭主妇到舞场里的舞女，这本杂志不仅在需要知识的人们手里，能够克服现实的人们手里，而且“小商店伙计到男女学生的手里都处处发现”。可以说前期《万象》读者包括了不同层次的都市市民。后期的柯灵认为“《万象》的读者恐怕多数是文艺读者”^[64]，属于专业读者。他们在黑暗社会现实的“万分苦闷之中需要阅读一点什么”^[65]，这是一个“偏于爱好文艺”的读者群。(www.xing528.com)

《万象》为了争取与读者间的“声气相应”^[66]，添辟了《万象信箱》，读者们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可以投函提出或询问。按照《万象信箱》的分析，《万象》中的读者声音可分为四种。一是批评的声音，对爱好文艺者来说，《万象》是文艺实践和交流以及鉴赏的空间。比如好多读者来信讨论《万象》应刊载什么样的恋爱小说的问题，恋爱小说问题的提出本身就与沦陷区的文学与时代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在日伪严酷统治下，社会的商业化与颓废化，成为一个社会异化的重要表征；日伪政权也有意识地推行黄色文化与颓废文化来麻醉市民的反抗意识，危害青少年。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许多读者来信批判恋爱主题的小说带有的颓废性和软弱性，提出《万象》应该减少恋爱题材的作品，如果要刊载恋爱小说应该要引导人们走健康之路。还有一个是“抄袭”问题，有读者发现第2年第3期《学生文艺选》栏目中的一篇文章《一个小车夫》抄袭了巴金所著《旅途随笔》中的《一个车夫》，写信予以揭示，要求纠正，从而有效地发挥了读者的监督作用。二是商谈的声音。《万象》对许多读者来说是一个精神苦闷商谈所，商谈的范围有恋爱朋友、结婚、人生前景、家庭、职业、女性等等问题，还有多种多样的知识性要求。诸如如何做作家，如何写电影剧本，有没有有关指导编剧的书籍，有关建筑和木器图的书籍何处能买，还有女性回到家庭去和女性社会职业的问题，家庭生活中丈夫的外遇问题如何解决，对专制结婚有没有法律上的解决办法，受到战争洗礼的青年生活上的贫困和教育上的困惑所引起的人生上的悲哀等等，无所不谈，态度十分恳切。三是对编辑工作的意见与要求。有读者要求《万象》刊载有趣的游记；提出问题讨论栏目不能同小说家毕倚虹一样短命，要多征文收集读者的意见；反对《象棋》栏目开设；希望多登载一些武侠小说；《万象》剧本的登载少，要公开征集剧本；要尽量采用未成名的作者的作品；对学生文艺选的对象要扩大，增设小学生的文艺选；还提出《万象》内容应包罗万象，不要对体裁加以限制，文言小说的登载符合包罗万象的原则等等。意见涉及范围之广，也反映了关心杂志的读者面之广，这样的读者参与是很感人的。四是读者传达爱心的声音。《万象》第2年第4期上编辑者告诉读者“孙了红先生因患咯血症，送之入广慈医院治疗，除第一个月医药费，苦无所出，甚望爱好了红先生作品的读者们能酌量捐助”^[67]。刊物送到读者手里之后，主持人杜熬立刻举办了“电影明星照片义卖”活动，“这一种诚挚的热情，充分地显示了人类最伟大的同情心，真足以使人感动”。刊物也随即发布了热心提供物质帮助的读者名单：“周其镛先生一百元、徐忠浩先生十元、沈之尧先生二十元、陆诚良先生三元、沈太太五十元、柳蔚荪先生二元、吴天吴先生五元、杨名时先生二十元、沈爱梅女士十元、李太太二十元”等等，还有“陈增华先生、黄英先生用稿酬代替，颜加保先生赠送了‘利凡命’一盒、麦精鱼肝油二瓶”等等。这些热心读者不限于上海，也包括汉口、常熟、南京、奉贤等地。随后《万象》又告知读者：“孙了红先生经过适当的治疗和调养，已经不再吐血，体重也增加了好几磅。”这样，围绕着救助作家孙了红，《万象》实际上起了一个组织者的作用，它把《万象》作者与读者用“爱心”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对日伪迫害作家的一次无声的抗议，其意义已超出了救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