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蝶衣：编辑不背离时代意识

一、陈蝶衣的编辑意识：“不背离时代意识”

《万象》第一任编辑陈蝶衣曾在1942年6月25日《社会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做了一个“文化刽子手”》，读者不难从这样的自我调侃中看出编者内心难言的痛苦；但他强调的是，《万象》杂志在出版文化界“最沉寂的时期”担当了提倡“精神食粮”和坚持“文化事业”^[42]的责任。在谈到编辑指导思想时，他提出了不背离“时代意识”与“不背离现实”两大原则。从表面看，没有直接表示作者们应该写与时代同步的作品，没有直接高声呼喊“民族解放”，没有直接表示“反日反战”，这是沦陷区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日伪政权审查报纸杂志，“只要看见书内印有‘日本’、‘苏联’、‘国难’等字，不管上下文义如何，就一律没收”。人们只能采用迂回作战的方式。强调“时代意识”，看起来没有明确指向，但所有历史在场者都明白，这首先是倡导一种“反抗意识”；而强调“不背离现实”，则更是与日伪政权所着意制造的虚假的意识形态针锋相对，召唤作者与读者直面敌伪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战争所引起的饥饿、疾病、死亡，社会腐败与精神堕落造成的“异化现实”，普遍存在的苦闷、绝望心理。对这一切的真实揭示，其实都是指向日本占领者的，都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占领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其内含的反抗意识（即时代意识）其实是很鲜明的。(www.xing528.com)

在创刊号上陈蝶衣又进一步说明了《万象》的编辑方针。一是要写“言之有物”的东西，因此“特别侧重于新科学知识的介绍，以及有时间性的各种记述”。二是要“竭力使内容广泛化、趣味化，避免单纯和沉闷”。他说《万象》的内容应像电影院中的副片一样，“所谓副片，就是放映于正片之前的新闻片、风景片、卡通片之类，它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不知道的事，增加我们许多知识与阅历；有时候副片也许比较正片更为有意义、有价值。现在，我的编辑《万象》也是采取此方针。每出版一期就像电影院放映一部新片，在这里，同样可以使读者看到许多新闻片、风景片与卡通片，而最后的长篇小说则等于正片”^[43]。三是重视“关于学术上的研究与隽永有味的短篇小说”。“不要空洞的声音，不要无病之呻吟，而应走向有病之呻吟，呻吟得更痛苦一些，才是真正的作品。”陈蝶衣的这一“正片、副片”相互配搭的编辑方针，既保证了取材于“时代最前端”的长篇巨制的主体（“正片”）地位，又注意了着重于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副片”的辅助作用，不但能吸引更多的读者，满足其多方面的要求，在沦陷区文化环境下还起到了对主体的保护作用。这样就使整个刊物呈现出一种既言之有物、扎实、厚重，又多样丰富的风貌，使其得到多方面的读者的厚爱。这是实施这样的编辑方针的必然结果。和这样的编辑风格的追求相适应，《万象》还采取了“图文并重”的编辑方法，大量运用插图、摄影、图画等技术，他认为“一种刊物的编制与取材，不应该是拘泥的，定型的”^[44]，而努力实施多样的技法来吸引读者。在编辑态度上，陈蝶衣很尊重读者的意见，重视每一位读者的参与。他开设《万象信箱》，接受读者的意见和批评，以非常慎重和谦虚的态度与读者进行交流与沟通，编辑者则力图做好作者和读者的服务人。而“对于选稿，向来一秉至公，如果有良好的作品，不分作者性别，是决不会任其埋没的”^[45]。如此强烈的读者意识，也是《万象》被读者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