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与不说之间：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

二、出版和发行：“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

《万象》发行人平襟亚，既做生意，又写文章，而与鸳鸯蝴蝶派、小报界关系颇为密切。他除了本名外，又用笔名秋翁、网蛛生，别号襟霞阁主。他原在福州路山东路西一条小弄堂世界里6号开一片只有石库门大小的中央书店，以印销“一折八扣”的书为主，兼出一些自编的《上海门径》一类的书。平襟亚在“一折八扣”书上挣了钱来，开办了《万象》月刊。^[15]平襟亚接受陈蝶衣的建议，开了万象书屋，出版发行了综合性的定期刊物《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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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前期由陈蝶衣来编辑，即1941年7月版第1年第1期开始到1942年12月版第2年第6期。从第2年第7期开始《万象》采取了“精编制”，署名“编辑者”、“编辑委员会”，陈蝶衣也在内。从此没有公开出现编辑者陈蝶衣的名字。过三个月后1943年4月1日出版的第2年第10期又突然出现了编辑者陈蝶衣的名字，而1943年5月、6月第2年第11期、12期中又出现了编辑兼发行人平襟亚的名字。这几个月中编辑部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从当时的助编杨幼生的陈述来看，陈蝶衣似乎已离开《万象》：“我是1942年秋进的中央书店，当校对。当时，《万象》编辑只有陈蝶衣一个人。但到43年约三四月间，陈蝶衣忽然不来了。侧面听说，他和平襟亚闹翻了。大概5月初的一天，编辑部新来了一个，他就是柯灵同志，从此他是《万象》的主编”，原因是陈蝶衣和平襟亚之间产生了经济上的矛盾。根据杨幼生的说明，可以推测陈蝶衣参加《万象》编辑可能到出现他的名字的1943年4月1日版第2年第10期，他总共编了22期和号外本^[16]1期的《万象》。1943年5月、6月号第2年第11期、12期的编辑是以编辑兼发行人平襟亚的名义出版，其中第2年第12期实际上是由柯灵来编辑。陈蝶衣离开《万象》后连续创办编辑了《春秋》杂志，《春秋》杂志的编辑方针和内容以及作家群体基本上与前期《万象》相似。

柯灵从1943年6月号第2年第12期开始接编，正式用他的名字编辑的是第3年第1期。从1943年6月1日到1944年12月1日，实际上柯灵编辑了19期的《万象》。隔了6个月的时间，1945年6月1日是以发行人平襟亚和代表人郑兆年为名义出版了最后一期。据姚芳藻的陈述，柯灵两次被捕，他自己觉得影响了《万象》的编辑工作，于是向平襟亚提出另找一位主编的意见，平襟亚也因总编辑柯灵两次被捕不能不考虑杂志编辑发行上的问题，他打算停办《万象》，但是由于《万象》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停刊十分可惜，这时候青年作家沈寂要求继续编辑《万象》，平襟亚表示同意就发行了最后一期。^[17]由此看来由柯灵编辑的19期和最后由沈寂编辑发行的一期作为后期《万象》共有20期。在《万象》前后分期上，本书设定前期《万象》就到由柯灵接编后出版的第2年第12期为止。因为柯灵接编的第2年第12期，基本采用前期编辑方式，封面图像也使用第2年的式样，编辑目录内容上也没有大的改换。这是柯灵尊重前期的编辑方式和方针，来结束前期《万象》的意图。第3年第1期开始正式记载柯灵的名字，由此《万象》正式突入后期。《万象》从1941年7月到1945年6月经历了4年的出版历史，总共出版了43期加上1本号外，共44本。除了两位编辑者外，还有杨幼生、王湛贤、陈予京、金正、徐开垒等助编者，共同负责《万象》的编辑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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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灵接编《万象》时，他听说陈蝶衣和平襟亚是因为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而终告分裂，因此只提了一个条件：“除固定的编辑费以外，不需酬报；但主编对刊物内容有全权处理，发行人不得干涉”^[18]。平襟亚接受了柯灵的条件，以后没有干涉，反而积极帮助柯灵编辑《万象》，因此柯灵拥有了编辑的自由，更为积极引入许多留在上海的爱国文人和青年，也更为广泛地联络中国各地的抗日爱国文人坚持抗战文化斗争。

《万象》在形式上采取“方型”的25开本，这与当时流行的8开、16开、32开长型的期刊不大相同。从其页数上看，前期《万象》每期230多页，到后期200页左右，再到第4年第2期170页左右，最后一期第4年第7期只有118页。创刊号230页到最后一期118页，其在页数上差很多，减缩到一半。

前期《万象》和后期《万象》在外观式样上不同。它们在封面图像、封底式样、目录上形成不同的式样。后期《万象》在栏目上，采取了“插页”栏，故意刊载新文学作家的诗词与图画、摄影、歌词，来隐喻讽刺社会现实和描画战争中的自然景色。^[19]在封面上，前期用“花”、“鸟”、“熊猫”、“云彩”、“树木”、“人”等自然景色的图画，第2年开始改了一种式样，变到“定律”的，上面有一条“象”群，只颜色不同，把第1年鲜艳华丽的颜色，改到比较朴素一点，“似乎澹雅一点”^[20]。第3年第1期的封面，图画放在左边，而且使用的颜色也从4种减到3种。在封底上，前期纸面多次上过广告画面，后期的封底有时使用已经用过的纸的背面，比如图2—3是《万象》第3年第2期的封底。《万象》纸张的确保问题影响了广告登载的问题，广告收入赶不上纸张价格的飞涨，故而编者无可奈何减缩了广告。这都与艰苦的出版环境有关。(www.xing528.com)

图2—3

这样，《万象》在出版和发行上，一直受到沦陷区经济控制所形成的“纸老虎们”的威胁。平襟亚在《二年来的回顾》一文中深切地说明了《万象》出版发行上的难处，表达了出版文化人心理上的痛苦与不安；在他看来，沦陷时期经营文化事业，与其他的商业不同，它多少具有为读者服务的意义，所以不愿意给读者加重经济上的负担。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出版界发行和销售方面更遭遇了空前的厄运，《万象》也不能例外。承印《万象》的印刷公司，因粮食恐慌而解雇大批工友，以前只要4天就可以印齐，现在却需要延展到16天，因此杂志要分先后两批排印，在工作效能方面，不免大受影响，而印刷费却又增加了几近一倍，比如1942年1月仅需1660元，1942年2月起增至3100元。^[21]

更难以承受的是纸价的狂涨：“贪婪的纸商不断的以抬价为压榨文化界的武器，其面目之狰狞真叫我们望而股傈。上期1942年3月所用的报纸，是以每令85元的代价购得的，这已经比创刊号出版时涨了两倍，但到1942年4月已经涨到每令170元。”^[22]到第2年纸价直线上腾，白报纸已涨了400元一令，到1943年8月纸张的市价更不可思议，涨到1100元一令。^[23]平襟亚说：“纸老虎锋铓渐露，张牙舞爪，咄咄逼人；他们——上海的纸商，一方面派代表往香港向当局申请到多量的外汇，购好便宜纸张，一方面仍高抬纸价，从出版人身上榨取暴利，海上一般出版人有不甘受其榨取者，只能因噎废食，停顿出版，同时放弃了文化生活。自去年十二月八日以来，纸老虎不幸给人拔掉门牙，所囤在堆栈里面的卷筒纸、道林纸一部分充了公，这可以说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然而仍没有致他们的死命，他们索性把剩余下的纸张，一再狂抬，竟抬到每令一千元以上的空前高价。使将待咽气的中国文化，终于命尽禄绝，永无翻身之日了。”^[24]他还预测最坏的情况：“假使纸价不回跌，直线上腾，突破2000元一令的大关时”^[25]，不能继续办只好停下来，再不能顾及中国的文化。这当然不只是《万象》一家的命运。周瘦鹃1943年4月再次创刊《紫罗兰》的时候也同样面临了纸张印刷等出版问题，他这样叙述当时的出版物价情况：“到大众社访钱须弥先生，又到万象书屋访平襟亚先生，探问一切，听了他们说起开支的浩大，先就气馁了一半。末了再到某印刷所去，把我所计划的紫罗兰，请他们作精密的估价，不料白报纸的价格已飞涨得使人不敢相信，而其他排印装订等费，也已涨起了有六成光景，一张估价单开出来，更把我吓得倒躲倒躲。”^[26]最后第18期《紫罗兰》中他又谈到：“在纸老虎大肆淫威之下，有好多刊物都已销声匿迹，而我们这一朵柔弱的紫罗兰，也因不胜蹂躏而只剩奄奄一息了。可是我们偏偏不服气，力能挣扎时，还想作最后的挣扎，于是这十八期终于在今天又与亲爱的读者相见了。……这一期出版以后，下一期何时再可与读者重见，还在未定之天；要是从此也跟着别的刊物销声匿迹，那么这一回就要和读者告别了！祝您们健康与快乐！”^[27]《万象》也不例外，进入1944年下半年开始缩小了篇幅，到1944年7月第4年第1期一直维持了200多页的篇幅，进入1944年8月第4年第2期后它减少了30到60多页，纸张的质量也日渐恶化，很明显地变得粗劣与草率，纸张很薄，看得不太清楚，“在外观上也几乎是《万象》变了一个面目，许多精心选制的铜图，都成了模糊的一片，读者固然看得不舒服，我们自己更是难受，而这些纸张，还是高价搜求而来的”，柯灵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28]。由此，可以猜测《万象》杂志生命的坚强，也可看到沦陷时期艰难的杂志出版发行环境。

除了纸张老虎们对纸价的操纵以外，《万象》杂志在出版发行上还面临着日伪的检查与控制。《万象》创刊号在上海孤岛发行，而登记到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和法租界警务处——“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登记证C字933号，上海法租界警务处登记证A字3424号”，《万象》此登记证使用期约一年，即止于1942年7月。上海全面沦陷后日伪政权修正出版法，1942年4月13日正式公布修正版的出版法，强制要求各报纸、杂志、图书办登记手续，“杂志之发行者应由发行人于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于十五日内呈转省政府或行政院直辖市政府审查。省政府或行政院直辖市政府于接到前项登记申请书后应于十五日内连同审查意见转请宣传部核定发给登记证，宣传部发给登记证后应将核准登记经过内政部”^[29]。在出版法律的统制下，《万象》只得重新登记。在《全国杂志分类总调查》表上笔者找到至1943年11月10日为止登记的杂志名中“万象，平襟亚，月刊，上海，福州路北界里6号，登记”^[30]的消息。已登记的杂志要出版时也要经过审查，经日伪政权审查机关严格把关后才能出版，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1943年11月的《审查通讯》里即有这样的文章：“本月份符合各省市出版刊物共一一九种，计二二三期，其中内容无疑准予备查者有《妇女新运月刊》等一○九种，内容欠妥应饬注意者有《西北论衡》等九种，违法刊载饬令纠正者有《生活导报》一种。”^[31]“执政者更以封闭书店，检查并扣留出版物的方法处处摧残了文化事业”^[32]，《万象》亦不能避免日伪政权的审查。特别是在本书的开始就提到的由柯灵执笔的《可纪念的一日》发表后，日伪政权觉察到柯灵和后期《万象》的“笑里藏刀”意味，从此对后期《万象》“刮目相看”，加强对其审查，刊物上也因此不断被开天窗，被打上许多×××。读者读也读不懂，看也看不明白。比如第3年第8期叶风的《在快船上》、贝蒂的《离婚》，第3年第9期范泉的《雾中的戏剧季：〈清宫外史〉等四剧目述评》和蔡夷白的《叛逆》，还有第3年第11期柳枝的《两脚羊》和沈寂的《大荒天》等等，其中柳枝和沈寂的作品中有最深刻的显示。柳枝的文章（见图2—4），可以看出来其删除程度，达到文章的一半。他谈到《苦茶庵笑话选》中《割股》的故事，讽刺“强割他人股肉之人”，这样的人其“理由说得正大”，有一副“正经的面孔”。作者强调做人保存“人”格最要紧，由“人”降格为“羊”是悲剧的事情。这明显讽刺沦陷现实中的日伪势力的双重性和假面性，提出“做人”道理。沈寂的《大荒天》中作者叙述大荒天的残酷，慨叹发出“大荒天，绝望的大荒天”的怨恨声音，然后后边有数十个×××，我们根本不知道作者写的内容，只能猜测到描写饥饿的惨景中，可能谈到饥饿中的当今现实。这可能使检查者感到不快，将其删改得内容都不能连接，实在“惨不忍睹”。柯灵自己则说《万象》“因为检查和印刷等等问题”从第3年第7期开始变得“粗劣”，他直接谈到审查后的《万象》“连更正也不胜更正”，例如第3年第7期“这一期内容跟预告的颇多不同，而且因为有些文字临时被检删，本期的页码也有残缺之处”。^[33]到《万象》第3年后半年这样的任意删除更为频繁，这既反映了日伪文化控制的日趋严密，也表明《万象》后期对沦陷社会批判意识的日趋激烈，以致编者与作者几次被捕，以及刊物被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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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