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沦陷区作家将他们的上述努力，落实为具体的文学实践时，就面对“如何写作”的问题，即写作的宗旨、原则与写作方式、策略的选择问题。
1942年7月23日《社会日报》副刊《爝火》里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沦陷时期文人怎样写作的问题，强调“写作第一不能脱离现实”，要将“那些在社会阴暗面得不到阳光的人们的凄厉的苦状写出来”，“要把那般在生命线上挣扎的人生惨况介绍于大众面前，使人们对之发生同情，怜悯，继之以授帮，这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主要目的是研究其为何能成为如此的起因，而对于那般众瘦独肥的大人先生加以公正的批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实力的文学，生活实践的报告”[80]。沦陷时期作家自称为大众的“传布机”，他们强调文学把一切沦陷社会的苦痛、凶暴、淫荡、不平和憎恨，都毫不遮蔽地呈现在大众面前，把吃人血浆的大人先生们如何荒奢淫侈，揭露给大众，这就是沦陷时期文学的任务以及责任。“要铲除只知利己，不顾害人的畜生道的卑鄙商人，无人格，无良心的劣等文人，提倡‘真的文学’，埋葬死去了的无生气的文学残骸。而不应闭着眼睛，回避现实，应该把文艺的园地，做成反映现实的镜子。”[81]“真的文学”是从日常现实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沦陷时期的日常生活中的反常现象也可以作为文学对象，真实地描写出来。真的文学“反对虚伪的漂亮，反对文字玩弄者。喜欢美的，认为真的美，必须是善的，也必须是真的。所以有时愿意从美的角度来看真。认为这样比从真的角度来看要‘活’得多”[82]。(www.xing528.com)
沦陷区上海爱国文学采用“不能正面批判现实，但指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83]的间接斗争形式。沦陷区这特殊的环境，使他们不能直接谈反帝和反战的政治意识，而大部分沦陷区杂志都被日伪政权检查后才发行出版，因此不能刊载直接显示反帝反战的具有政治性的文章。所以他们表面上表示“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谈起。我们也不谈风月，因为遍地烽烟，万方多难，以我们的鲁钝，已觉不忍再谈。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84]。在天昏地暗的沦陷时期，“说话有时候，有地方，然而也有限于一定时候或一定的地方的，这便是一种适合于永久人性的说话，以及一种有益于日常生活的说话”[85]的选择。《春秋》也谈过“我们不谈政治，不言哲理，不做大言之炎炎，惟为小言之詹詹。……一舒胸襟，多少得到些益处”[86]，但实际上选载作品“侧重于时间性的记述”，是与“现时局有关的文字”[87]。《乐观》创刊号中周瘦鹃说：“我是一个爱美成癖的人，宇宙间一切天然的美，或人为的美，也爱花鸟，爱虫鱼，爱山水。我也爱诗词，爱书画，爱金石。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爱的结晶品，是有目共赏的。我生平无党无派，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要是说人必有派的话，那么我是一个唯美派，是美的信徒。……偏偏生在这万分丑恶的时代，一阵阵的血雨腥风，一重重的愁云惨雾，把那一切美景美观，全都破坏了。”[88]在表面上说不谈政治，只谈永久人性、日常的东西或自然的美等，因为“永久人性”和“日常生活”的写作选择按当时时局情势来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这“似乎是被动的选择背后，却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生存体验、心理动因与观念变化”[89]，在日常的生活中很深刻地反映着沦陷社会现实的惨相。他们关注沦陷区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写出了已经成为生活常态的残酷，即日常生活中的饥寒，死亡，疾病，解释了日伪政权统治下的上海市民的痛苦，暴露了日伪政权所发动的种种“运动”的虚伪性，更提供市民自觉的认识现实的机会。沦陷区文学没有像大后方与解放区文学那样热烈地直接呼喊打倒日本鬼子的口号，但是他们隐藏着悲愤冷静地叙述了沦陷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困苦和艰难，通过这些淡淡的叙述，更深刻地探讨了战争中的生命存在问题，是更具有一种内在的反抗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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