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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空间与作家生活的制约

时间:2023-12-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直接呼吁抗日战争的报纸杂志大部分被停刊、直接呐喊抗日意识的文人被杀害流亡离散的情况下,在处于生活的贫血状态下,留居在上海的文人还是选择了抵抗文学之路。日本帝国主义对文学空间的控制,生活的压迫,残酷恐怖的种种高压政策,都不能抑制上海文艺界爱国抗日文艺活动。

文学空间与作家生活的制约

二、文学空间的制约和作家生活的清苦

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而文化活动亦以上海为最盛。沦陷时期因战争的原因环境突变,有许多文人和出版人往内地转移,而另一部分留居的人,则以原有的立场不能适应新起的现实,因之始终保守着沉默,沦陷区的上海文学处于沉寂状态。

沦陷时期上海文艺的萎缩有两个直接原因。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和思想文化统制所造成的出版文化空间的萎缩和大量文化人的离沪。日本全面占领上海后,中华、商务、世界开明、大东、生活、光明等最重要也最活跃的七家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西风社等都被查封,《正言报》、《大美晚报》等报纸和《文苑月刊》、《文综月刊》、《奔流新集》等文艺期刊也都被迫停刊。日伪政权在扼杀爱国、进步报刊的同时又大量创办和发行宣传日伪政权思想意识的报纸和杂志图书,其报纸有《中华日报》、《新中国报》、《中华日报晚刊》、《中华周报》、《中华画报》、《新中国报晚报》、《中国周报》、《国民新闻》、《国民新闻周刊》、《平报晚刊》等。1941年上海的日伪期刊共18种[73],到1944年增加到44种。[74]在日伪的操作和接管下,大量制作的日伪系统的报纸杂志,从另一方面缩小了爱国、进步文人的言说空间,实现了日伪政权对上海沦陷区报纸杂志的统一管理与全面控制。

在日伪控制的文学空间里,有良知的文人为了争取文化阵地、确保活动空间,选择了两条路。一种是在与日伪无关的纯粹文学杂志里写作,这些杂志表面上追求“永久人性”、描写“日常生活”,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日伪政权没有理由停刊禁止,这样的所谓纯文学的商业性杂志有《大众》、《紫罗兰》、《乐观》、《春秋》、《文潮》等等。另一种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暗中组织、经营的报纸杂志,如袁殊等人所复刊的《杂志》,它表面上以日本驻沪领事馆作为背景,实际上杂志的主要领导人如袁殊、鲁风、恽逸群、吴诚之等均为中共地下党员。梅娘在《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文中表述,关露亦在上海地下党的指示下,打入《女声》去做编辑。《女声》是1942年日伪军事当局批准命名的妇女杂志,驻沪日本使馆给予相应的补贴,而早在上海开设多年的日本投资太平洋印刷公司承担了印刷。“皖南事变”发生不久,党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工作采取“隐蔽精干,长期隐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文艺工作则强调不动声色的斗争方式,力避在创作中“拖光明尾巴”的倾向,提出文艺宣传“大众化”,经营管理要“事业化”。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万人小说》创办。[75](www.xing528.com)

留居在上海的文人经济生活非常艰苦。战时的生活是畸形的,囤货商人可以赚大钱,唯有文化事业一落千丈,尤其与日伪政权无关的出版文化事业更陷于窘迫。除了汉奸文人外,日伪政权对待文人作品都是采用了严格的检查威压的态度。在这样的趋势下进步文化人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出版的刊物也经常被禁止发行。恶意检删和故意扣压,几乎断绝了卖文为生的文人的生机,很多人为饥饿与疾病所困,面临着严重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生存危机。蒋天佐回忆中的作家石灵的生活困境是很有代表性的,生活于“那间阁楼似的小房子,吱吱作响的楼梯和楼板,面色憔悴的妻子和病弱的孩子们。环境险恶、工作繁重、睡眠不足、营养不良[76]。《万象》曾专门发表文章《余叔岩的死》,这位曾演过《探母》、《定军山》、《空城计》、《卖马》等戏,与杨小楼、梅兰芳鼎足而立的一代名艺,得了膀胱癌后,因为找不到排尿的管子,竟然抱恨而死,享年54岁[77]。著名通俗小说家孙了红患了咯血症没有钱治疗,《万象》只得发布病情危急的消息,求助于广大读者。《万象》还在《作家、贫病、死亡》一文中透露,作家万迪鹤因患疾病,卧床已久,穷极无药,延至1943年4月11日逝世。[78]明道患慢性肺结核,病魔淹缠后写作已停止,形容憔悴,病骨之离,医药所费不足,其境况十分窘迫,虽经《大众》月刊捐款[79]帮助却最终因贫穷而病死。可以说沦陷区作家是在吐血、饥饿、营养不良、死亡之间挣扎着坚守了抗战文化的阵地的。

他们生活在避难和隐居中,始终不屈服于日伪政权各种陷阱、拷问和威胁,生活在贫穷和饥寒中也不陷入与日伪政权有关的出版商金钱的诱惑,而是在确保和争取文化人的自主权利。他们把笔当做抗战武器,努力描写侵略战争的恶劣性和非人性,暗中鼓吹抗战、反战意识,维护中国人尊严和自由,与日伪政权的假和平意识形态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意识形态相对抗。在直接呼吁抗日战争的报纸杂志大部分被停刊、直接呐喊抗日意识的文人被杀害流亡离散的情况下,在处于生活的贫血状态下,留居在上海的文人还是选择了抵抗文学之路。日本帝国主义对文学空间的控制,生活的压迫,残酷恐怖的种种高压政策,都不能抑制上海文艺界爱国抗日文艺活动。上海文人在活动的空间几乎完全为占领者所控制的情况下,仍然在缝隙中寻找空间并竭力扩大,以确保能够在殖民统治下保存与发扬中国的民族精神,在不自由的状态下,坚持对独立、自由的呼唤。在一片虚假的喧闹中告诉读者以真相,在干燥的田地里种下抗日的苗子和希望的种子:所有这异常艰苦卓绝的努力都表现了殖民统治下的无法压制与扼杀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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