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9年下半年，上海《中华日报》的《文艺周刊》、《华风》等副刊就配合汪精卫政权的“和平运动”，打出了“和平文学”的旗帜，攻击抗战文艺为“八股式的宣传文字”，并声称扫除抗战文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学”。在日本军队全面占领上海以后的1942年前后，香港《南华日报》的《文艺周刊》和上海的《中华日报》副刊上再次积极提倡“和平文艺”，《中央导报》17期上登载一篇题为《和平文艺建设论》的文章，宣传“和平建国文艺”，它是“必为一种积极的文艺，有积极的建国思想，精神与勇气为指导，而为和平之奋斗——乃是和平文艺整个之显现”[63]。“和平文艺”是“和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伪政权积极宣传“和平文艺理论建设应以和平运动的理论作为现阶段的和平文艺的理论原则”，而“和平运动是中国现时代必然的产物，是迫于全民的需求而发动的，其主要的任务便是以救国始建国终。同样我们目前的文艺，也就是能适合于全民所需要的和平文艺——建国的文艺”。他们认为只要写作的思想能配合“和平建国”精神，所有作品都能成为和平文艺，甚至可以包括抗战派作家所写的厌战、反战、非战的作品。当时在香港抗战派作家中展开过“新风花雪月”问题的论战，主要讨论和批评反省作品的“感伤、怀念、相思”倾向，“和平文艺”鼓吹者借此大做文章，说这是“抗战失败后的文艺主潮跟着下垂的必然的分化和结果”。他们要把这些作品也算做和平文艺，把抗战派的“感伤、怀念、相思”所透露的厌战和反战情绪，解释为其中包含着反对“抗战”的思想。“我们应该给以可能的拯救，使他们投进和平文艺的阵营来，得到正当的发展，共同肩负着和平文艺的任务走上和平运动的前线”，这暴露了他们伪装拯救者来接近抗战派文艺并曲解抗战文艺的本意。他们所宣传的和平文艺的内容，“是与和平建国有关，不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都可作和平文艺的题材。比如共产党的阴谋、蓝衣社的暗杀、抗战军人的暴行、流亡者所受战火洗劫后的悲哀、地方官吏的依势走私、游匪的四方打劫社会的现象，都是和平文艺的内容”[64]。可以看出在日伪政权庇护下的“和平文学”，一方面粉饰太平，美化敌伪统治，另一方面又担负着丑化与攻击抗日力量，瓦解斗志的任务，在这两个方面，都起着欺骗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制造虚假的意识形态，起着“精神鸦片烟”的作用。
作为虚假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平文学”的鼓吹者还竭力提倡“东方文化本位主义”，用以反对西方文化与文学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影响，高呼建立以日本文学为核心与榜样的“大东亚文学”[65]，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与我们前文所提到的所谓“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解放论”完全如出一辙。
为了诱导中国文人为“和平文艺”服务，1943年2月14日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和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召集上海作家开会，讨论出台了《战时文化纲领》。参加过第一次大会的柳雨生、周毓英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协会”，并于1943年4月1日至3日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文化代表大会”，日本也派了十名代表参加。御用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在周化人主持下，10月份在上海召开了以“怎样协力大东亚战争的成果，积极介绍日本现代文学”为主题的座谈会。汪伪政权的机关报《中华日报》1943年4月22日作了报道，参加会议的文人有周越然、柳雨生、鲁风、予且、关露、丘韵铎、杨之华、杨晋豪、雷真原等人。周越然说：“最近日本文坛，展示文学作品异常活跃。火野苇平、上田广、丹羽文雄、林芙美子等都曾亲赴前方，所写的作品，销数逾万。如何介绍优秀日本文学作品呈现在荒芜的中国文坛，恐怕是我们一致的要求吧？”杨之华发言说：“本人希望：一、文化协会沪会能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密切联络，介绍及交换中日作家稿件，供给各报纸杂志。二、盼望日方文化团体，提供选择作品的意见。三、组织文学团体，共谋推进。”除了南京上海以外，“满洲国”也在同年1月召开了“文艺家爱国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第二次大会的中国伪政权方面的代表人数也比上次有所增加，有28名。
日本1942年11月3日在东京召开了“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其大会目的在于“集东亚各国的文学家于一室，来共同研讨文学界要努力的方向。汪伪政府方面参加大会的代表有周化人、许锡庆、丁雨林、潘予且、柳雨生、龚持平、周毓英等人[66]，他们与华北方面代表会合后，于30日抵达东京。周化人在宣传部驻沪办事处等联合欢送会中说到大会的意义，认为“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也是时代的产物，时代改变了，文学也跟着改变，我们要把文学配合时代，创造东亚的新文艺。东亚的文化人起来完成大东亚战争与协助共荣圈的建设，乘此时机重建东亚文化，为时代给予的使命”[67]。(www.xing528.com)
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3年8月25日至27日在东京帝国剧场开幕。大会的要旨，其一为检讨对大东亚战争建设东亚共荣圈思想之强化及实施协力之方法，其二为确立大东亚文学及检讨其本质，其三为报告共荣圈内文学者之活动概况。[68]他们强调宣传已经到了决战的时期，全东亚民族要起来对抗英美帝国势力确保自主独立解放。其实1943年是日本在战场上弱势的一年，日本加紧利用汪伪政权抬高“大东亚战争”，汪伪政权在日本的意图下宣传对英美作战。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也改称为“大东亚文学者决战会议”，其中显然包含着日本对战况的焦虑心态。为了鼓励文学家参加大东亚战争服务，日本文学报国会审委员会发布第一次大东亚文学奖，中国方面有予且小说《日本印象》和《予且短篇小说集》，袁犀小说《贝壳》，满洲方面有石军小说《沃土》，爵青小说《黄讼沅窄罐》。大会中主要决议“中日满电影文学合作社”之设立、少年文化之沟通、创作英美侵略东亚之史实小说、编纂共荣圈文学史、促进新剧运动等，强调文艺、电影的积极交流。
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4年11月12日在南京召开。[69]这个时期，是日本军国主义灭亡前垂死挣扎的阶段。不过，日伪政权的舆论机器极力掩饰战场上的败象，大力进行“决战必胜”的宣传，同时加紧进行“思想文化战”，对汪精卫等亚洲傀儡政权进一步加以怀柔和利用。大会的第三天，选出了“宣言决议文起草委员会”。大会宣言由中方代表梅娘、日方代表火野苇平联合朗读，他们朗读的宣言内容为：“我等在空袭下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召开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深感责任重大，为大东亚战争的完逐、巩固确立大东亚文化的决心，特发表如下三条宣言：一、我等期望高扬大东亚共荣圈内的文化，并为大东亚文化的大融合的形成贡献力量。二、我等期望凝聚大东亚共荣圈内各民族卓越的精神，相互补益，向大东亚建设的共同目标迈进。三、期望尊重大东亚共荣圈内各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弘扬大东亚民族精神。”和前两次会议比较起来，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人数减少，显得冷清、空洞，也更程式化。而且汪精卫在东京病死的消息，更使大会呈现消沉的气氛。
日本通过大东亚文化协力意识，对中国文坛实施干预和渗透，实际上其影响是有限的。这第三届大会因为在中国开，所以中国人数比日本方面多，加上他们力主探讨作家生活保障等生计问题，因此大会气氛不像在东京开的第一、第二届那样热闹。张泉在《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70]中引用第三届大会日本代表的一段话：“发言没有一个是顺应日本国策的”、“真是坏透了！他们完全不顾精神方面的问题”，由此可以想象第三届文学者大会的沮丧景象。因为出席大会是为了“使家中省一点米和大饼油条的操心和打算”，有人发表“大会”的感想[71]，提示读者们“放心”，自己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无聊的”，也知道什么是“乐于”做的，什么是“必须”做的。给读者暗示参加这样的大会“这是很痛苦的事”，但是他还要“出一点精力和时间来做些‘必须’做的事情”。他希望读者能看到“自己的真姿”和“自己的完整性”、“自觉”意识。由此，可以看到“出席大会”的部分文人内心的苦衷，有的是“不得不”或者受“地下党的暗中指示”而出席的。
通过这三次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可看出，日本口口声声说的是“合作”、“亲善”，但应该解作是“剥取邻国的土地和主权”[72]，文坛上也是如此，说的是为了东亚的和平，但日本的本意是为了自己扩展东亚的权力而强迫文化人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服务。这就是“和平文学”和“大东亚文学”的虚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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