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一篇回忆上海全面沦陷前杂志出版情况的文章中，作者讲到：“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开始，盛极一时的上海杂志，几乎全部陷于停顿。后因若干文化人起而自办，销行甚佳，各出版商始亦继起创办新刊。但等到战事内移以后，又逐渐衰落下去。1939年5月，跟着政治的变动，杂志界忽然有了畸形的发展，新出的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其中约可分为四派：一是抗战派，如《中美周刊》、《正言周刊》等；《上海周报》、《奔流文艺丛刊》等则系左翼文化人所主持。二是和平派，如《三民周刊》、《更生周刊》、《国际周报》等是。三是中立派，如《文林》、《文综》等，其中有的是几个文人想办点文化事业，目的倒并不全在挣钱。四是营业派，例如《西风》、《万象》、《小说月报》等，则以牟利为目的，惟其内容，亦尚可供一读。”[54]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进入上海租界，这意味着在租界活动过的所有抗日爱国报纸杂志书籍的“厄运的到来”，带有抗战意识的杂志，如《中美周刊》、《正言周刊》、《华美周刊》、《正言文艺》、《文林》、《文综》、《奔流》、《文艺丛刊》、《上海周报》等等，至少有20种以上停刊。剩下来的只有“和平派”或“营业派”的杂志，前者靠日伪势力发行，后者是通俗性的商业杂志，在日伪政权看来没有太大危害，而可以控制得住，也可以利用它来宣传日伪的思想意识，以“伪装的宽容”诱惑上海市民，因而得以生存。
上海杂志出版界从1942年末到进入1943年新年开始，出现了某种复苏状态。陈蝶衣在1942年12月《万象》编辑室中描述“近一时期，与本刊同一类的新刊物，突然有风起云涌之势，已出版的已有二三种，在筹备中的据说也为数不少；站在文化界的岗位上说：这是一种好现象。”[55]《大众》编后小记也说明了当时的出版界情况：“最近上海的出版界，突然呈现着热烈现象，新的杂志刊物，不断地产生出来，虽然排印纸张的成本是那样昂贵，而文化人努力耕耘的毅力，确是值得佩服的。据说各种刊物都有相当销数，并可以赚钱，这也就足以证明精神食粮为民众之需要。最近出版的巨型月刊《大众》，更为出版界放出鲜艳的肥葩，网罗新旧作家，聚首一堂，庄谐杂陈，雅俗共赏，宜其洛阳纸贵，传诵一时。”[56]
上海沦陷经过了一段时间，无论对殖民者或被殖民者，战争都逐渐处于日常化状态。这时候反而上海市民感到精神上的恐慌，深切地需求“精神食粮”以寻求精神安慰和满足，而文化出版编辑人士也想要供给人们在现实苦闷中“一舒胸襟”的空间。[57]1942年除了《大众》创办以外，还有《女声》、《古今》、《杂志》、《万象十日刊》、《新都》、《剧艺》等先后出版。而且有了这样的声明：“‘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这是唐人的诗句，描写宫中妃嫔的苦闷，有话不敢当这鹦鹉前头说出，提防能言的鹦鹉给她们传播开去，弄出是非来。可是我们在《紫罗兰》前头，却是敢言的，可以直言的，并且不妨亲切如家人般和读者们谈谈。”[58]在《春秋》的《前置辞》中宣言：“现在的时代虽然无异于春秋之世，不过我们这个渺小的刊物，只是志在供给一般人作为苦闷时的精神食粮而已，决不敢象孔老夫子那样，以‘寓褒贬，辨是非’自在。我们不愿学贾长沙的痛苦流涕，有感斯发；也不想学桓子野的奈何徒唤，无病呻吟。我们不谈政治，不言哲理，不作大言之炎炎，惟为小言之詹詹。以提倡文艺为归，以介绍知识为的。”[59]除《紫罗兰》和《春秋》以外，1943年还先后创办了《风雨谈》、《文友》、《天地》、《文协》、《中华月报》、《天下》、《学术界》等文艺杂志。也有停刊的杂志，比如《经纶月刊》、《东方文化》、《国际两周报》、《上海艺术》、《人间》、《东西》、《万岁》、《中艺》、《中华周刊》、《中国青年》等。苏联方面所办的《时代》半月刊，以记载欧战与介绍苏联情况见称，销行颇广，又有不定期杂志《苏联文艺》，专门译载苏联的文艺理论与作品，这两种杂志，自1943年秋意大利事变以后，大概是因为政治关系，便不见续出。(www.xing528.com)
1944年创刊有《文潮》、《文史》、《小天地》、《文艺世纪》、《锻炼》、《文艺生活》、《大学周报》、《艺声》、《现代周报》、《小学生》、《新少年》等；据说还有几种刊物在筹备中，此起彼伏，不可谓少，不过它们的寿命是否长久，则很难说。1944年又有几种杂志停刊，例如：偏重于游艺评论的《太平洋周报》，《全面》半月刊，反英美协会办的《自由评论》半月刊，受宣传部补助的《大上海周刊》和《中国儿童》半月刊等。几个文艺青年主办的《文艺生活》，全经会经济调查所创办的《经济研究》，都只出了一期。再如上海新闻协会创办的《上海记者》，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月刊，也陷于无定期了。到1944年虽然创刊的杂志日益增加，但是坚持已创刊的杂志更不容易了，大多数杂志日日脱期或者延期出版，一个月又一个月延迟下去。虽然延迟了生命，但是物价激增和日伪政权的控制纸张印刷使大多杂志编辑发行人透不过气来。他们经常谈到当局和奸商配给纸张的不定期和“千万价格”认为根本担当不起而无法出版，“在纸老虎大肆淫威之下，有好多刊物都已销声匿迹，而我们这一朵柔弱的紫罗兰，也因不胜蹂躏而只剩奄奄一息了。可是我们偏偏不服气，力能挣扎时，还想作最后的挣扎，于是这十八期终于在今天又与亲爱的读者相见了”。这篇文章还提到许多刊物在1944年和1945年之际结束了它们短暂的生命，其原因在于“纸老虎”的操作。《紫罗兰》最后一期出版时周瘦鹃告诉读者非常时期出版杂志的纸张确保的困难，他要挣扎尽力出版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的杂志，尽力维持此食粮的分享。但是最后也是无可奈何，“这一期出版以后，下一期何时再可与读者重见，还在未定之天；要是从此也跟着别的刊物销声匿迹，那么这一回就要和读者告别了！祝您们健康与快乐！”[60]
1945年抗战胜利的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的专横政治达到极端，因此杂志界几乎没有新出杂志了，却停刊很多，比如《天地》、《万象》、《风雨谈》、《小说月报》、《文艺春秋》、《文潮》、《文友》、《女声》等等。陈蝶衣对此描述为：“一九四五年的新岁，给出版界带来的不是蓬勃气象，而是一声声的丧钟，由我担任第一届编辑的《万象》首先宣告辍刊，接着是《风雨谈》与《天地》的停止出版，而历史悠久的《小说月报》与《家庭》，也陷入了催眠状态，此外发行一二期而夭折的刊物更不知凡几。这情形显示了今日的出版界已届临不易支持的阶段，因此本刊的存在也只剩下了仅余的希望；明天，也许明天就是本刊与读者诸君告别的时候。但在尚未绝望以前，我们仍愿以最大的努力从事于集稿及编纂。”[61]
沦陷期上海出版的杂志数量看来比较多，可是其出版生命并不长，寿命最长的不过四五年，也只有几种，最短的不过几个月，甚至一个月。原因是有的杂志的经费全靠官方津贴，但是津贴数额有限，而工料价格日涨，终致无法维持。有些系私人或商业机关所办，而销行不广，有亏成本，只好停办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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