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伪统治者的镇压与利诱，上海沦陷区出版文化人的分化，是必然的。范泉将其划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典型：“一种是坚贞卓绝，在苦难里不断磨炼自己的文艺工作者；一种是为名利所诱地把国家民族作为出卖资本的文艺工作者。”[42]柯灵也曾说沦陷上海的文化人“屠刀之下，失地之间，展开奇景：一面是鞠躬与跪拜，一面是流血与抵抗；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一面是庄严的工作”[43]。战争所带来的非常时期两种文化人有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
出卖自身的“失节文化人”，被称为“汉奸”、“落水分子”，为了保障身份和名誉、富有生活，他们在日伪政权的庇护下，大力宣传日伪政权意识形态“和平”和“反共”思想以及“大东亚共荣圈的东亚文化”意识。他们参加由日伪政权主持的各种文化活动，强制上海文艺界为此“鞠躬与跪拜”、“荒淫与无耻”，走向“和平文学”和“决战文学”等妥协之路。
还有不顾一切艰难的时代环境，坚持正义和自由以及民族解放的文化人，他们以文字作为战斗武器，为了中华民族独立而奋斗。虽然在沦陷区他们处于不自由的状态，而且有的被逮捕，受到严厉的酷刑，如许广平、朱维基、孔另境、柯灵、魏于潜、司徒宗、范泉等。还有夏丐尊、章锡琛、赵景深夫人李希同也被日本司令部逮捕尝到了铁窗的滋味。郑振铎、王统照、唐弢、芦焚他们缄默着在都市中流亡，还有楼适夷、李健吾、锡金、方君逸等人也各自流浪到远远的地方去[44]。散文作家陆蠡被日军宪兵队逮捕后下落不明，郑振铎痛恨地感到“陆蠡的死，最可痛心。他把那些敌人们当作‘有理性’的‘人’看待，结果却发现他们原来是一群兽，于是便殉难而亡”[45]。(www.xing528.com)
许广平被上海日本宪兵逮捕引起了文化界的紧张。作为鲁迅夫人的许广平1941年12月15日凌晨5时被逮捕，这象征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界开始毫不客气地镇压，其镇压的程度将达到极点。因为留居在上海的文化人他们怀有“日本人对鲁迅先生也很尊重，绝不会对你怎么样的”[46]这点希望。可是他们这一点希望完全破碎，日本帝国主义不顾中日文化界间的交流成果，镇压的杀气到了极点。此时中国文化界进步文化人需要有智慧的战略斗争，不能直接冲进去撞碰帝国主义的墙壁。“当她被捕的消息传出来后，许多文化人都隐藏起来”[47]，准备避难后继续做抗日文化工作。
许广平被逮捕之后，郑振铎立即离开了家，他“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无目的的向南走去。这时候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48]他“到张干若处商量隐居及改名易姓诸事（后改名为陈敬夫，获得一某文具店职员的假身份证）。后来，又租到居尔典路一个空房隐居，不料对面一高楼后成为大汉奸周佛海的新居，郑振铎曾受到调查和喧闹干扰，但潜居虎穴之旁近四年”[49]。他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与张咏霓合作全心全力收购中国珍藏本图书，寄给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代为保管，“‘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50]，因此中国在抗战期间还是保存了“‘量’和‘质’两方面确实同样的惊人”的国家图书。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51]这就是抗战时期文化人的文化责任以及文化选择。
1942年8月2日出版的《杂志》9卷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人何处去》[52]的文章。作者提出文化建设问题，认为文化的存在，其本身属于“一个独立的主体”，是“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一环”，它虽然受时代条件的种种影响，但其存在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时代的特殊条件。他就战争不能改变“文化独立存在与其自存发展的意义”，强调了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战争“所发挥的一时领导作用”是暂时的现象，文化的活力不屈服于战争，“战争的威胁无论怎样大，我们最后总能驾驭之并战胜之”。他强调在举世烽火威胁下，在更为艰苦的境遇下，中国文化人应努力发挥文化经营的精神。他提出战争时期中国需要“自己的发言人”，用批判和理解的精神出来发言，以斗争的精神，掌握“发言的领导权”，消除战时文化贫乏现象，积极参与中国民族文化建设。这就是文化工作者战争时期的职责和任务。他所说的发言的含义有三种，“第一以普遍的发言来恢复文化的活力，来推动新的文化建设运动。第二从普遍的发言中建树一种新的文化的领导精神，以之策励中国的复兴，推动人类文明的前进，并求世界和平的早日到临。第三对于正义的信念应始终不变，如何树立正义，从现实的种种变化中，重新考虑方法问题，应该先从文化的观点的发言着手。文化人在动乱的大时代，尤其当祖国遭遇着空前危机之际，应该站在国民之前努力奋斗，树立标识，以领导民族脱离危境，这就是战争时期中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还有一位作者在谈到战争时期文化人的责任时，也说“静默的时候不是静默。它孕育着未来的高潮。在颓废的时候，文艺家应该静静的把握着这个停滞的时代，并且，配合着这个时代文化的整体，批评它，推动它，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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