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上海抗日爱国市民的镇压与分裂活动
除了精神顺化外，日伪政权还通过镇压与收买的“两手”形式，策动上海市民内部分裂。与在其他占领地区一样，他们在上海社会各领域中，先谋求中国“合作者”的帮助，实施“以华制华”的政策。日本曾经操纵“合作者”扶植了伪政权[19]，上海著名的资本家傅莜庵[20]取代1937年12月建立的“大道市政府”，当上了上海市伪政府市长。傅市长在日本特务“梅机关”影佐祯昭的直接指示下，成立了以常玉清为首的汉奸恐怖组织和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七十六号”[21]，在租界内进行惊骇、绑架、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迫害与压制爱国人士的抗日活动。“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收上海黑帮社会的“青帮”和“红帮”的人马来充当成员，不论强盗、小偷、匪徒，只要会打架，会开枪，都一律录用，他们的恶劣手段比早期的汉奸常玉清要高明得多。[22]“恐怖人头案”、“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等教育界人士被刺案”、“茅丽瑛（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被刺案”、“郁华（高二分院刑庭长）被刺案”、“上海中国银行职员被拘捕枪杀案”等惨不忍睹的暴行，其手段使人惊吓失魂。他们还强行征集十余万女性充当慰安妇并设立慰安所。
日伪政权还颁布许多法令，使这样的镇压具有法律的依据。“上海特别市沪西特别警察总署”在上海市的“治安”和“保安”的假名义下，发布了“取缔抗日及反和平报纸”的条例[23]，命令各保安部调查“防范反动分子潜入辖境”、“共党潜入工人团体意图破坏治安”、“潜伏各地扰伤治安之活动情形有密切调查”的公函[24]，用种种理由来监视与逮捕了上海的爱国抗日市民。1941年12月10日颁布了《取缔政治恐怖事件的八项办法》[25]，主要内容为监视和搜查一切抗日活动；如稍有嫌疑即逮捕、审讯与杀害，哪一个地方发生事件，即将该地区全部无定期封锁，严禁任何人进出，“该地区住户代表拘送日本宪兵队，从严惩处”，诱导上海市民间互相监视和举报。(www.xing528.com)
在汪伪政权的资助和鼓励下，成立了许多亲日伪文化团体，作为汪伪政权的御用工具。中国大民会追随汪伪政权，势力迅速扩张，其宗旨为“以提倡国民道德，施行中日亲善，奠定东亚和平，研究今后建国基础，讨论共同携手防共各项方略”，他们为“中日提携，以图东亚之资助兴隆”，“开中日共存共荣之门，为东亚创一新纪元”，而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要帮凶[26]。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于1941年2月1日成立在南京，其宗旨也是“促进联合东亚各民族以求东亚之解放”。中日文化协会于1940年7月28日于南京成立，目的在于“谋求中日两国文化之融贯，以植亲善之基础共同追求大东亚共荣圈”。除此之外，还有中华留日同学会、世界大同会、中国教育建设协会、中国新闻学会、中华报学会、中国作家联谊会、新闻记者公会，以及中德文化协会、国民外交协会、中国妇女慈善学会、庚辰学社、中国工程学会、中国法学会、中国儿童教育协会、江苏文艺协会、华北体育协会、中华国医学会、中国自然科学会、中国合作社、中国电信协会等等[27]，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罗一切伪组织的系统，一方面集合了各系统大批的汉奸分子，同时用以控制各类从业与专业人员，分裂爱国市民队伍。这样的组织化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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