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政权的意识形态宣传与文化政策实施：在说与不说之间

二、日伪政权的意识形态宣传与文化政策实施

这是日伪统治的“两手”：一面是经济物资的统制与政治管制；另一面是通过奴化的文化政策，进行精神意识的控制。

首先是通过汪伪政权推行“和平运动”。“和平运动”主要是进行所谓“心理建设”与“文化沟通”。汪伪政权提出，把“对国民的心理进行根本的改造”作为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的基本方针。伪国民政府行政院专门增设宣传部，以“担负心理建设的使命”。1941年6月2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10]，又连续开办了三期中央宣传讲习班，广招知识青年以及基层政权、团体骨干人员参训，以培养“和运宣传人才”。为了使“心理建设”在社会形成高潮，汪伪政权非常重视“主义、思想、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并要求舆论先导。汪伪宣传部所直接控制的伪新闻统治机构——中央电讯社、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中华电影公司、中华日报社以及中国报业经理处等均为“心理建设”专门制定了宣传实施措施。“和平运动”的文化沟通工作由伪“中日文化协会”负责实施。该委员会由汪伪政权外交部长褚民谊、内政部长陈群、教育部长赵正平、宣传部长林柏生发起组织，于1940年7月成立。上海分会章程第二条规定：“以沟通中日两国之文化融洽双方朝野人士之感情并发扬东方文明以期达到善邻友好之目的为宗旨。”^[11]协会成立后，遵照汪精卫的旨意，积极举办各种文学艺术讲座及演讲，发行和翻译出版各种著作，组织学术的联合研究，举办各种文化展览会，进行图书交换，互派留学生，组织旅行团，放映电影等，以此来研究和宣传“东亚文化”，进行“中日文化沟通”。

1941年11月，汪伪政府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和平运动”过渡到“新国民运动”。这一“新国民运动”在以汪精卫为委员长的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领导下，一直持续开展到汪伪政权的覆灭。按汪伪政权的解释，“新国民运动”是实现东亚联盟的重要形式，两者的关系为：“东亚联盟为新国民运动之必然归趋，而新国民运动则为东亚联盟之具体的实行”，是“东亚联盟运动”对内要求的具体化。因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两个运动便合流了。因此1941年以后，上海的思想教化运动，称“新国民运动”更为合适。

新国民运动分为舆论宣传与组织实施两个阶段。1942年元旦，在“新年团拜会”上，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宣布了《新国民运动纲要》。一个月后，再次发表《新国民运动与精神总动员》^[12]，强制“新国民运动，要注意到每个人，都能将发生增进的力量，组织起来，使成为整个团体的力量”，“每一个国家”要将这些力量组织起来“使成为集团国家的力量”。汪伪“新国民运动”所要树立的“新精神”，实际上就是大亚洲主义理论中所鼓吹的“集团国家共存共荣”思想，无非是让中国人民尽其全力地去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出力。为了灌输“新精神”，以实现“精神总动员”，汪精卫伪政权在政府机关及学校、文化团体中广泛组织了“宣誓”^[13]活动，宣誓者要“誓一致诚恳接受最高领袖之指导，服膺三民主义，励行新国民运动，完成中国革命，实现东亚解放，尽忠竭力贡献一切”。这种宣誓活动从1942年3月11日起，共计有数十万人参加。1942年6月，汪伪政府于南京成立了“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以此为标志，“新国民运动”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华中日伪统治区各系统、各行业、各部门均分别建立了新国民运动的促进团。新国民运动的重点在青少年身上。1942年7月4日，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便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随后，在沦陷区普遍设立了“青年团”和“童子军”机构。^[14]1942年8月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00周年，汪伪行政院宣传部为此专门发出第82号宣传要点，要求各报社、各通讯社、杂志社以及宣传机关刊发，“以增强国人反英之情绪，而其热诚于保卫东亚之努力”。此要点还指出：“英美帝国主义一日不打倒，则中国之独立自由一日不得确保”，“现在友邦发动大东亚战争，正是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之良机，我人应以愤激来表示痛心，应以奋斗来清洗过去之耻辱。”^[15](www.xing528.com)

1943年1月2日在《中华日报》上，汪伪政府积极宣传对英美“参战”，从此新国民运动进入最活跃的年头。汪精卫元旦讲话《今年新国民运动之要点》提出“新国民运动”要更加深刻化、普遍化，要实行精神总动员，以“同安共危，同生共死”的精神与日本协力进行“大东亚革命”。同月汪伪国民党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专门讨论向英美宣战后，如何加强“精神总动员”的“新国民运动”工作。会议提出了在运动中“强化中心势力”，加强党组织及政府官员思想和组织工作的方针。1943年夏天，汪伪政权在南京和上海分别开办了“南京公务人员集训营”以及“上海公务人员集训营”。其训练方法与“中央青年干部学校”一样，重点为“大亚洲主义”的理论学习和对“东亚联盟”及“新国民运动”纲领的领会。随着汪精卫政府的“参战”，沦陷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纳入了所谓“战时轨道”。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都实行了战时体制。“新国民运动”作为思想文化统一的“教化运动”亦必须以服务战争为第一要旨。

1943年6月10日上海市伪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第17次会议中发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16]，基本方针是“动员文化宣传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与友邦日本及东亚各国尽其至善至大之协力，一面促进大东亚战争之完成，一面力谋中国文化之重建与发展，及东亚文化之融合与创造，进而贡献于新秩序之世界文化”，并制定了宣传行动方针，“强化现有关于出版、新闻、著述、广播、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部门的机构，分别组成协会，协会组织完备后，组织统一性单一性的总会，所有协会属于在总会之下，以谋文化宣传体制之整备，强化检查机构对各作品进行严格审查”。为了贯彻此方针，“需邀扬举国一致之战时意识，适应战时的需要，从事于体制之创立，力量之集中，思想之清理，观念之肃正”。《纲要》并提出了战时文化宣传工作的“七个要点”。这七个要点的中心为“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思想”；“扫除阶级战争之毒素思想，发扬中国固有之民族伦理观念”；“革除享乐的颓废的虚无的放任的末流习气”；“纠正盲目排外崇外之错误思想”；“综合国家民族共同意志，发挥全体之创造力”，以造就与日本统治者同心协力的“新国民”。^[17]汪伪政权1943年11月于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宣传会议，“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促进统一，完成大东亚战争”。“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是解放东亚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完成革命，获得独立自主的先决条件，中日同盟是理所当然。”

在我们面前，展现的就是这样一幅统治图景：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沦陷区进行政治操纵和经济的统制，给上海市民造成精神恐怖与不安，战时经济体制掠夺了大量的物资，给上海市民带来饥饿、疾病和死亡；同时，日本又用极大的力量推动“和平运动”，其核心就是要制造与灌输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日本是为了中国的独立自主，为了从英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中国，为了中国的永久和平而战，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战争，共同建设以日本军国主义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实现共存共荣。这种虚假意识形态的目的，显然是要使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合理化，使日本对上海的全面占领道德化，以麻醉与压制上海市民的抗日意识，剥夺其文化抵抗手段，推行文化奴役政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宣传，已由“作战第一主义的宣传报道政策”改变为“掌握民心”、“民心建设”、“新文化建设”的宣传政策，特别是日本在南洋获得暂时胜利以后，在沦陷区的出版发行宣传，更充满了使十亿东亚民族“具有日本式的世界观”的“狂言梦呓”，其诱惑作用是不可低估的。^[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