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曾巧妙地隐藏帝国主义逻辑来传播“文明”，用笑脸绅士般地占领上海形成租界，日本帝国主义则直接用非人道的暴力实行军事统制，并以暴力威胁压抑人心，以实现对上海沦陷区的全面控制。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确保战争物资和控制上海市民日常生活，首先加强了对上海的物资封锁和统制，实行全面军事管理，强行规定租界的工厂和商行都必须与日军或他们的“合作者”打交道，各企业一律并入了日本人控制下的“国策公司”，受其统制。日军1941年12月在《申报》上发表有关重要物资申报登记和调查办法规定，“上海之个人公司与公共团体，如有或保藏附表所载物资，或对于改向物资抱有其他权利，其数量或价格超过所定标准以上者，不拘其国籍如何，应于本月二十五日以前，申报于外滩二四号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内日领事馆出张所。如果有人知道不申报者，应将事实通报于日本宪兵队，如果有违反者，当照军律严重处罚，而通报者当予重赏”[3]。
日本帝国主义的“管理”和“统制”体制导致了上海经济严重的破坏和市场的畸形流动，刺激了通货膨胀，尤其引发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用品价格的膨胀，造成了上海经济大混乱，以致“饿莩盈野……个人的或是合家的望着万寿桥下跳去自杀的人数是加速度地激增着”[4]。日军1942年3月27日宣布从4月1日起重要物资不经许可，一律禁止在上海地区内流通，重要物资包括钢铁、非铁金属、矿石、棉花和棉织品、羊毛和羊毛制品、麻和麻制品、皮革、橡胶和橡胶制品、木材、矿油、煤炭和木炭、工业药品和油漆颜料、油脂和树脂、米麦和粮食、纸张等18大类。这立刻引发上海市场物价狂涨，投机囤积猖獗，1943年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已比1940年高出45倍。[5](www.xing528.com)
在这样的情况下，“金钱竟会在这样奢华都市里失去它占有的势力，有了钱，买不到货物，有了钱不能换得衣食”，“米，煤，油像轻气球般向上升腾。小市民永远在饥饿的梦中挣扎，江海关已敲起人生的丧钟，结束一个繁华市场毁灭的紊乱”[6]，组成了一部沦陷中的“新上海经”。“钞票像从二十四层的高楼上堕下，而百物又是像高楼大厦里的电梯向上开，漫无止境，这样的情况下，难怪有人说：上海滩要坍了，陆沉，干脆说是毁灭。弄堂口的婴尸多了！连到这些‘慈善心’临时冲动的人也不肯再化二角钱买些黄纸烧烧。姜黄的死脸，睁着不会转动的眼珠——那些倒毙在路上的可怜者，向整队列在路上的轧米人，轧煤人，轧油人……投下一个饥寒后便是死亡袭击的警告。”[7]饥饿和疾病带来了大批的死亡，打开当时的报纸，触目皆是战争所带来的生命的毁灭的报道：仅普善山庄一处11月上半月收殓冻死尸体就有成人313具、孩童648具。“近二年来，上海马路上夜间走路，于昏暗电灯光下，往往可以看见人行道上尽是一堆堆黑越越的影子：有的蠢动着，有时会突然伸出触角来向你要钱，可见还是活的；有时呻吟着，已离死不远；有的蜷卧着不动，不知是死是活。走路一个粗心，往往会给这样黑影绊住了脚。这一堆堆的黑影已成为世界上另外的一群动物。”[8]战争的控制使“美丽的彩虹”般的上海变成了“凄凉而悲惨”的灰色都市。
物资的封锁以外，日伪政权还强制上海市民一律申请市民证和随带防疫证，在中国宪兵司令部登记后，他们随时进行查验，违反者会被严重处罚。没有市民证就买不到米、油、煤等生存必需品。还推行保甲制度，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集合若干保为一区，一人出事，全家连坐，一家出事，全甲连坐。日伪警察局指定保长来监视嫌疑市民，调查后要作报告。日军利用保甲制度制造“恐怖事件”，以“保甲连坐”的理由将“顾家弄和药水弄包围封锁一个月多，直至该地段保甲编组完毕，才允许通行”，这其间先后逮捕“数十人”，“打死饿毙病亡达200余人”，还有通过夜间清查户口，任意拘捕刑讯居民。[9]日军向伪政权、特工与社团组织推行强化控制政策，通过这些伪势力执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等各方面侵略政策。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对上海实行了政治经济的全面军事管制，其严密的监视系统使上海成了一个变相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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